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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冀盼
若我們先著眼「以攝影作為基礎的作品」，在日本中不乏嶄新表現，例如去年在伊豆照片博物館(Izu Photo Museum)展出個展的木村友紀(Yuki Kimura)、今年參加「橫濱參年展」(Yokohama Triennale)的田口和奈(Kazuna Taguchi)。但若是森山大道、中平卓馬、深瀨昌久(Masahisa Fukase)之攝影本身路線，或2000年後蜷川實花令人窒息的過剩色彩，近來卻難見繼承或超越者，僅看到因應藝術與出版市場而孕生出可消費的影像作品。在此，筆者想借用丹托(Arthur C. Danto)在《在藝術終結之後》裡的概念：藝術是針對藝術的本質進行思考，不論這種思考是以藝術形式進行，並於其中將藝術視為自我指涉或作為範例的對象，或以真實的哲學形式進行—若我們將攝影視為等同藝術且獨立於藝術的一門類別，並等待它的新一次蛻變，那我們應該期待貫通當代藝術史、攝影史與哲學的攝影家出現。在西方，埃斯裏奇(Roe Ethridge)、拉斯瑞(Elad Lassry)的出現已經宣告新攝影的來臨，他們推翻了製造一個完結影像的必要，締造了一種既非常攝影又非常不攝影的兩面，讓我們再也無法用既有判斷來界定(做為創作的)攝影。
同樣借用丹托(Arthur Danto)的論點：攝影其實已經摧毀藝術以繪畫為尊的定律，某些時候，我們甚至可以確定攝影戰勝了繪畫，用它與現實世界之間非常弔詭的關係。攝影現在所受的威脅，是影像曖昧的擴張。去年年底，攝影家鈴木理策(Risaku Suzuki)、鷹野隆大(Ryudai Takano)、松江泰治(Taiji Matsue)，評論家清水穣(Minoru Shimuzu)、倉石信乃(Shino Kuraishi)發表「寫真分離派宣言」與展覽，在印刷逐漸為數位網路、攝影逐漸為流動與合成影像取代之際，身為以底片拍攝、了解攝影行為真諦的最後一世代攝影家與評論家，再次提倡直接攝影的可能性。「寫真分離派宣言」提出的幾乎是多數攝影家憂心的未來，也是所有銀鹽攝影擁護者支援的論調，認為唯有直接攝影的瞬間美學才能讓攝影保持居繪畫之上的優越地位。筆者認為，類似寫真分離派宣言對攝影的記錄性與機械性的強調在21世紀非常重要，但更不能忽視數位技術與影像傳播編輯的改變所帶來新的「攝影的」的東西，因為事實上，「攝影的」已經橫斷出現在所有媒材上，重點是攝影家如何消化、挪用，而這將是新的攝影誕生的關鍵。這也是埃斯裏奇、拉斯瑞、甚至魯比(Sterling Ruby)的作品如此有趣且深刻的垣因。此外，既然攝影是液體的、化學的側面，而攝影提出的影像是視覺的、符號的側面，在影像正無盡擴張的時刻，更正視影像探討的攝影或創作是必要的，近期阿姆斯特丹的安娜葛林畫廊(annet gelink gallery)以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論述為提名的群展「影像的兩種版本」便是探討影像與物體間的空間，綜合攝影、繪畫、錄影、雕塑的有趣展覽。
另一方面，2009年左右美國興起抽象攝影風潮，眾多展覽與著作都將抽象視為攝影的終極目地與表現。抽象攝影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將攝影作為圖像，一是強調攝影作為物體的存在性，這兩個曾在20世紀攝影美學中不被認可的手段，在今日以為攝影即將被數位控制的憂心下，成為了彰顯攝影本質的條件。其中筆者特別關心攝影作為物體的存在性，也就是攝影的物質性，這不單指攝影與物質的關係，更是如何在攝影的圖像中體現「攝影的存在」。貝西蒂(Walead Beshty)是這類表現的代表，他堅持強調攝影顯著的物質存在性，認為任何對圖片和材料之間的劃分都是沒必要的，他的創作就是將感光的紙基摺疊、切割、捲曲後曝光，由材料定義了圖片的幾何。物質性可以看作對攝影的回溯，因為抽象與物影攝影(photogram)都是攝影技術在發明時期受到關注的，尤其是暗房作業中的身體行為以及物質的記錄性，也就是説，這些物質性企圖展現的是其中投入的行為與勞動。近來在紐約團隊畫廊(Team Gallery)所展出的柯保(Josh Kolbo)，或是巴黎派若丁畫廊(Galerie Perrotin)策畫的「處理(中)」(Process〈ing〉)群展，説明類似趨勢在西方沒有消煺。日本尚未出現此類表現，但是小山泰介不斷表面化的「抽象的」攝影卻非常值得關切。
現在，攝影在藝術界與真實世界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們已很難嘗到「欣賞攝影」的興奮，大量影像生産讓攝影創作者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民主與普及化帶來過多雷同影像。新的攝影家(攝影藝術家)除了在繼續使用攝影的記錄本質提出超越性的視覺力度，還必須貫通藝術史、攝影史、哲學，從攝影家行為貫徹當代藝術的脈絡，筆者認為，這才是攝影家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比繪畫或其他藝術創作者更為艱難，且往往更不易受人理解。1968年，挑釁成員岡田隆彥(Takahiko Okada)在《美術手帖》12月號發表〈虛像是為了促使行為〉一文：「所以作為行為者的攝影家，除了要確認自己意志的堅固，也又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攝影記錄歷史的特性，其實不正是一種感情的偷偷調換嗎?……攝影家不應再被影像是要直接被理解的偏見所誤導，不要再認為用言語表述、或具有複雜文脈的展開是攝影的劣等表現。」這段寫給攝影者的建言，今日讀起來顯得格外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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