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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附屬”團體Arts & Labor近日在Housing Works Bookstore Cafe組織了一次紐約藝術評論家的座談會，討論了藝術批評的工作。《Village Voice》與《紐約時報》的評論家Martha Schwendener以問題“什麼是寫作的勞動?”開始了這場“圓桌會議”。她與Arts & Labor的組員提出了一次對藝術批評家的工作狀態的討論;藝術批評家們試圖消除某些最普遍的謠言，而Martha Schwendener則把這些謠言定為力量、權威和誘惑。接著她向座談小組們提出了寫作如何演變成藝術評論的問題。
《Artinfo》的執行編輯Ben Davis並不贊同將他吸引到藝術評論上的東西只是純粹的謊言。他首次提及同為此次討論小組成員的 Walter Robinson曾經建議他不要做藝術評論家。Ben Davis還承認希望有人曾告訴過他關於這一職業的經濟方面的事實，但他不同意Martha Schwendener所認為的藝術評論的誘惑就是一個謊言。他很快地指出在美國報酬最高的十種工作應該是那些傾向於“扼殺靈魂”的職業，比如“推銷員”。他爭論説：“正因為批評的艱難，所以它是某種你會相信的東西。”
來自《Village Voice》的評論家Christian Viveros-Faune提到儘管他是無意識地進入到了寫作這個行業中，但他仍然支援Ben Davis的觀點。“推銷員就像是藝術經銷商一樣。”他還補充説做評論家向他提供了一次“不需要必要的技巧就能盡可能地接近藝術家”的機會。接著Christian Viveros-Faune提出了兩個可以討論的議題：Steve Lambert與Steve Duncombe寫給那些評論了政治藝術的批評家的公開信，以及Sarah Thornton最近辭去了藝術市場評論工作的新聞。
藝術家兼作家Mira Schor直截了當地發言説：“我不認為我是一個批評家。我想説一些之前從來沒有人説過的東西。”她表示她是出於政治原因才進入到藝術寫作這個領域中的，而且她“是為了各種想法而寫，不是為了市場而寫”——她選擇了自己的目的和基礎。她同時還討論了不同的寫作速度，將其花兩年時間來為《 A Decade of Negative Thinking》作序與很快地發表一些部落格文章做了對比。她暗示稱時事性與及時性是她作為一名作家的産物的因素。
來自《紐約時報》的Ken Johnson承認以評論家的身份為生這樣的想法看起來並不可行，但是當他在奧爾巴尼寫批評文章時，他説：“人們注意到了我是有天份的。他們可不會這樣看待我的藝術。”他同時還將以寫評論文章為主要的收入來源這種情況描述為開始受職業控制的一個方面。前任《Artnet》雜誌編輯的Walter Robinson肯定了他的這個觀點，並稱雖然人們也許會相信自由意志，但它根本就是一個錯覺。
《Art Fag City》的創始人Paddy Johnson表示自己曾做過藝術界裏其他類型的工作，但它們都教會了她“讓自己看起來比實際懂得更多”。她解釋説做一名藝術評論家需要“在公共場所中學習”：作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東西是能夠表達一個觀點並且闡明為什麼你會堅持這個觀點。來自《Creative Time Reports》的Kareem Estefan雖然是一名音樂評論家，但他也曾經學習過藝術評論方面的東西。他將自己的創作方式描述為“首先搞清楚範圍，然後再找到入口”。對他來説，“藝術評論變成了一個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空間，”這與其他類型的報道、寫作是不一樣的。他也是第一個指出評論家的高級職位與全職工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的人，“似乎自由職業成了唯一的可能性，”這與兼職教授的情況類似。
Walter Robinson則稱自己算是某種意義上的藝術評論家。雜誌向數字化媒介的過渡“讓他變成了一位明星”，然而“後來他們卻關掉了雜誌”。Walter Robinson將談話內容帶回到了Sara Thornton的辭職上，稱讚她“聰明、真實、敏銳、深刻”，但自己卻並不同意她的決定。他認為如果將藝術市場比作一場戲劇，那麼對它的報道就像是在寫一篇關於明星的新聞並以此來發揮作用。他批評Sara Thornton並沒能深入地分析市場的社會-經濟條件，同時對藝術評論在這個選舉季沒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感到惋惜，而這種惋惜更加放開了這次座談會。
隨後人們的討論轉向了選舉政治。Ken Johnson回應稱公然地表明政治立場會帶來麻煩。他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去説服在座各位改變其根深蒂固的觀點，而他對聆聽其他評論家的想法也沒有興趣。之後他指出自己持有反對毒品戰爭的強烈的政治立場，然而這需要讀者從他的文字中去“破譯”。
在提及Steve Lambert與Steve Duncombe的公開信時，Martha Schwendener表示自己曾與Steve Lambert談過關於第二人稱的使用以及代表所有評論家這一問題本質。她回到了關於她開始進入藝術評論界時的問題，並且將其描述為是一個讓她了解了自己更擅長解釋藝術而不是實踐藝術史的過程。她説：“主流的藝術評論提供了一批與我在《October》工作時的不同的觀眾，這似乎限制了我去交流的能力。”
“政治化的評論很棒，”Ben Davis説。然而“你不得不寫到環境，而環境往往都是政治的。”Mira Schor提到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模型，並補充説她曾經從政治角度分析過畫廊規模越來越大的情況，這反映了收入不平衡等更廣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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