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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説“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平行展、週邊展什麼的——這樣的話題，相信很多人已覺有點不合時宜了——除非某一屆、某個人、某一件證實做得真的好。是的，人們如此的心態成熟，確實因就“時宜”，僅就專業範疇本身，比如：近幾屆的表現及熱議，一方面誰都知道決定權如果僅僅落到官方主導、某一策展人主導這一步，意味著諸如“學術民主”等諸關鍵因素不可解，於是有了懶得再説的放棄心態，另一方面當代藝術發展之“停滯感”也已持續有年，提供不了新血液，若“行政”、“權力圈”選擇又可能恰好(起碼擔憂)選了較不好的，信任感跟著落空；威尼斯雙年展已泛化，更亦商演化，宛如“威尼斯旅遊推廣年”，場租、製作、運輸等費換算下來，幫別人展演的感覺多過展演自己，價值比或者還不如在國內多商演幾回；當代藝術近30年發展過來，又逢全球化時機，該見的世面基本都見過了，或不再缺這多一次少一次；人們早已多經藝術市場歷練，夯實了價值認識的基礎，不再輕易受某次展覽的加魅所迷惑，藝術家再難通過去趟威尼斯複製當年市場“偶像”、“神話”打造程式；現在倒有點像是進入了世界期待“中國買家”的時代，那個期待“外人”、“外賣”、“外審”、“外宣”的時代一去不返了。
但專業範疇的“時宜”背後，實有更關鍵的“時勢”：對威尼斯雙年展關注興趣的減弱，雖然也因藝術、藝術界不爭氣，但更因人們的熱情與時俱進轉移到國內更寬廣的問題和領域。近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對中國的“評估”，可算是對這個“時勢”的提示：過去20年，同其他金磚國家一樣，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史無前例，但目前存在收入差距擴大和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平等現象也在擴大，人類發展指數還處於全球中等偏下水準——2012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名列全球第101位，低於每人平均國民收入11位。如此嚴峻的發展形勢，對那些做著趕超“中國夢”的人正好提個醒。具體到藝術界來，近20年同樣“速度和規模史無前例”，當代藝術當再難續前幾十年曾經的神話光芒、偶像光環，人們開始往低處、問題處著眼：少數風光畫廊之外是多數苦苦堅持的畫廊，少數明星級藝術家富豪之外是多數生活無著的藝術家，體制內的安逸、安養之外是艱難度日的拼搏……藝術教育情形可疑、藝術市場機制待順、行政監管施計繁亂……文交所事件、偷漏稅事件、造假事件、假拍事件、藝術園區建建拆拆事件、貧困藝術家病無所治事件……。這一切，是發展模式轉型、財富分配、公平正義、法治規範等宏大“時勢”下藝術界活脫脫的對應；但更主要是，這一切，又已細化為藝術家、批評家、策展人、畫廊主、經紀人等等從業者的無統一標準答案的關注點和思考源，誰都可能、可以是“時勢”下的主人或一員——還造“國家(館)英雄”？既往矣！
藝術界如果還想讓80年代、90年代的神光迴光返照，還想重現如當年那種“朦朧詩”朦朧旁眾的神功，實在就忽略了祛魅時代的真義。祛魅“威尼斯”，祛魅藝術，之後，它們還值不值繼續期待？那或就小如最近大家關心的“行政命任的北大校長值不值得期待”、大如“新一屆政治領導如何值得大家期待”的問題一樣，或者，提問的人無解，而是“暫且”待解：打倒四人幫、開啟市場門之後，促使泛眾化、個體化時代“時勢”改變的力量聚積于何處、發力於何時？
但祛魅是要還真，每個人的態度不應該滿足於“或者”、“待解”——既然政治開局都是從“約法三章”開始且細化出“工作規則”了。那麼，藝術界的約法三章和工作規則在哪呢？上面言及的藝術界對應著的糾纏“時勢”，用什麼對應的實際行動解亂麻順方向？近日，體制系統內又開始傳送新一屆全國美展備展資訊了，多年以來，這個展覽已經成為體制內“學術鑒定”的權威，是職稱、級別評定的通行路徑之一，但正因為它的“體制內”性質，成了藝術院校、美協、畫院等體制機構的“歡場”，使它在市場、民間自由交流年代失去了計劃經濟年代所聚積起來的魅力，不再在當下藝術界獲得學術肯定和關注。但是，説實話，從展覽篩選機制上考察，儘管它的程式顯得過分“官樣”、“行政”，畢竟還是有一紙成文的、公開的展覽制度設計。而比如威尼斯雙年展，這麼多年來在國內竟然還沒有形之可見的透明、公開的展覽制度，倒是反覆製造暗箱操作、圈子化利益輸送迷幻，製造各種自相矛盾疑惑：是國家館，是不是就直接選送美術學院院長，管他是個老掉牙；既是國家行為，為什麼又或要藝術家分擔參展經費，是不是藝術家水準不夠底氣不足需錢、物補償；即使是國家行為，畢竟又是藝術的學術，為什麼是現在的“學術組織”方式，為什麼不是美協理論委員會、批評家協會、藝術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宋莊藝術發展委員會等等組織來擔當“學術篩選”，若權力真落到這些組織的頭上，它們真又具備了“學術民主”的運轉機制了否；是否有評選委員會、顧問委員會，都是些什麼人，怎麼證明他們的學術地位、資格；代表“中國”，是“明星”代表還是“藝術”代表；你説是民間非盈利，為什麼卻又收作品或至收錢；什麼背景的民間人士、社會組織、市場公司在做；民間是不是就無須同心協力、溝通有無、精簡隊伍、避免浪費……林林總總，這類那類的標準、規則，為什麼不是透明、公開的、可以監督的，你我也想評估風險、得失，你我也想知道、想參與，怎麼辦；等等。對此，關聯藝術家也很會利用迷惑造勢、宣傳，我就親見某受邀選送一件作品參加平行展的藝術家在學術雜誌上發表自己作品，並被頭版頭條宣傳為“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藝術家”，而其實該作品不過是一件“商業娛樂”式作品，無甚學術價值；現在專業網站上也常見有人宣傳自己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藝術家”；估計往後會在更多場合看到書寫自己是“威尼斯參展藝術家”的簡歷。由此及開，當代藝術界很多公開的大型展覽、活動，“制度文化”嚴重缺如，僅僅考察一個威尼斯年展活動，中國當代藝術界趕這趟“國際化”潮流，像極這些年國內亂哄哄、急衝衝的“城市化”醜相，宛如一個“爭地盤的江湖”：你帶你的明星去威風，好，我的團隊這就亮相啦……。如此情景所現，有些人是真關心了“中國”、“中國人”、“中國藝術”——這些或在威尼斯被“放大”的名義——還是關心了別的什麼，還真真不知道。
作為人類生産活動之一部分的藝術活動，毫無疑問，同樣涉及信仰、市場、法治等幾大社會文明子系統，藝術作為一種創造性生産勞動，它更應該為這幾大體系留下好的文明積澱。收集藝術作品、組織藝術家參加藝術活動，可以是乃至當然是——如果不實際上是或標榜是“非盈利”的話——一種“市場行為”，盈利、自私自利可以理解，甚至這是市場的本性，於是，這就需要制度、規則出場展開法治以限制可能“惡的本性”，以建設制度文明，而只有制度文明保證之下，所謂“藝術是一種宗教”所生産的信仰、道德才會保真保質，這樣的藝術生産流程，真正的藝術的才可能被選中和出場，還原文化藝術作為精神性生産活動的本性本義；以國家、政府名義而非市場運作的，更是需要這樣的公信保證了。藝術不在於是否在威尼斯，而在於是否是好展覽、好藝術家、好作品。要讓藝術回歸近幾年大家所共識的“中國境遇”、“中國問題”，不是整天去撩撥宏大的“國性”、“族情”，搬弄幾樣民族、地域“符號”，要面對具體而微的境遇和“時勢”，要公正地面對藝術，藝術可為，你可為，我可為，你我要真拿出意願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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