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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中:藝術的背離與批判是對傳統的最好繼承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4-28 12:59:02 | 文章來源: 蘭州晨報

    水天中:著名藝術評論家,1935年1月生於甘肅省蘭州市。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中國美術報》、《美術史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高級專業職稱評審委員等職務。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油畫學會常務理事,獲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編撰了多部有關中國現代美術的論著。  曹義成攝

1999年,水家部分親友在北京茶館聚會,前排左一為水天中。(由水天中提供)

4月15日,在水天中的弟弟水天達家中,記者見到了75歲的水天中。老人精神矍鑠,頗為健談,此次來蘭,是為了追憶,也是為了了卻心願——去玉門花海農場看看。

1957年,他與文化系統的50多名幹部一起下放到那裏,在荒漠上白天開荒,晚上睡“地窩子”,度過了2年時光。1959年離開後,他再也沒有回過那片土地,“聽説已經完全變了模樣,農場裏種啤酒花”。作為最早的一批“開拓者”,他只是想再回去看看,哪怕再也找不到曾經的“地窩子”,但早年的記憶不會消失。

在蘭州,提起他的家族,人才輩出、甚是出名,水天中的父親水梓曾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兄弟姐妹都是學術界和文藝界的知名人物,子侄輩中就有央視主持人水均益。

生活裏的曲折記憶,水天中已不大談及,他所關心、所關注的,是這個時代的藝術走向和繪畫發展,“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而藝術發展是不停頓的”。

春日的下午,水天中談論著他所熱愛的藝術,身後的墻上,挂著他父親水梓的書法條屏,陽光從窗外斜斜透進來,溫暖而安靜。這樣的午後,和老人一起談談藝術,是多麼美妙的事。

“希望在古人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

晨報:您是如何走上繪畫這條道路的,是否和家庭的熏陶有關?

水天中:我父親、哥哥、姐姐都喜歡繪畫,受家庭的影響,我也從小喜歡畫畫,在上小學和中學時,經常參加學校的美術活動。後來被保送到西北藝術學院學繪畫,之後就一直從事這個工作。1978年,考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即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當時我已經過了四十歲,在那裏學習中國美術史。

晨報:那麼,您又是怎麼從繪畫轉向了藝術評論?

水天中:寫作也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的,美術史和評論是把寫與畫結合到了一起。在藝術研究院學習期間,我本來學的是宋代繪畫史,後來轉向近現代藝術史,因為古代的藝術史已經有了大量的學術積累,後人很難有太多新的發現。曾經有人説過,“古人治史,如入山採銅,煉銅制錢,今人治史,不過是把古人煉好的銅錢砸了再熔鑄為錢”。我不想把古人的銅錢砸了重做,想在藝術的長河裏增加點新的東西,在古人的基礎上能繼續往前走。

“批評家不是教會畫家怎麼去畫”

晨報:進入批評界後,您與畫家保持著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目前的美術批評界又是怎麼的一種狀態?

水天中:剛進入批評界後我覺得是自由的,可以説出我想説的話。不可否認的是,後來認識的人逐漸多了,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限制。現在有兩種不好的狀況,一種是互相捧場的聲音,這是現實存在;一種是畫家希望批評家毫不留情、尖銳激烈地展開批評,但許多畫家希望這種批評是給別人,而不是給自己。當然,只要你説的合理,大部分畫家還是可以接受的。

有不少畫家對批評持冷靜和理解的態度,例如已經去世的張仃先生對待批評的態度就非常包容,他常常請批評家去看他的畫,要求儘量別説好話,多批評。當然他也不會因為別人的批評就輕易改變自己,但會對自己認為有道理的部分進行改進。國外一個批評家曾説,畫家和批評家的關係就像鳥和鳥類學家的關係一樣,鳥不會因為鳥類學家的歸類研究而改變自己。同樣,畫家完全可以不理會批評家的話語而我行我素。

晨報:既然如此,批評的意義何在?

水天中:批評的意義有兩點,一是吸引公眾對藝術的關注和理解,二是激發思想,讓畫家聽到自己之外的人對藝術的看法,發現不同的聲音。批評不是教會畫家怎麼去畫,而是激發畫家本身就具有的內在潛質,讓畫家聽到非習慣性的精神性話語。當然,批評既是“天下之公器”,又是一種個人行為,它並不代表民意或者國家意志。

“畫家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環境”

晨報:目前繪畫市場呈現出一種很繁榮的景象,許多畫家的畫作在國內外市場上賣出很高的價格,您對此怎麼看?

水天中:從歷史來看,一直有繪畫市場,1949年之前,齊白石、張大千、溥儒……這些大家都靠賣畫生活。20世紀的中國,繪畫市場經歷了從間斷到恢復的過程,這很正常。近幾年畫價上漲,目前中國繪畫的平均價格仍然沒有趕上世界平均水準,但是中國最高的畫價已經超過了國外同檔次畫家的畫作價格,這是不正常的,有炒作的成分在內。另一方面,當代那些著名畫家,像老一輩吳冠中、年輕一代張曉剛,他們的畫價都很高,但是這些錢並沒有到畫家口袋中,大部分是到了畫商和“收藏家”手中。

晨報:在這種環境下,是否有很多畫家為了迎合市場而去創作市場熱賣的畫作?畫家是否還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

水天中:從縱向歷史狀況對比,目前中國的畫家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環境,沒有什麼指令性的限制,讓你必須去畫什麼或者不許畫什麼,在繪畫方面,創作空間是十分開闊的。院校、社團或者畫院,對畫家都沒有什麼限制,倒是市場對畫家有影響。畫家不能看市場需要什麼就去畫什麼,有見識又有實力的畫家應該去影響市場,真正的藝術家需要這樣的膽略和勇氣。

“現代藝術需要一種極端”

晨報:作為近現代藝術的關注者,您對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這些現代藝術怎麼看?

水天中:我對現代藝術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對傳統和前衛都能夠理解。比如張曉剛的“大家庭”系列,有他的合理性,對中國人歷史形成的“國民性”進行了嘲諷和批判。但是他的畫賣得好之後,很多人開始模倣,這種圖式就變成了一種模倣和炒作。因此,前衛藝術家必須要有兩個方面的作為,才有可能留在藝術史上,首先,它在思想內容上,需要關注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比如種族、環境、性別等社會問題,這是全世界都回避不了的問題;其次,它要在藝術形式上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原創性,而不是跟隨別人、照搬別人的東西。

晨報:很多人由此擔心,隨著現代藝術的發展,傳統藝術是否會漸漸消亡,現代藝術與傳統藝術又有怎樣的關係?

水天中:現代藝術對傳統的背離和批判,恰恰是對傳統的最好繼承。因為要做到背離、批判,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了解和思考基礎之上。因此,儘管有人説要徹底拋棄傳統藝術,實際上是無法做到的。比如上世紀初期的義大利“未來派”和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新潮美術都是這樣,那是一種觀念大於本體,口號、言論重於作品的藝術運動。而傳統藝術就像一座大山一樣,比如敦煌壁畫,就放在那裏,任由你説它好或者説它壞,它在那裏俯瞰潮來潮去,誰也否認不了它的價值。

晨報:近些年,從甘肅走出去了一批現代藝術家,比如楊志超等人的行為藝術,也受到了一定的爭議,您怎麼看待他們?

水天中:甘肅的藝術家應該走出去。也許受環境的影響,許多藝術家有著一種不太敢走極端的性格,但實際上,藝術需要一點極端,尤其是現代藝術。人類藝術發展的餘地並不是無限的,一個人有一點點發展就應該給予鼓勵。我曾和李可染先生交談,他説,要在繪畫中往前走一步是非常困難的,能增加一點點新的成分進去就很了不起了。現代藝術更需要有自己的東西在裏面。

“甘肅繪畫界有必要形成自己的風格”

晨報:您對甘肅繪畫界是否關注?現在甘肅的繪畫在全國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水天中:甘肅繪畫在西北處於中等水準。繪畫與經濟發展、地域的關係並不密切,比如過去陜西的“長安畫派”、江蘇的“金陵畫派”在國內美術界較有影響,這或許與原有的文化基礎有關。

晨報:那麼,甘肅繪畫界是否也有必要形成這樣的集體風格?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努力?

水天中:目前來説,是有必要的,這樣可以集合力量,帶動、突破這種平靜的格局,走出去。要形成地域風格,還一定要有在藝術上帶動和吸引大家的核心藝術家,金陵畫派的傅抱石、錢松岩;長安畫派的趙望雲、石魯等,都是有藝術個性和號召力的代表人物。當然,甘肅現在也有一些較有個人風格的畫家,在油畫方面,西北民族大學的林斌就比較突出,個人風格很明顯。

“逐漸退出當代藝術評論界”

晨報:現在您退休後,還在作畫嗎?年齡對您的創作有限制嗎?

水天中:我已經幾十年不畫畫了。可能有些人會認為畫家越老畫得越好,其實不是這樣的,自然規律是無法抗拒的。批評同樣如此,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而藝術發展是不停歇的,原有的知識結構和專業積累,對新出現的事物敏感度不夠了。批評家不可能是萬能的,對什麼藝術都懂,他只對一個階段或者一個方面有所了解。我目前也面臨這個問題,我對當代藝術顯然不夠了解,只熟悉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現代藝術。所以我不對21世紀的前衛藝術提出看法。我正在逐漸退出當代藝術評論界,實際上已經在退出。

當然這不是説我的學術和工作完全停止,我可以繼續搞藝術史、對我所了解的藝術進行評論,這也是對自己和藝術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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