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曾引用過一句西諺:“愚民之上必有苛政”。我考證不出此諺的出處。不過,最近的新聞,倒可以為之作一個註腳。
不久前,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聯合發起的“捐贈承諾”行動,號召美國的大款們承諾捐出過半財産,用於慈善事業。到8月4日為止,已有40位億萬富翁或家庭響應。其中包括微軟創始人之一保羅。艾倫 、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裏。埃利森、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華裔生物制藥大亨陳頌雄夫婦、《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門人戴維。洛克菲勒、希爾頓家族的巴倫。希爾頓和CNN的 創始人特德。特納等等。如果《福布斯》雜誌所列美國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財産,善款總額就可望達到6000億美元。蓋茨和巴菲特兩位首富以身作則,把資産全捐乾淨,40位富豪隨即響應,勢必 給其他富豪形成壓力。這大概也是一種“逼捐”吧。
不過,這並不是窮人或社會大眾逼富人捐,而是富人自己帶頭逼自己的階層捐。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十九世紀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其財富 換算到今天的美元價值,恐怕還是世界首富。他不僅生前把財産捐乾淨,而且還用近乎詛咒的語言向那些不肯捐的人施加壓力,説這種人死後沒有人為之唱歌等等,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謂的“不得好 死”了。他同時代的幾位大款,如洛克菲勒等等,也都成了著名的慈善家。
你現在到美國隨便走走,發現這種慈善精神滲透了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一些最著名的大學、音樂廳、博物館是捐的。在普通的社區,其公共圖書館、自然保護區、公園,也往往是當地的“小富人”捐 的。普通老百姓手頭雖緊,但捐起來熱情並不讓于富人。比如,你到公園走走,看見湖邊的長椅,背後往往寫著這樣的話:紀念某某某和某某某,勤奮的父親,慈愛的母親。落款是“熱愛你們的孩子 們”。我剛當父親時看著這些有時都快掉眼淚了。
我教書的學校一個學生意外去世。我們學校的學生往往是勞動階層出身。看他家鄉的鎮,也是個窮鎮。可是,家長要求免去鮮花等等繁文縟節,所有慰問可以通過捐款的形式捐給以死去的兒子命名的基金,用來支援當地高中的教育。這樣的例子,還看見過幾個,幾乎是大家都遵守的習俗。用死去的親人斂財是可恥的。但是,用死去的親人為社會 作點事情,則是對死者最大的紀念。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幾年前《波士頓環球報》上報道的一家中國夫婦。孩子不幸遇難,贏得許多同情和捐款。但這家夫婦什麼也沒説,日後靜悄悄地消失了。留下 的自然是一種怪怪的感覺。
如今中國的市場派經濟學家和大款們,總是高調力挺市場,要政府千萬不要過多地進行財富再分配。這我同意。比如美國這種體制,政府手縮得很緊,能不管的事情儘量不管。但是,社會並非沒有財 富再分配這回事情。是人家大款自己帶頭進行再分配。要知道,這些大款,不是靠行賄地方官推倒人家的房子致富,而是在市場競爭中衝殺出來的,深諳錢怎麼使最有效率。讓他們自己來進行財富再 分配,多半比政府更有效率,所以政府也樂得縮手。卡內基就是個相當極端的市場派,相信自己每分錢都是靠本事幹出來的,這裡沒有運氣,也不靠政府,政府不應該打他的主意。但是,他自己把錢捐得一分不剩。現在想想,若讓政府主持花他的錢,恐怕沒有他自己花更有效率。
中國的大款小款們如果能夠如此和國際接軌,我們自然希望有個小政府。比如滿街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為什麼一定都要政府管呢?在美國,這種事情大款一把就包攬過去,執意給窮孩子提供平等的機會。大款不幹這種事情,當然只有靠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了。
這就是“愚民之上必有苛政”的道理。不過,這裡的“愚民”,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所謂“非理性”的網民,而是中國的富豪們。他們之愚蠢,從些小事情就看得清清楚楚。比如修建豪華墓地,目 的無非是想靠金錢來永垂不朽吧。其實自古至今,哪個豪華墓地不被盜乾淨了?皇帝的陵墓都保不住,幾個款爺能躺在自己的墳墓中安生?看人家美國,哈佛、耶魯等等,不過是幾百年前的小款而已 ,錢沒有用來折騰什麼豪華墓地,全給了學校。再看看如今世界上有幾個人不知道哈佛、耶魯?人家是否更能永垂不朽呢?
中國的富人不捐,對社會不好,對自己也不好。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跡,是文藝復興的建築和雕塑、是哈佛、耶魯等名校、是卡內基音樂廳、圖書館。中國的富人留下的印跡,則是加州的二奶村和豪華墓地。在美國,政府真要想富人開槍,老百姓會站出來説話。在中國,政府真要向富人開槍,老百姓會聳聳肩:這關我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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