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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南部有一間塞滿了價值數百萬藝術品的大型倉庫：這就是於今天正式開張的倫敦白立方畫廊柏孟塞區分部，這是該畫廊繼霍斯頓廣場及梅森苑（Mason’s Yard）之後的第三個展示空間。
傑伊·喬普林（Jay Jopling）
今年48歲的傑伊·喬普林（Jay Jopling）是白立方畫廊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他所選擇的這個時間段正好與今年Frieze藝博會同期，在接下來的三天中，該分部將和其他畫廊一樣面對成千上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在昨天晚上該畫廊奢侈的啟動儀式上，Jopling派發了上百張VIP卡，後來在Jopling家中舉辦的小型聚會也有許多傑出人士參加。這個星期，倫敦拍賣行還將拍賣25件由Jopling代理的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在倫敦商業藝術圈中佔據著重要地位的達明安·赫斯特。
霍斯頓廣場上的白立方畫廊
儘管經濟動蕩廣泛存在，但Jopling仍然保持著輕鬆愉快的心情。昨天，一位以倫敦為基地的藝術藏家説由於經濟低迷，某些情況比較糟糕的畫廊現在“簡直就是在蛋殼上行走”。而Jopling的魅力、悟性以及樂觀的心態也許能讓他成為這次Frieze上的大贏家。“在很久之前，Jopling就告訴我説如果他在他這一行中做不到最好，他就會對此失去興趣，”白立方畫廊的展覽總監Tim Marlow説。“新開張的分畫廊就是很好的證明。他想要一個複雜全面的畫廊體系，以此來實現與最好的藝術家做最好的展覽的目標。”
至今為止，與Jopling事業相關的消息一直是藝術圈裏的頭條新聞——不僅是因為他與藝術家Sam Taylor-Wood備受矚目的婚事（兩人在2008年時結束了長達11的婚姻關係），還因為他代理了諸如赫斯特、翠西·艾敏、查普曼兄弟（Chapman brothers）、加裏·休姆（Gary Hume）等這樣的頂尖藝術家，經過了兩次金融低迷時期還能持續擴張。Marlow稱Jopling的成功有一部分是因為白立方畫廊擁有自己的房産，也就是説Jopling負債很少。“保持這種動力的持續是很關鍵的，”Jopling説。“對某些人來説，在經濟衰退期間還要保持擴張的勢頭是一種妄自尊大，但實際上我們是立足於長遠。”
Mason’s Yard上的白立方畫廊
Jopling在藝術圈中經歷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十年。他是保守黨派政治家Baron Jopling的兒子，他在十幾歲時就發展起了對藝術的興趣，當他還在伊頓上學時，就讀起了吉爾伯特與喬治（Gilbert and George）作于1974年的《Dark Shadow》。“他的確很熱愛藝術，對藝術充滿了巨大的熱情，”文化評論家Michael Bracewell説。 他後來在愛丁堡大學學習藝術史，當時還飛到紐約説服包括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和讓-米歇爾·巴奎斯特（Jean-Michel Basquiat）等在內的藝術家參加了一場慈善拍賣會。據説，他還曾做過推銷防火設備的副業，通過往自己的袖子上噴火來演示這些設備的效力。”
上世紀80年代Jopling搬到倫敦之後，他與當時興起的YBAS（Young British Artists）産生了某種不可解開的聯繫。他那時的女朋友——加州時裝設計師Maia Norman把他介紹給了達明安·赫斯特（譯者注：她是赫斯特的現任女朋友，並且為赫斯特生了三個孩子），他和Maia在他自己的公寓裏舉辦了一場傳奇般的晚宴，包括馬克·奎恩（Marc Quinn）——這也是白立方畫廊目前代理的藝術家——等在內的YBAS參加了這場派對。赫斯特和奎恩後來為Jopling提供了兩筆最賺錢的買賣：赫斯特的鯊魚作品“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以及奎恩用自己凝固了的血液創作的雕塑“Self”
“每一個文化的新紀元都會産生一個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文化使節’，”Bracewell説。“Jopling在80年代時出現，和一批新時代的藝術家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我認識他時我還在為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那時候的藝術界還非常學術。然後就出現了這位充滿魅力的經營者。”
Jopling在1993年創立了他的首間畫廊——白立方畫廊，他是根據愛爾蘭作家兼藝術家Brian O'Doherty的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在白色立方體內：畫廊空間的意識形態（Inside the White Cube: Ideologies of the Gallery Space”來為自己的畫廊命名的，這一系列文章強調了現代畫廊中的空白墻壁已經成為了“20世紀藝術的原始模板”。據《藝術報》藝術市場部分編輯Melanie Gerlis稱，Jopling“商業化的”處理方式對那些“希望把藝術品挂在白墻上”的銀行家獨具吸引力。“他很精明，他把畫廊當作一樁買賣來經營，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家庭作坊，”Gerlis説。這種理念貫穿了白立方的整個擴張進程。2000年時，Jopling將白立方畫廊遷到了霍斯頓廣場上。白立方第四個藝術空間計劃于明年在香港亮相。
藝術買家們將Jopling的成功歸因于他的優雅。“他很有魅力，”收藏家Kenny Schacter説。“他是一個能給人留下很深印象的傳播者。”
Jopling的好名聲還源於他對代理藝術家的照顧。“他很棒，總是精力無限的樣子，用創造力去解決問題，”蛇形畫廊的聯合總監Hans-Ulrich Obrist説。“他對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樂此不疲，做每件事時也帶有絕對的信心，”白立方代理的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説。“他總是不斷地開發某個事物的可能性，然後去理解這可以給藝術家和他自己帶來什麼利益，這樣的結合是很罕見的。”葛姆雷還説為了支援自己的藝術發展，Jopling甚至同意了一些“沒有商業前景”的提議，其中包括參加特拉法加廣場上的藝術項目“第四基座（One & Other fourth plinth）”。
不過，也有一些人詬病Jopling的愛情生活太過高調。其中一個公關上的失誤便是他與Lily Allen短暫的“浪漫假日”。“他特別膚淺，”某畫廊主在2009年的一次訪談中這樣評價Jopling。“這樣的手段在這個藝術與名人文化相遇的時代能起很大的作用。但那能持續多久？我不敢肯定。”但是在談及Jopling時，幾乎沒有人對此做出過肯定的評價——也許這證明了他在藝術界裏的重要性。他獲取成功的能力是毫無爭辯的餘地的。“他把藝術家從‘藝術專欄’帶到了一些全新的‘專欄’中，”評論家David Lee説。“歸根結底，有誰會在意批評家們怎麼想？”
有人估計Jopling的身家過億，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真實情況，不過還是可以從白立方畫廊的作品銷售中看出一些虛實。在新開張的分畫廊中，首場展覽“Structure & Absence”就展出了攝影藝術家安德烈亞斯·古爾斯基（Andreas Gursky）與赫斯特的作品。他們兩人的作品在藝術市場上從來就不愁賣不出高價。“藝術市場是全球性的，因而它可以迅速恢復活力，”白立方展覽總監Marlow説。“我們在過去的20年中一直保持著某種動力，沒道理認為它會在這時候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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