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傳與創造 借鑒與融合
略論新中國美術的價值觀
承傳與創造是新中國美術對於民族傳統藝術持有的態度。這種價值觀首先強調中國現當代美術對於傳統美術的延續性，其次則是在延續與承傳的基礎上進行變革與創新。新中國美術60年的發展實踐證明，否定傳統的所謂“變革”與“創新”和崇古、倣古的所謂“傳統的至尚性”“筆墨中心主義”，都難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量與沉澱。
新中國成立之初，因建立新社會美術價值觀的需要，曾展開過“改造”中國畫的運動，“改造”的目的是提倡人民大眾的現實主義的中國畫。其積極的作用是推動了傳統中國畫的現實主義思想的審美轉換，在五六十年代也因強調這種變革作用而産生了新金陵畫派、長安畫派和新浙派水墨人物畫，他們提出的變革格言“思想變了，筆墨就不得不變”和“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也成為傳統中國畫承傳與創造的經典名言。其負面影響，是不恰當地完全套用寫實繪畫，削弱了中國藝術精神與筆墨語言自身的藝術表現力。而對於傳統的徹底否定，大多出現在民族虛無主義佔上風的時期。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初強行推行用西洋畫改造或代替中國畫、“文革”十年對於傳統藝術的根本批判與否定和上世紀80年代在西方現代主義猛烈衝擊下形成的中國畫的“窮途末路”論等。但是，這種對於民族傳統藝術的否定與批判，都不會長久地左右中國畫的發展，都最終會回到繼承與發展的正途。
借鑒與融合是20世紀以來中國美術主體對待外來美術的一種態度。新中國美術倡導對於外來美術的積極吸納，既不是不分時間與空間的無條件的“拿來”，也不是徹底的否定與批判。借鑒與融合既是中國美術主體對外來美術的方法，也是新中國美術的基本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中國本土美術只有在借鑒與融合中才能展開現代性與當代性的轉型，外來美術品種與樣式也只有被本土化與民族化，才能獲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新的生命活力。
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於前蘇聯美術的學習，尤其是對於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與批判現實主義的推崇，就深化了中國美術對於現實主義審美內涵的理解，也産生了一批可以彪炳歷史的主題性美術創作。但由於當時歐美對於中國經濟與文化的封鎖和我們主觀上對於西方現當代藝術的批判與排斥，也導致這種借鑒與融合的局限性。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西方的現當代藝術打開了中國美術的視野。雖然“85新潮美術”曾一度在模倣西方現當代藝術思潮中偏離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立場，但是，不經過這個饑不擇食的過程，便很難形成中國美術多樣與多元的藝術生態，也很難在真正意義上開始本土性的現代與當代性的美術探索，並在全球化的文化語境中産生中國當代藝術的世界影響。
新中國美術60年，我們積累了許多學習外來美術的經驗與教訓。“借鑒”的本義，就是引進、吸納外來美術應以“我”為主，為我所借所用；而不是喪失自我，失去本土美術建設的主體，完全被“他者”所化。而“融合”的大度與胸襟，也揭示了“體”與“用”的關係。“融合”是在拓展的同時，發展和強化自我與本體。新中國美術借鑒與融合的價值觀，在於如何在各個歷史階段針對當下中國美術的狀態把握“體”“用”關係的“度”。
寫實與現代是新中國美術處理藝術主客觀關係兩種最基本的創作方法與表現方法。寫實與現代不僅是舶來語，而且是舶來的價值觀念。寫實主義表現方法自20世紀初引入中國，至三四十年代而昇華為創作方法與表現方法的統一，新中國成立後被確立為國家美術的主導方向。新中國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要求最大限度地以真實的情感和寫實的手法表現豐富廣闊的社會現實，塑造廣大的勞動人民形象。現實主義的藝術創作，一般具有明確的主題性和創作主體鮮明的思想傾向性，並善於處理形式與內容、題材與主題、人物與環境、一般與典型等藝術真實與現實生活的辯證關係。新時期以來，中國美術的“現代性”既包含著對此前形成的中國寫實繪畫這個新傳統的反叛，也體現了以西方現代主義為參照的對於藝術主體的個性張揚與人性解放。
比如，新中國前30年的美術界，試圖以俄羅斯現實主義文藝思想作為美術創作的價值核心，當時産生的許多作品，不僅注重對於歷史與現實主題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的形象塑造與刻畫，而且注重視覺藝術中對於文學敘述性瞬間的選擇與描繪，注重藝術主體對於歷史事件的想像與重構，注重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精神的表達與發掘。而新時期中國美術的現代性，強調藝術的獨立存在價值，強調藝術發展自我的規律性。對於美術視覺規律的追尋，對於美術語言自身價值的凸現，對於藝術主體自我個性的發揮與張揚，都成為“現代性”美術的主要內容。
如果説新中國美術對現實主義的提倡，強調了藝術對於現實社會與社會主體——勞動人民的人文關懷與人文反映，那麼，“大眾化”則著眼于藝術作品具有廣泛的受眾性。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表現內容與形式，是新中國美術重要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僅決定了新中國美術對於民族美術與民間美術的重視，而且決定了對於寫實性美術的普及與推廣。而“當代性”主要著眼于藝術家這個特殊知識群體的消解。作為藝術“當代性”經典名言的“人人都是藝術家”，賦予了每個人都能參與或進行藝術創作的權利與可能。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於大眾美術的倡導，促使了年畫、連環畫、宣傳畫、版畫等畫種的蓬勃發展與廣泛普及。上世紀90年代以來，順應文化大眾化的時代潮流而興起的當代藝術，則把“大眾化”和“當代性”作為新興藝術的同一種概念予以使用。以裝置、影像、觀念和新媒體藝術為代表的當代藝術，提倡人人參與藝術的可能性與互動性，幾乎所有的國際雙年展(包括國內一些重要的雙年展)都積極地推導這種大眾參與性極強的當代藝術。正是這種新的“大眾化”價值觀賦予了中國藝術的國際符號。藝術的“當代性”，成為衡量作品是否具有新的“時代價值”的美術價值觀。
對於傳統美術的承傳與創造、對於外來美術的借鑒與融合、對於創作方法的寫實與現代、對於接受美學的大眾與當代，這些構成了新中國美術最基本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新中國美術60年的運動、思潮、流變與演進，都是這些價值觀相互推導、互為輻射的結果與痕跡。
尚輝
(作者為《美術》雜誌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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