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護文物古建的種種努力，不“鬧出點動靜”，就難以得到上級和社會的關注和尊重。於是，最經不起折騰的文物古建，最受折騰。
最近，演員成龍在微網志上表示，擬把自己收藏的4棟徽派古建築捐贈給新加坡。一時間，輿論譁然：嘆息古建築多難者有之，贊同其為文化交流者有之，盼望其能留在國內者有之，責備成龍“不愛國”者有之，質疑文物外流涉嫌違法者亦有之……
就此，成龍回應説，自己不會做犯法的事，更不會做對不起民族的事。徽派建築的老家黃山市則表示，希望成龍能把古民居捐給徽派古建築的故鄉，當地願意提供最好的地塊、技術最精湛的工匠和相關經費支援。
古建築“外捐”風波紛擾，這映照出公眾文物保護意識的覺醒。在媒體關注下，這些古建築或許會有一個較為圓滿的結局。但是，近些年，古建築“外捐”暴露出的三十年文保欠賬必須反思，警示無法回避。
改革開放之初，經濟浪潮之下，我們有過“無視”文保的慘痛教訓：推土機的隆隆聲中，一片片被認為“破爛不堪”“毫無價值”的古建築化成廢墟，施工架的起起落落中，一個個雖然灰頭土臉卻古韻深藏的老城換上“千城一面”的新顏……
當時，也是國內外“有文物眼光”者在中華大地上淘金的黃金時代，行走鄉野山間，甚至靠一點輕工業品，就能換走老鄉家裏的罕見古玩意。缺乏法律制約，小至古梳、大至古樓，不少寶貝正大光明地流向海外。
我們不能苛求在經濟貧乏之處為生活奮力打拼的人們，沒有意識到凝結著文化歷史價值的老東西的可貴；我們也不能充滿道德優越感地指責為經濟發展殫精竭慮的地方政府，在百廢待興之際，沒有為文物保護放慢步伐。
正因此，我們更深深感激那些以自身努力，保護了每一座古城、每一條古街、每一座四合院的文物保護先驅者，並向其遠見卓識致敬。
如今，經濟發展，歲月變遷，公眾和政府的文保意識正逐步跟上先驅者的步伐。文物古建的所有者“敝帚自珍”自不待言，社會公眾也對看似“與己無關”的文物古建而鼓與呼。官方的文保理念也逐步從單個的文物、文物保護單位擴展到文化街區、歷史文化名城。
可是，歷史總是螺旋形上升。時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主政者從政績考核出發，把文化保護看作“錦上添花”的“花錢”事，一旦遇到經濟需要，還是不由分説地要求讓路。儘管國家關於文物保護的立法日趨完善，仍難以阻擋各地破壞文物的新聞頻出。
更為與時俱進的現象則是，一些地方將文物保護在內的“文化”視為發展經濟的平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甚至無視文物保護的自身規律，以發展文化産業為名，對當地的文化資源、文物古跡大肆塗抹、胡亂折騰。這也就有了爭奪“西門慶故居”的滑稽戲，有了“拆真寶貝，建假古董”的鬧劇。
於是，一處處頗有價值的文物古建，往往只有成為新聞熱點，才能引發重視，受到應有的保護。而地方政府保護文物古建的種種努力，不“鬧出點動靜”，就難以得到上級和社會的關注和尊重。於是，最經不起折騰的文物古建，最受折騰。“成龍捐樓”新聞火熱背後，文物保護的真實境遇之悲涼，正在於此。也因此，甚至導致公眾産生“好東西還不如放在國外”的激憤和無奈。
如此種種，無非是把文物當做了普通的經濟發展資源，而沒有正視“文之為文”對於一個民族、國家的真正價值。政府理應反思，怎樣的考核機制才能為文物保護撐起一桿真正的保護傘？一條條文保的法律紅線，如何能扼制住非理性決策的衝動？公眾也應思考，自己在圍觀新聞激昂評點之外，能為文物保護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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