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流大學的文化繁榮 文藝復興瑣談

沒有一流大學還使佛羅倫薩有一個意外的收穫,那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我們一般對文藝復興的印象,多受瑞士史學家雅克·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一書的影響。他把文藝復興的成就描繪成人文主義戰勝了中世紀的宗教、使理性把個人從神學中解放出來。但後世學者的研究,指出了這一描述的誇張和片面。事實上,文藝復興中的幾個義大利城市充滿了虔誠的教徒。神學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動力,也是其藝術與文化的主要題材之一。另外,當時對文化多元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教會,而是來自大學。大學所教的科目,過分地統治了當地的文化。且大學多以法學為核心。即使地處教廷所在地的羅馬大學,在1514年有31位法學教授,18位修辭學教授,13位哲學教授,4位神學教授,2位數學教授,1位占星學教授,1位植物學教授。要知道,在法學領域,經院哲學是主導性的方法,和新近崛起的人文學雖然不像布克哈特所描述的那樣迥異,但畢竟取向不同。波倫亞因為其大學而成為歐洲的法學之都,結果整個知識生活被法學所統治,經院氣非常厚重,在其他方面則缺乏表現。帕多瓦大學素有亞裏斯多德的學術傳統,最後發展成自然科學的重地,但也同樣不能避免文化偏食的命運。佛羅倫薩人要想接受這些主流學科的教育,很方便到鄰近的大學去就讀。比如,佛羅倫薩是個司法中心,許多司法人才就是波倫亞大學培養的。甚至一些重要的藝術家,如早期佛羅倫薩畫派的代表利比(FraFilippinoLippi)、寫實主義雕塑的奠基人之一多那太羅(Donatello),也一度被吸引到帕多瓦大學中。不過,佛羅倫薩總能在大學的主流學科之外相容並包。像米開朗基羅這等討厭學校的天才,在佛羅倫薩的工匠傳統中有著最好的成長環境。另外,布魯內熱斯奇、多那太羅、吉爾貝蒂(Ghilberti)都是在金器匠的作坊中接受的最初訓練。他們之所以能夠突破那個時代平庸的哥特式風格,就在於無學統限制,能擺脫師傳,從實地考察古典遺跡中幾乎無師自通地形成自己的風格。

多元文化要具有真正的創造力,多元因素就必須相互交流,否則就如把各種風格的傢具雜亂無章地擺一屋子,照樣沒有格調。美國的佛羅倫薩史學家GeneA.Brucker指出,佛羅倫薩的文化來源於兩大傳統:一是希臘－羅馬－基督教所代表的普世主義傳統(注意:在這裡他把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歸為一類傳統,而不是對立的敵人),具有著強烈的等級和權威色彩,並且主要以拉丁文作為載體；一是特殊主義的本土文化,以當地的托斯卡納方言為載體。這兩大傳統的融合,在但丁身上體現得尤其突出。但丁是古羅馬帝國秩序的崇拜者,留下的政治著述主要為拉丁文。但他的《神曲》則是用當地方言寫成。雅俗文化在他身上可謂水乳交融。

那麼,這種文化融合的社會和制度根源是什麼?我看最重要的還在於佛羅倫薩這個“面對面”的社區中的共和體制。不錯,梅第奇家族的專制一度使共和體制名存實亡。但是,即使在梅第奇家族的極盛期,他們也都以公民領袖自居,不敢觸動共和的制度形式。這種共和制度,表面上是許多學者指出的富人寡頭統治,但其運作本身要求的政治參與則為大多數現代民主社會所望塵莫及。比如,作為最高政府權力機關的執政團(Signoria),由9位成員組成,任期僅為兩個月。一年下來,這一最高首腦的地位就需要幾十位公民輪流充任。當然,擔任這一最高職位需要資格,並要經過嚴格審批。不過,在1343年,在8萬到10萬居民中,這個位置就有3000候選人,其中300左右通過審查獲得了資格。到了14世紀後期,佛羅倫薩的人口僅四五萬,有此資格的人則上漲到了750人。屈指一算,四五萬居民中的成年男性公民不過在一萬五上下。在這些人中,大約20個人中就有一個有資格充當國家最高首腦兩個月!更不用説,在執政團之下,還有各由12人和16人組成的兩個咨議會,負責對執政團提出政策建議,具有相當的政治權力,也是幾個月一輪換。再往下,還有各級政府的行政官員、人民議會、共同體議會等等。把這些加起來,佛羅倫薩的男性公民離人人有官做已經相去不遠了。

眾多的佛羅倫薩公民都意識到:我早晚要承擔重大政治責任,甚至擔任國家首腦,對任何公眾事務不能不聞不問,都必須精通。這也難怪,班克斯統計出的人類史上3個最聰明的城市,另一個就是以公民抽籤輪流擔任公職為基本政治體制的古代雅典。文藝復興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其實就是希臘、羅馬的古典共和主義的復興。

共和主義往往能以公民精神超越階層意識。佛羅倫薩固然是個貧富懸殊的地方,但是,在執政團中,富裕的國際銀行家和貧困的工匠卻可以平起平坐地討論國事。精英與草根也因此有了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構成文藝復興里程碑的一系列公共建築,在設計和建造上往往要經過充分的公共討論,使各種文化通過公共辯論而融合。在當時,古典學術屬於精英文化。拉丁文且不用説,希臘文連彼德拉克也難以掌握,幾乎被流亡的拜佔廷皇族和貴族學者所壟斷。建築師和雕塑師,則屬於石匠、金匠一類的手藝人,主要接受的不是古典訓練。但是,共和的公共政治品性把兩種文化帶到了一起。布魯內熱斯奇、多那太羅這些手藝人從古典遺跡實際考查中的發現,讓那些終身研究古典文本的人文學者感到別有洞天,開始對這些匠人的工作大為注意。吉爾貝蒂為設計教堂大門的浮雕,也和人文學者布魯尼等等多有交流。發明透視法的布魯內熱斯奇則學習數學,並經常參加在神學問題上的經院辯論,遠非一個只會敲敲打打的石匠。

文藝復興的表徵,是學術和文學藝術的復興。但是其根源和本質,則是公民精神的復興。佛羅倫薩能把其巨大的商業財富轉化為永恒的文化業績,就在於其共和體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