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石劍峰
哈佛大學人文中心主任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是此次上海雙年展“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系列活動中最有名的印度學者。12月18日，霍米-巴巴的演講結束了“從西天到中土”為期2個多月的系列對話。
霍米-巴巴的演講題目是“野蠻與文明”，他用過於文學的語言敘述他對全球化下野蠻與文明的辯證關係：“文明的記載充滿野蠻，文明與野蠻是連體嬰兒。我們別無選擇，只好全盤接受。”在與中國學者的對話中，霍米與中國社科院的趙汀陽起了小“衝突”。趙汀陽正面批評後殖民理論“是寄生於現代性體系內，沒有超越現代性。”趙汀陽最後索性説，“後殖民對中國用不上。”霍米乾脆回應，“你説的和我沒有太大聯繫，但我相信爭論權利。這要看你怎麼定義殖民主義。” 結束了在上海美術館不太愉悅的對話之後，12月20日，霍米-巴巴接受了早報記者專訪。
“我不是薩爾曼-拉什迪所筆下的‘午夜的孩子’，我沒能見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誕生，同時從分裂的子宮中掙扎而出，兩個初生的國家踏進刺眼的曙光，互不自安。從小處講，我的童年恰好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身後是後殖民主義對‘自由第三世界’的追求，以及對搖擺不定的現代主義歐洲的嚮往。我生長在孟買的帕西族中産家庭。帕西族是在一個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主導的印度社會裏信仰拜火教的波斯少數民族。那時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會生活在別處。多年後，我問過自己：倘若沒有文化和國家間未得到解決的張力，生活會是什麼樣？”
霍米-巴巴的這席話道出了他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身不由己地糾結于族裔、宗教、語言、文化、歷史、殖民的亂麻中。後來他離開孟買來到牛津學習文學，在生活語言和習得語言之間矛盾穿梭。霍米的這一經歷像極了他另外一位印度裔同胞V.S.奈保爾，“是V.S. 奈保爾小説中的印度-加勒比世界引導我走上一條游離和流放之路，並遇見後來成為我的思想核心的那些歷史主題和理論問題。雖然我們不是同代人，社會地理迥異，但你可以説，我們的人生軌跡相交在牛津和倫敦間的某處。”奈保爾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霍米去哈佛當了終身教授，成了一個知識精英。
如今我們經常把愛德華-賽義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三人比喻成後殖民理論的“神聖三劍客”，一般認為他們三人對文化-政治意義的國家、文化和種族間的關係重新做了激進的界定。霍米-巴巴也許是他們三人中最受爭議的一個，他提出了不少響亮的概念，比如“雜糅”、“第三空間”，但他的概念和理論為學者隨意解讀甚至誤讀。後殖民理論這幾年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理論工具，是一種區域性的理論，每每聽到這樣的批評，霍米-巴巴就會誓死捍衛“後殖民”。
“後殖民理論沒有過時”
記者：有些中國學者覺得後殖民理論已經終結了，或者説衰落了。你怎麼看？
霍米：我在北大演講，聽眾很多。如果説這個理論衰落了，那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來了。我很驕傲去用“後殖民”這個詞，至少在很多國家，他們確實與“後殖民”有關聯，雖然可能和中國無關。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國家不能保證其軍事、經濟的主權，這難道不是“後殖民”？對我來説，後殖民絕對不是簡單等同於後現代主義，這不是一個三明治裏的兩片相同麵包。
記者：中國學者對“後殖民理論”不感冒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們認為民主對中國才是頭等大事。
霍米：我的理論就是一種民主的理論。沒有了民主的對話，沒有了共同體對話，任何理論建構都是不可能的，任何知識都建立不起來。那天在上海美術館的對話中，趙教授（趙汀陽）説，“你要作為中國人來看待中國。”但我覺得在全球化的世界裏，我們已經沒有單純從本國角度考慮問題的條件了。中國的問題就是全球的問題。我覺得問題在於，有些人還是從狹隘的國家角度思考問題，但當我和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學生交流時，我不覺得他們有什麼狹隘。他們對民主的理解和我相同：民主是連續、自然生長的過程，不是一旦獲得，就永遠擁有的東西。
記者：你如何處理民主與現代性的關係？
霍米：“現代性”意味著個人自由，也意味著建起能保護、推廣這種自由的體制，因此現代性需要民主制度。但現代性並不意味著市場要完全不受調控，因為沒有一個現代國家的市場是不受調控的，這一點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就能知道了。所以 “民主就是需要自由主義的市場”，這個説法我覺得不正確。我認為民主是很脆弱的一個東西，很容易就被摧毀了，所以民主一定要得到體制的保護。
記者：現代性就一定意味著西方化嗎？因為自由市場、民主體制等都來自西方。
霍米：我不同意這個説法。我覺得現代性不完全是個西方觀念。你可以把現代性看作是在過去300年中産生的一系列觀念、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在這300年中産生了現代性的核心觀念，比如國家、公民、個人、自由、法治、權利。當這些觀念在西方社會中出現時，當西方哲學家在闡述這些觀念時，西方世界已經是殖民進程的一部分了，而這些觀念是殖民者和非殖民者辯證的一部分內容。因此在我看來，“現代性”本身就是個後殖民概念，它不僅僅是個西方的概念，而是在殖民關係中産生的。“現代性”起源於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交流，它是個辯證的觀念。
“不同社群間並不必然産生文化衝突”
記者：“文化差異”是你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但在中國，有一段時間流行西方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這兩者有什麼區別？
霍米：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都有人談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義”背後有這麼個假設，就是世界上存在幾種特定的社群、特定的文化，它們就像島嶼，內部都有著統一性。但把它們並列起來，就有了彼此不同。將少數民族文化看成多元文化島嶼中的一座，這個看法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上的。只有在大的民族文化中，我們才會將它們看作小的文化。但我想説兩點：第一，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你觀察久了，就會發現它們內部沒有統一。老一代和年輕一代有矛盾；女性的地位和男性的地位不同。隨便觀察多元文化中的哪一種，你都會在它的內部發現變化和不對稱。第二，關於文化矛盾，它其實是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重合，它們不是相互獨立的實體，這就是我為什麼傾向於“文化差異”而不喜歡“文化多元”。只有當不同文化相互重合時才會出現問題，它們彼此獨立時是沒有問題的。在全球化的時代，學會處理文化矛盾是很重要的。
早報：在印度如何處理更加複雜的民族文化？印度族裔、語言和文化比中國更加繁複。
霍米：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間的確存在矛盾，但這些矛盾背後往往有政治動機。掌握政權的人會為了選舉的目的刻意製造這些問題。人們老是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但實際上兩者在文化上的矛盾很小，兩種宗教的信徒會去看同樣的電影，寶萊塢電影的臺詞和歌詞也往往是印地語和烏爾都語的混合。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許多都是懷有政治動機的人煽動起來的。
記者：如何區別文化矛盾和文化衝突呢？
霍米：兩者截然不同。所謂“文化衝突”是指兩種文化來自不同的文明，彼此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無法共存。媒體很喜歡表現“文化衝突”，但許多不過是文化矛盾。在印度，雖然社群、語言、宗教很多，但彼此沒有什麼文化衝突。文化衝突這個説法是美國的亨廷頓提出的，和印度、中國的知識分子無關，而且我覺得這不是個好的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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