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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中：著名藝術評論家，1935年1月生於甘肅省蘭州市。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中國美術報》、《美術史論》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高級專業職稱評審委員等職務。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油畫學會常務理事，獲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編撰了多部有關中國現代美術的論著。 曹義成攝
1999年，水家部分親友在北京茶館聚會，前排左一為水天中。(由水天中提供）
4月15日，在水天中的弟弟水天達家中，記者見到了75歲的水天中。老人精神矍鑠，頗為健談，此次來蘭，是為了追憶，也是為了了卻心願——去玉門花海農場看看。
1957年，他與文化系統的50多名幹部一起下放到那裏，在荒漠上白天開荒，晚上睡“地窩子”，度過了2年時光。1959年離開後，他再也沒有回過那片土地，“聽説已經完全變了模樣，農場裏種啤酒花”。作為最早的一批“開拓者”，他只是想再回去看看，哪怕再也找不到曾經的“地窩子”，但早年的記憶不會消失。
在蘭州，提起他的家族,人才輩出、甚是出名，水天中的父親水梓曾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兄弟姐妹都是學術界和文藝界的知名人物，子侄輩中就有央視主持人水均益。
生活裏的曲折記憶，水天中已不大談及，他所關心、所關注的，是這個時代的藝術走向和繪畫發展，“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而藝術發展是不停頓的”。
春日的下午，水天中談論著他所熱愛的藝術，身後的墻上，挂著他父親水梓的書法條屏，陽光從窗外斜斜透進來，溫暖而安靜。這樣的午後，和老人一起談談藝術，是多麼美妙的事。
“希望在古人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
晨報：您是如何走上繪畫這條道路的，是否和家庭的熏陶有關？
水天中：我父親、哥哥、姐姐都喜歡繪畫，受家庭的影響，我也從小喜歡畫畫，在上小學和中學時，經常參加學校的美術活動。後來被保送到西北藝術學院學繪畫，之後就一直從事這個工作。1978年，考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即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當時我已經過了四十歲，在那裏學習中國美術史。
晨報：那麼，您又是怎麼從繪畫轉向了藝術評論？
水天中：寫作也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的，美術史和評論是把寫與畫結合到了一起。在藝術研究院學習期間，我本來學的是宋代繪畫史，後來轉向近現代藝術史，因為古代的藝術史已經有了大量的學術積累，後人很難有太多新的發現。曾經有人説過，“古人治史，如入山採銅，煉銅制錢，今人治史，不過是把古人煉好的銅錢砸了再熔鑄為錢”。我不想把古人的銅錢砸了重做，想在藝術的長河裏增加點新的東西，在古人的基礎上能繼續往前走。
“批評家不是教會畫家怎麼去畫”
晨報：進入批評界後，您與畫家保持著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目前的美術批評界又是怎麼的一種狀態？
水天中：剛進入批評界後我覺得是自由的，可以説出我想説的話。不可否認的是，後來認識的人逐漸多了，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限制。現在有兩種不好的狀況，一種是互相捧場的聲音，這是現實存在；一種是畫家希望批評家毫不留情、尖銳激烈地展開批評，但許多畫家希望這種批評是給別人，而不是給自己。當然，只要你説的合理，大部分畫家還是可以接受的。
有不少畫家對批評持冷靜和理解的態度，例如已經去世的張仃先生對待批評的態度就非常包容，他常常請批評家去看他的畫，要求儘量別説好話，多批評。當然他也不會因為別人的批評就輕易改變自己，但會對自己認為有道理的部分進行改進。國外一個批評家曾説，畫家和批評家的關係就像鳥和鳥類學家的關係一樣，鳥不會因為鳥類學家的歸類研究而改變自己。同樣，畫家完全可以不理會批評家的話語而我行我素。
晨報：既然如此，批評的意義何在？
水天中：批評的意義有兩點，一是吸引公眾對藝術的關注和理解，二是激發思想，讓畫家聽到自己之外的人對藝術的看法，發現不同的聲音。批評不是教會畫家怎麼去畫，而是激發畫家本身就具有的內在潛質，讓畫家聽到非習慣性的精神性話語。當然，批評既是“天下之公器”，又是一種個人行為，它並不代表民意或者國家意志。
“畫家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環境”
晨報：目前繪畫市場呈現出一種很繁榮的景象，許多畫家的畫作在國內外市場上賣出很高的價格，您對此怎麼看？
水天中：從歷史來看，一直有繪畫市場，1949年之前，齊白石、張大千、溥儒……這些大家都靠賣畫生活。20世紀的中國，繪畫市場經歷了從間斷到恢復的過程，這很正常。近幾年畫價上漲，目前中國繪畫的平均價格仍然沒有趕上世界平均水準，但是中國最高的畫價已經超過了國外同檔次畫家的畫作價格，這是不正常的，有炒作的成分在內。另一方面，當代那些著名畫家，像老一輩吳冠中、年輕一代張曉剛，他們的畫價都很高，但是這些錢並沒有到畫家口袋中，大部分是到了畫商和“收藏家”手中。
晨報：在這種環境下，是否有很多畫家為了迎合市場而去創作市場熱賣的畫作？畫家是否還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
水天中：從縱向歷史狀況對比，目前中國的畫家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好環境，沒有什麼指令性的限制，讓你必須去畫什麼或者不許畫什麼，在繪畫方面，創作空間是十分開闊的。院校、社團或者畫院，對畫家都沒有什麼限制，倒是市場對畫家有影響。畫家不能看市場需要什麼就去畫什麼，有見識又有實力的畫家應該去影響市場，真正的藝術家需要這樣的膽略和勇氣。
“現代藝術需要一種極端”
晨報：作為近現代藝術的關注者，您對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這些現代藝術怎麼看？
水天中：我對現代藝術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對傳統和前衛都能夠理解。比如張曉剛的“大家庭”系列，有他的合理性，對中國人歷史形成的“國民性”進行了嘲諷和批判。但是他的畫賣得好之後，很多人開始模倣，這種圖式就變成了一種模倣和炒作。因此，前衛藝術家必須要有兩個方面的作為，才有可能留在藝術史上，首先，它在思想內容上，需要關注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比如種族、環境、性別等社會問題，這是全世界都回避不了的問題；其次，它要在藝術形式上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原創性，而不是跟隨別人、照搬別人的東西。
晨報：很多人由此擔心，隨著現代藝術的發展，傳統藝術是否會漸漸消亡，現代藝術與傳統藝術又有怎樣的關係？
水天中：現代藝術對傳統的背離和批判，恰恰是對傳統的最好繼承。因為要做到背離、批判，必須建立在對傳統的了解和思考基礎之上。因此，儘管有人説要徹底拋棄傳統藝術，實際上是無法做到的。比如上世紀初期的義大利“未來派”和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新潮美術都是這樣，那是一種觀念大於本體，口號、言論重於作品的藝術運動。而傳統藝術就像一座大山一樣，比如敦煌壁畫，就放在那裏，任由你説它好或者説它壞，它在那裏俯瞰潮來潮去，誰也否認不了它的價值。
晨報：近些年，從甘肅走出去了一批現代藝術家，比如楊志超等人的行為藝術，也受到了一定的爭議，您怎麼看待他們？
水天中：甘肅的藝術家應該走出去。也許受環境的影響，許多藝術家有著一種不太敢走極端的性格，但實際上，藝術需要一點極端，尤其是現代藝術。人類藝術發展的餘地並不是無限的，一個人有一點點發展就應該給予鼓勵。我曾和李可染先生交談，他説，要在繪畫中往前走一步是非常困難的，能增加一點點新的成分進去就很了不起了。現代藝術更需要有自己的東西在裏面。
“甘肅繪畫界有必要形成自己的風格”
晨報：您對甘肅繪畫界是否關注？現在甘肅的繪畫在全國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水準？
水天中：甘肅繪畫在西北處於中等水準。繪畫與經濟發展、地域的關係並不密切，比如過去陜西的“長安畫派”、江蘇的“金陵畫派”在國內美術界較有影響，這或許與原有的文化基礎有關。
晨報：那麼，甘肅繪畫界是否也有必要形成這樣的集體風格？有意識地向這個方向努力？
水天中：目前來説，是有必要的，這樣可以集合力量，帶動、突破這種平靜的格局，走出去。要形成地域風格，還一定要有在藝術上帶動和吸引大家的核心藝術家，金陵畫派的傅抱石、錢松岩；長安畫派的趙望雲、石魯等，都是有藝術個性和號召力的代表人物。當然，甘肅現在也有一些較有個人風格的畫家，在油畫方面，西北民族大學的林斌就比較突出，個人風格很明顯。
“逐漸退出當代藝術評論界”
晨報：現在您退休後，還在作畫嗎？年齡對您的創作有限制嗎？
水天中：我已經幾十年不畫畫了。可能有些人會認為畫家越老畫得越好，其實不是這樣的，自然規律是無法抗拒的。批評同樣如此，人的認識能力有限，而藝術發展是不停歇的，原有的知識結構和專業積累，對新出現的事物敏感度不夠了。批評家不可能是萬能的，對什麼藝術都懂，他只對一個階段或者一個方面有所了解。我目前也面臨這個問題，我對當代藝術顯然不夠了解，只熟悉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現代藝術。所以我不對21世紀的前衛藝術提出看法。我正在逐漸退出當代藝術評論界，實際上已經在退出。
當然這不是説我的學術和工作完全停止，我可以繼續搞藝術史、對我所了解的藝術進行評論，這也是對自己和藝術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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