當人們思索“如果女人真的與男人平等，為什麼從來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時，會驚愕的發現在偉大的行列之中，女性佔據的位置的確寥寥無幾。 1971年，Linda Nochlin發表了《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一文，提出了這個思考,這對於今天的藝術現狀以及女性的藝術創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現在，我們會發問，女性策展人為什麼是邊緣策展人?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策展人?自1997年，第十屆卡塞爾文獻展以一個女性策展人卡特琳娜·達維特(Catherine David)作為20世紀文獻展的一個總結，標誌著卡塞爾文獻展為代表的當代藝術頂級大展的華麗轉型，更標誌著女性策展人這股新鮮力量高調登陸國際藝壇。即將拉開帷幕的2012光州雙年展聯合藝術總監將由六位年輕亞洲女性策展人組成，這也成為一個獨特的現象，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關於女性策展人的諸多現象，以正視女性策展人的困境以及她們是如何突破這些生存困境的。
從2012年第九屆光州雙年展6位女性策展人現象説起
談及有關策展人的地位和作用時，不論是機構常設策展人還是獨立策展人，對於一個展覽的成功與否，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它關係到整個展覽的藝術水準和最終效果。因此，有時候策展人的地位和作用，是超越了作品創作本身，因為作品的傳達或認知，必須透過展示的策展過程來加以呈現。那麼“女性”策展人在藝術選取的操作過程中，和一般男性策展人將産生何種不同?
即將在9月7號南韓舉辦的第9屆光州雙年展此次選擇了6位來自亞洲的女性策展人作為聯合總監，她們是Sunjung Kim, Mami Kataoka, Carol Yinghua Lu, Nancy Adajania, Wassan Al-Khudhairi,以及Alia Swastika。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策展人全部是女性，而且是一個六個人的集體。上一屆的光州雙年展請了“新博物館(New Museum)”的當紅青年策展人馬西米利亞諾·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擔任第八屆雙年展策展人，上屆雙年展一反傳統的雙年展文化(匯集最當紅、最新銳、最年輕)，致力於呈現一份20至21世紀生命/生活的詳盡的視覺圖譜，有如穿越圖像而生。“這屆雙年展用六個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擁有不同經驗的女性策展人來替代一位男性策展人的工作，這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ICI執行總監Kate Fowle對記者説。
由於這是第一次由六位女性策展人，全部來自亞洲的聚合體的方式，直至當代從事藝術創作的女性，似乎顯得使女性策展人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步入主流與佔據媒體的契機。俗話説“三個女人一台戲”，女性策展人的組合也讓當代藝術這出大戲更加熱鬧。2009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由來自克羅埃西亞的4位女性策展人共同主持，她們是薩格勒布大學的同學，1999年共同組成WHW(What，How and for Whom)小組，專門從事展覽策劃。“女性策展人組合的方式很特別，也讓她們特別容易顯得出眾。”ICI執行總監Kate説。這種組合的辦法立刻就被南韓人效倣。這次2012年的光州雙年展來自亞洲的6位年輕女策展人共同主持：Sunjung Kim現為首爾獨立策展人和南韓國立藝術大學教授，曾在2005年出任第五十一屆威尼斯雙年展南韓館專員並擔任了2010年第六屆首爾國際媒體藝術雙年展覽的藝術總監;片岡美(Mami Kataoka)現為東京森美術館的資深策展人，在1997年至2002年，她是東京Opera City Art畫廊的主要策展人;盧迎華畢業于中山大學英語文學系，曾擔任亞洲藝術文獻庫中國研究員，目前是倫敦frieze藝術雜誌和北京《當代藝術與投資》的特邀編輯，同時為多家國際藝術雜誌、畫冊和出版物撰寫關於當代藝術研究的文章;Nancy Adajania是來自印度孟買的文化理論家、藝術批評家和獨立策展人，同時也是《藝術印度》(Art India)雜誌的主編;Wassan Al-Khudhairi為伊拉克裔，現為阿拉伯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館長，從2010年開始掌管這個新成立的藝術機構，作為策展人她專注于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現當代藝術;Alia Swastika來自雅加達，自2008年以來一直在雅加達方舟畫廊(Art Galerie)工作並擔任2011年第十一屆日惹雙年展(Jogja Biennale XI)策展人。
其實第六屆光州雙年展的時候Sunjung Kim就擔任了策展人，那時候她説：“光州雙年展，作為亞洲的雙年展，在當代國際語境中致力於傳播和重新定位亞洲文化遺産，同時強調它超越傳統亞洲概念的的活力與生機，擺脫狹隘的亞洲中心論或民族主義觀念。此外，光州市也有著把自己作為亞洲文化中心的雄心。光州雙年展，其十年的歷史，為光州和當代文化藝術之間的連接提供了重要的貢獻。雙年展一方面強調地域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它超出了區域的限制，圍繞著世界共同的議題進行著。它希望基於這個思想上，使亞洲成為新的國際當代藝術文化的中心。”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女性策展人，Kim就認識到了東北亞國家通過相似的現代化經歷，分享著同質文化遺産，比如漢字、亞洲傳統繪畫、禪宗哲學、儒學和民族主義。他們致力於建立一個基於不受民族主義束縛的、願接受新思想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共存基礎上的亞洲身份，避免以亞洲為中心和過去式的立場，來誤解亞洲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同質。我們知道共同的視覺觀念通過市際間便捷的資訊渠道連接著亞洲各個國家，光州能超越自身的地域概念，並被置於這種流通和變化之中。現在，面對六位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女性策展人，這種開放和超越的思想依然能夠讓她們互相很好的溝通。
女性策展人金字塔理論説
很有意思的是ICI執行總監Kate Fowle提出一個金字塔理論，“其實女性策展人一直都有，也一直不匱乏。尤其是現在越來越多的雙年展、藝博會、畫廊給她們更多的機會。然而往往在巔峰的還是男性。這很奇怪，就像優秀的藝術家一樣，處在頂峰的往往是男性。即使就在金字塔離頂端的那一段高層的距離，女性策展人發出的聲音很積極很強烈。但是頂尖的光環還是被男性所擁有。最起碼以倫敦的五家頂級的畫廊來説，裏面的策展人都存在這個金字塔現象。那蛇形畫廊今年會有一位女性策展人和小漢斯一起做總監。但是小漢斯的影響，大家都是有目共矚的。”這也許也是女性策展人最大的困境，這讓人不禁想起了法國女強人波伏娃。雖然達維特在歷史上帶給女性策展人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种女性力量從人文學科到藝術領域的傳遞整整遲到了40年，但絕對來勢洶洶，勢不可擋。在這個刻意強調尊重女性的文明世界中，女性不但更加能體現出自身有別於男性和超越男性的特質，而且在某時某地能獲得女性專屬的優越權。女性策展人其實在不斷突破這個瓶頸。
“我開玩笑説我覺得是義大利人發明瞭雙年展，而現在我覺得亞洲人做得更好。這就像亞洲人發明瞭麵條而義大利人將其轉化為某種他們自己的東西。所以如今到了“回收期”。我覺得這種體驗(裝置的品質)非常棒，非常、非常激動人心。”馬西米利亞諾·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曾經説到。在這場光州雙年展中，六位女性策展人尤為讓人關注，日本資深女策展人Mami Kataoka説，這將是一次非常奇妙和有趣的經歷，因為我們六個人中，有經驗豐富的南韓的Sunjung Kim，也有來自中國的非常年輕的盧迎華，我們互相之間的協作首先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碰撞，需要有很多去協調的地方。
“我們的確來自不同的語境，但我們之間更大的差異還是在於個人的立場、對於藝術的認識、各自工作的方向和策展的方式的不同。我們在展覽的準備過程中有很多機會在一起會面、分享、溝通、交流、辯論，尋找工作的共同平臺。我們並沒有嘗試去達成一致，我們相信合作的可能是多樣的，不僅僅只是為了達成一致或共識而工作。我們在多次的見面和會議中決定了我們在一起的方式，它應該使我們每個個體的立場和觀點都可以得到表達和展示。至於為什麼策展人都是女性?那恐怕要問問雙年展的董事會了。”盧迎華説道。
“這次為什麼光州雙年展選擇了六位女策展人呢?我覺得這個現象不是説明女性策展人發展的一個問題，也許是一個偶然。這個情況太特別了。但是這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女性策展人當然有自己的特點，她們敏銳、對作品有自己更獨特和細微的看法。當然，她們的確不容易，社會屬性和分工讓女人顯得特殊，但女人們還是能做許多事情，和男性策展人一樣。至於女性策展人的説法，其實和女性藝術家一樣，人們總是喜歡這樣強調，就使情況複雜化了。”付曉東在接受雅昌藝術網記者採訪時候説到。
其實，這次光州雙年展，每一個策展人都會提出一個主題並且根據自己的主題來選擇藝術家和作品，就此次全部都是女性策展人來説，也許有一個很清楚的歷史觀點，採用一個疏離的方法重新整理藝術作品，如此一來，有些東西，就有出土的機會。或許我們可以從女性策展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反過來梳理藝術史和社會上一個發展的問題。每個人提出的方案不一樣，但是反應的是整個社會共同的問題。
美術展覽史中性別比例懸殊現象
自從70年代以來，由於女權運動的嚴厲質疑與批判，中國社會中積存已久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現象，已有破除。近年來，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教育的普及，女性已不再扮演傳統文化中被動與沉默的角色，但是，長期的父權體制並無法于一夜之間轉變，今日不論是在社會上或學術機構中，仍隱藏著對性別議題“隱形的排斥力量”,在藝術界中，舉一個近期的例子，在一次大型聯展中，有139位近代藝術家的作品被選擇展出，其中僅有五位是女性藝術家，而這五位女性藝術家中，僅有兩位是當代藝術家。這個例子似乎説明，不僅在傳統中國藝術史上的女性藝術家是鳳毛麟角，即便在當代，被青睞的女性藝術家也是少之又少。更何況是女性策展人?
然而，雖然通過主流藝術機構檢驗標準的女性策展人不多，但是在各大學院藝術科系中，女性學生的比例卻高於男性學生，“女性策展人你會看到平時發聲很多，這次未來青年策展人項目也是，你看，大多數女性策展人發言很積極，男性策展人顯得很沉默，但是，在關鍵的時候，仍然是這幾位男性在主流的展館做展覽，在主流的媒體發表言論，比如泰特。”ICI執行總監Kate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説。很有意思的是，這兩項數據下隱藏的意義耐人尋味：這樣的情況説明瞭，“性別”是社會文化的長期建構，其根深蒂固的機制在今日被隱沒于表面的平權之下，社會環境中諸多習以為常的性別偏見及性別刻板印象，無怪乎，女性藝術家甚至女性策展人必須採取一種聚合體式的特展形式，方可獲取展覽和發聲的機會。而這樣的情況可謂中外皆然。
查看西方女性策展人的歷史，有這樣一段令人玩味的談話：“直到1970年，我才真正意識和懂得，在政治立場上女人必須成為女人，現在我不再寫太多有關藝術方面的文章了，在1970年時，我就已經不太想寫太多藝術方面的文章了，之後的那十年，我專注于寫作女性方面的文章，因為，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享有在藝術界的一切。但是在當時，女性完全是被忽略的，只有少數女性藝術家受到注意，一般而言，很少有報導女性的文章，女性藝術家的展覽也很少，而且她們不受尊重。但女性主義改變了我的一生，對我來説，那是非常美好的十年，我從未後悔過。”
“談及女性策展人所處理的議題，有人批評道對於歷史背景的演變參與程度過低，但從另一角度來講，女性美學的品味實際上和男性的美學標準本就有差，這不管你愛或不愛，女性的生理機能、性格養成原本就不同於男性，再加上女性在成長的環境中，哪怕是玩具或者是生活用品，都在不同於男性的系統中長大，以往女性被迫需臣服於男性美學之下，被追用男性美學標準去看，因而當女性主義崛起後，很自然的就會出現女性策展人，以代表女性美學的立場來挑選展出的作品，而這個立場亦不能被男性所取代的。”台灣女性策展人陸蓉之曾經説過。
當被問到列舉中國的女性策展人在國際上的影響的時候，ICI的執行總監Kate説到，“中國的女性策展人嗎?陸蓉之?不對，她是台灣的。嗯，郭曉彥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女性策展人。她很會處理和思考問題。其他的我不是很了解。”這還是説明瞭女性策展人的力量仍然很微弱。
女性策展人的困境及突破
學院的情況是女性在求學階段往往比例較大，在畢業之後變為職業藝術家或者策展人的深層研究上顯得比例縮小。回顧一下歷史，女性藝術家大多生長在藝術氛圍優渥的家庭之中，方可獲得學習藝術的機會，而除卻出身於藝術家庭身份的女性藝術家們，載入史冊的亦有不少為青樓名妓，中國的娼妓文化自唐代以後形成，由於對中國的騷人墨客而言，尋芳問柳是一件尋常雅事。相對地，要成為名妓，詩文書畫便成為吸引尋歡騷客的重要必備技藝，也就塑造了中國藝術史上女性藝術家的一個特殊群族，即為陸蓉之稱之為“社交名媛”的名妓女性藝術家。這些背景特殊的中國女性藝術家，雖然有幸進入史冊，然而其娼妓身份，説明瞭女性在中國社會中的悲憫位置。再換一個立場來看，學習藝術對於這群身份低下的女性藝術家而言，主要目的並非為餘興消遣，而是為了提高自身地位，謀取營生的手段。現在雖然女性地位提升了，但是仍舊無法脫離女性的社會屬性。
從女性策展人的職業生涯發展限制困境來看，人們生活角色往往會受到性別認同與角色刻板化的影響。例如，在大多數的社會環境中，被規劃為具有自主性、主導性與目標導向的有薪工作，往往被認為是屬於男性的工作世界，而強調情緒、撫育、持家等特質的工作，往往被視為是屬於女性的工作世界。顯然，女性的工作往往以其配偶的生涯發展為核心，因而未能自己發展個人的生涯和晉陞。另一方面，基於社會期許下，女性被迫承擔更多照顧家庭的責任，洗衣、做飯、帶孩子等等。然而藝術創作的議題若是放置於女性藝術創作的脈絡之下，亟需長時間和大量體力、金錢、空間等投注，對應注重家庭環境維持、負責教養小孩的女性而言，這種訴求重點簡直大相庭徑。另一方面，有的創作的操作類型，也往往呈現不適宜女性從事的論調，無形中，也弱化了女性從事創作的媒材選擇，也呼應了上述的困境的性別上的刻板印象，對於女性策展和藝術創作所産生的諸多隱性的限制。
所以説女性策展人的困境的突破還是一個需要被重視和不斷關注的話題，現階段仍需要政策來保護女性策展人，以增加她們發聲的機會，其次，在未來應該追求性別平等的美術館策展機制。
似乎看起來女性策展人面臨很多困境，然而在採訪ICI執行總監Kate Fowle的時候，她本身作為一位女性策展人，絲毫不受女性身份的制約，並且質問道：“女性策展人和男性策展人有什麼區別?”並且她認為“達維特在我看來不是女人，不是女性策展人。這種身份太特別了，但是我也屬於這種特別的身份，我也是女性，所以我並不認為女性策展人有什麼特別的!”當然，成為一個女性策展人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多東西，Kate一本正經地開玩笑道：“你看，做一個女性策展人，尤其是ICI的執行總監，我現在的狀態是單身，NO KIDS, NO HUSBAN!你知道，還是需要犧牲很多東西的。”
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女性策展人似乎在國際重要的展覽中叱吒風雲。但是她們真的是存在困境並且在某些地方無法去突破那種瓶頸的。大多數女性策展人仍舊希望在未來，美術館能為女性策展人真正提供一扇性別平等之窗，女性策展人能真正的發出更廣泛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