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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偉 連接 多媒體劇場 2006
對我來説，首先是如何理解“跨界”? 跨界的理由?它應該是在一種知識整合的背景下展開的，比如，我在1990年代的時候，開始懷疑使用某種單一的知識系統所産生的可能性?以及它的極限?我開始嘗試去了解我所不熟悉的知識,以及其他被我們慣常排斥在藝術認知以外的世界。然後我發覺，如果藝術只是人類全部知識的其中之一，那為什麼不可以反過來想：我們可不可以用人類全部的知識來做藝術，或者是來思考藝術？其實概念藝術也是在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個層面來談，我們自然會談到“知識共同體”，會談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不確定性原理”），它從一個物理學的意義上，顛覆了這個世界。它認為，建立這個物質世界的基礎的原子，當我們要觀察到原子的時候必須要通過光，實際上，當我們用光來觀察原子的時候，這個原子已經不在它本來的位置了。也就是説，我們得到的最初的這種確定性的基礎，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不確定的。義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認為，圍繞著任何一個事物都是一部百科全書。也就是説，我們用什麼樣的知識或者使用某一種知識來解讀這個世界時，這個世界還有若干個可能。而這種可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你只選擇了任意的其中之一來闡述這個事物；第二，你是否可以更多地展示圍繞著這個事物的各種關係。這裡還有眾多的例子，像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lt Brecht）認為，我們是否可以把要説的和需要表達的之間做一個間離效果，這就涉及到具體的概念。我只舉了幾個簡單的例子，其實在我“跨界”之前，有個很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無法用任何物理化的方式來紀錄。
第二，技術層面。不同的知識和經驗是否可以有一個圍繞著它本身的技術系統？這個技術系統隨著知識整合，是否也同時可以産生一種技術整合？我認為跨界不是簡單地“放下手中的活去幹另一個活”或是“放下畫筆去做裝置”、或“戲劇導演在電影裏當演員”，這些只是角色的轉換，而“跨界”實際上是要産生一種新的關係。它是否能形成一個以前我們用單一的知識和經驗無法展開的現象或一個可以被感知的對象，才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做的第一件Video作品是《生産》，現在仍有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叫做“生産”。 當時我是受到布爾迪厄（Berdio）的影響，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他認為話語是在一種綜合的關係中形成的。包括場域、交流及習性，我覺得這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方法去建立作品？ 我想實驗的是，藝術家生産作品的過程和這個作品如何在生産當中被生産。比如説，那時候用Video做作品已經很“前衛”了，如果我這麼做，我可能會獲得一個Video藝術家的身份，可以獲得一個藝術史很正確的位置。但實際上，我完全對西方的主流Video表示懷疑，它僅僅是工具意義上的進步，它需要你自已的理解方式，包括懷疑它。你在使用這個材料的時候，應當同時對它保持足夠的距離。所以我當時把一個社會調查、人類學考察和一種特殊的製作Video的方式混合起來。我需要的是某種不確定的方法。
而我最具實驗的作品應該是《文件》。我試圖用全部的科學知識去建立一個新的認知系統，使用不同的經驗去接近我們認為只能用視覺達到的目標，比如用邏輯學、科學建模方法來建構藝術作品？以及我們對不同文本的閱讀知識，是不是也可以構成去識別某個對象的途徑？我把所有關於藝術史的經驗排除在外。開始嘗試使用知識整合的方法去改變原有的思維方式。
從九十年代開始，我開始將這種方法與不同的空間和不同的技術之間作一個整合。在此之前，我的實驗方向基本把跟藝術有關的經驗排斥在系統之外。從布爾迪厄那裏我學到了另一種思維方式，既從關係的角度去思考。所謂的“關係”意味著它不再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比如新與舊、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感性與理性，我覺得我們這種二元對立帶來了一種非常狹隘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方式，會影響我們對不確定事件在方法論意義上的改造。
《劇場》是針對傳統媒介和傳統空間的新嘗試。劇場是一個空間概念，然後是它的公共性，二者産生了一個重疊的空間，同時它提供了一個更綜合的實驗平臺，從而構成一種新的可能性的基礎。其實我覺得跨界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就是“重疊”，不是“替代”。不是説我們對1很仇恨，用2來替代它，這是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我想説的是1、2、3、4都在的話，我們就獲得了一種關係的現場，這是我感興趣的。所以説當你有4的時候，1還在。這就是一種關聯的思維方式。劇場首先是如何産生一個更具關聯的空間，因為我覺得當代藝術跟現代藝術最大的區別是，它不是一個線性意義上的革命，而是一種對思維方式的挑戰。比如説在《劇場》裏面，我並不排斥傳統的構成劇場的手段。可能到目前為止，很多當代藝術家都沒有接觸到構成劇場傳統的所有手段：包括對演員的理解、對身體的使用方式、技術系統的掌握。有時候我們對一個事物進行覆蓋是很容易的，這意味著你僅僅用自己擁有的東西來替代其他你不了解的事情。但“關聯”所強調的是，你在這個過程中只是一部分，你反對的和你擁護的所有觀點都應該在場，這是我的做法，它不是階級鬥爭，不是貧農打倒地主是對。自己當惡霸地主。你永遠把自己放在整個關係中的一個位置上。這個觀念是綜合的。因為任何一個事物的正確和錯誤，都依賴於它所處的關聯。一個事物也許在一個關係中是正確的，但是不能作為真理，因為它也許在另一個關係中是錯誤的。這不單是對藝術的看法，同樣是我對政治、社會和對事物的看法。
我很少使用“新媒體”這個概念，因為人類的進步永遠在産生新的媒體，我們不能把人類的自然屬性作為一個藝術命名，它只是一個功能意義上的進步，不能把某種功能變成本質。這也是跨界要理解的一個概念：它不是不斷地給新技術命名以此來獲利。我們對“新”要有一種警惕。
我更願意説跨學科而不是跨界，它應該是一種知識綜合的狀態，就是你可能會成為你作品的敵人，這樣的話，你就會保持某種緊張，會産生相互之間的懷疑，它讓你的工作不會一邊倒，讓你始終保持著質疑的態度，它也許正好是對你所擁有的東西的一種否定。如果失去對你自身的參照維度，你會總是選擇適應你的某種方法，你會總是在自己熟悉的陷阱裏。
另外，跨學科不是量的問題。不能讓觀眾因為你技術的複雜，就認定這個藝術家的作品是多麼偉大。我的作品有時也許是多媒介的、有時也許就是單一的媒介。並非我們把事情弄得越複雜，關係就越複雜。有些事物的複雜性只在於我們知識到達的位置，而不是事物的數量。我們始終不可能用一種很準確的方式到達這個位置，它就變得複雜。而且它不是用物質性堆砌出來的，這很重要。另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藝術家所理解的不確定性，不是搞不清楚，實際上是在把握作品的最佳位置。比如説《劇場》，我不會在完全沒有這种經驗的情況下，説要顛覆這种經驗。這時候的自由是很廉價的。這件事情我還沒做，我就開始顛覆它了。這只是藝術家的一個個人的解釋，它會傳達出一個很錯誤的資訊，就是你的解釋系統如果足夠強大，你幹什麼事情都有道理。我覺得跨界不應成為一種詭辯的藉口。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哲學一個有趣的觀點，“結果先於原因”，就是先把事情做出來然後再來解釋它，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方向——解釋系統的功利化，讓你使用的知識變得廉價，同時使你的工作以跨界的名義，讓事實變得廉價。
我在産生作品的整個過程中，都保持了某種不確定性。我覺得不確定性才是最吸引人的。我們的教育始終把不確定性的經驗和知識排斥在外，但是我覺得藝術，包括傳統藝術的閱讀，不確定性經驗的使用是很重要的，藝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解決所有單一的知識都不可能到達的時候，可以使用某種綜合同時是不確定性知識去理解的一種方式。當然我並沒有炫耀藝術好像優於其他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也許會提供另外一種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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