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冠中百日談
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早年留學法國，浸潤西洋藝術，學成回國，立志發揚民族畫業，在中國畫的現代化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吳冠中百日談》(東方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九十口述，“倣卜伽丘《十日談》談民間事，真情實事”而談他自己的身世，回憶藝術生涯中的“啼笑因緣”，目光真切、睿智，發人深思。
吳冠中:"我用相機拍下霍去病墓前巨型雕刻，後將照片寄給熊秉明，他回信時激動地説:這是最雄強的藝術。之前，我曾寄給他收租院泥塑照片，他沒有回音，不可能欣賞。"
抉擇
1946年，我和熊秉明、吳文俊、顧壽觀、端木正、王道乾、何廣乾、朱榮昭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費，到巴黎學習。留法公費是中法交換生項目，規定學費和生活費都由法國外交部負責，學費是一次性交給學校，生活費一月付一次，由留學生自己到法國政府領取，生活費每月給八千法郎，當時約合六七十美元，赴英美的留學生每月能領取百十美元，我們留法的學生是最少的，戰後法國很窮，黃油都是用的代替品，代黃油，肉也很少吃，食品都要憑票供應。法國政府給留學生提供了很多優惠，吃住都在大學城，很便宜，要是住在旅館裏我們的生活費就不夠用了。因為是交換項目，法國也有留學生到中國，這個項目是戴高樂政府主辦的，還有一條規定就是旅費由本國政府給付。
留學兩年，到了1948年，至全中國解放以後，我們這些不過問政治、只埋頭鑽研專業的留學生，看到國內政局的巨大變化，國民黨被中國共産黨趕出大陸，宋美齡頻頻飛美國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我們持的是國民黨中華民國的護照，但是對國民黨的腐敗我們旱已痛恨，改朝換代的大事豈能不波及每一個中國人。留學生中的大多數和共産黨無接觸，不了解，但共産黨在長江中炮打英國軍艦的消息真令我們興奮，受盡歧視的中國留學生渴望祖國的富強。我們40人中也有表現得非常積極進步的學生，雖然還不是黨員，已屬黨的週邊組織，他們積極宣傳共産黨對留學生熱情歡迎的方針政策，響應號召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國民黨駐法大使館想鎮壓和打擊留學生的“親共”傾向，威脅將“親共”留學生遣返到台灣，扣發路費。巴黎中國留學生學生會挂出了五星紅旗，組織我們40名留學生到大使館請願，要求發放路費。晚上就睡在大使館，大廳和辦公室的地上、桌子上到處都睡著留學生，法國的天氣不是很冷，大使館提供給我們一人一條毛毯，還管飯，學校有重要的課還去上，大使館被學生佔領了一個多禮拜，使館裏亂成一團，請正在出訪的陳源教授來勸説，而我們根本瞧不起這位被魯迅諷為“寫閒話的西瀅”的陳西瀅。使館裏的參贊及工作人員，識政治大局，知道國民黨維持不了多久，暗暗支援我們，給我們送冰淇淋送水和食物。最後，學生勝利了，路費爭取到了，那時，三年公費未滿，一些進步學生拿到路費便提前回國了。學生會召集巴黎的華僑開慶祝大會，五星紅旗下，使館的官員們起義後與會，當時的駐法大使錢泰，成了光桿的國民黨末代大使。
從講政治角度看，越早回去，越有優勢，而我並非最勇敢的先行者。我第一次接觸共産黨是在巴黎世界和平大會上，共産黨委派陸璀(饒漱石夫人)和區棠亮(蔣南翔夫人)二位女同志參加，我也去旁聽了，會後，陸、區二位在一家咖啡店裏邀請部分留學生敘談，介紹解放戰爭的形勢和解放區對留學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學成歸國建設新中國。每個人面臨著去、留的選擇，其間關鍵是各人的專業與回國後如何發揮的問題，對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慮。
其實，當我未回國前，我們，包括所有的同學，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傾吐、分析、討論回國與否的大問題。我們都熱愛自己的專業，不怕為專業而捨身，但對政治，多半不關心，顯得幼稚，無知。正當我們生活在被歧視的西方，分外熱愛祖國。我們推崇西方先進的文化，奮力學習，但卻鄙視媚外心態，自己甚至是帶著敵情觀念學習的。
回國與否的問題，是人生的重大抉擇，將決定事業的前途和人生的命運。對此，我和熊秉明在大學城有過徹夜的激烈爭辯，爭論的焦點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回國的理由:在國外學藝，技術還未學透，還沒有熟練地掌握和應用，再者，技術學到手了，回國卻沒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國畫廊興旺、藝術資訊資源豐富，利於畫家生存，建功立業。二是回國的理由:藝術誕生在親切的感情裏，祖國的父老鄉親們是親人，是藝術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結合實踐，探索和創造表現藝術新境的技法。只恐怕，國內思想封閉保守，藝術前途未卜。而學科技的同學，比較容易抉擇，國內進行建設急需先進的科學技術，科技人才回國將大有作為。
矛盾不易解決，或去或留的決定經過多次反覆，與熊秉明等人研討無數回，最後我于1950年暑假離開了巴黎，投向新中國，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國，自己也踏入了先行者的行列，做了探險者。這之前一年，我曾給吳大羽老師一封信，傾訴我的心情:“踏破鐵鞋無覓處，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師們的畫室；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的心底。趕快回去，從頭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動，似乎有什麼東西將生下來。苦日子已過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會在乎了。總得要以我們的生命來鑄造出一些什麼！無論被驅在祖國的哪一角落，我將愛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誠地做，不會再憧憬于巴黎的畫壇了。暑假後即使國內情況更糟，我仍願回來。火坑大家一齊跳。我似乎嘗到了當年魯迅先生拋棄醫學的學習，決心回國從事文藝工作的勇氣。”
可能是懷鄉情結，故而特別重視梵谷的書信中語:你是麥子，你的位置在麥田裏，種到故鄉的土裏去，將於此生根發芽，別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將在故土長成大樹。
1957年反右，一直在回國與否間徬徨的熊秉明，下決心將其居室改名“斷念樓”。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仍留在海外的熊秉明在注視著我們先行者的命運:吳文俊在數學上做出了傑出成就固然可喜，而在其他專業裏也該是精英的，卻遭到各式各樣的不幸:學哲學的顧壽觀，學法律的端木正，學外國文學的王道乾等人……遺憾的是並未能賦予他們充分發揮才華的機緣，嘗盡難言之苦。1980年，熊秉明為我的畫集作序言:淹留在藝術之都的巴黎做純粹的畫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猶豫過，苦惱過。1950年他懷著描繪故國新貌的決心回去了，懷著唐僧取經的心情回去了，懷著奉獻生命給那一片天地的虔誠回去了。但是不久，文藝的教條主義的緊箍咒便勒到他那樣的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頭上，一節緊似一節，直到“文化大革命”，藝術生命完全被窒息。我們的通訊中斷了。他最後的信説:“今生不能相見了，連紙上的細説也不可能。人生短，藝術長，但願我們的作品終得見面，由她們去相對傾訴吧！”
吳冠中百日談 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早年留學法國，浸潤西洋藝術，學成回國，立志發揚民族畫業，在中國畫的現代化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吳冠中百日談》(東方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九十口述，“倣卜伽丘《十日談》談民間事，真情實事”而談他自己的身世，
在回國與否的天平上，一個小砝碼，在關鍵時刻，左右了大局，就是我的妻子朱碧琴，沒有她，我可能不會選擇回來。她善良美麗，我們感情很好，不是説她不愛我，是我更愛她，我到巴黎留學前，她已懷身孕，我到了巴黎，心沒有離開過她，在她臨近分娩期間，我很久沒有接到她的來信，擔心害怕她出了意外，實在是著急了，我不顧一切地想趕回去，連留學都可以不要了，我要人了，即使她死了，我也得回去抱著她的屍首。我幾乎無法控制這樣的感情，同學勸我別把感情看得太重，藝術生命大於一切。幸而她未因難産而喪生！我接到了她劫後余生的來信，無數次親吻她的信。我在信中和她商量回國與否這個最緊要的問題時，她回信説拿不定主意，大主意只能由我自己拿，她自己並不想一輩子住到外國去。她為了我，放棄了工作，住到我的老家撫育孩子，忍受著離別，卻無怨無悔，在關乎我的前途命運的抉擇時，只一心為我著想，希望我的事業能夠如願，並不考慮她自己的需要，她真摯純潔的愛深深地感動了我。我最後選擇回國，確實有愛情的力量。
幾十年來，漫長歲月中摸索著沒有同路人的藝術之路，寂寞之路，是獨木橋？是陽關道？當遇到政治打壓我的藝術時，我向她吐露過怨氣:我為你回來的，否則我不會受這樣的罪。她聽了，默默地，不否認。當我的藝術有了發展，成果顯露時，她欣慰地説:你的成功與我有關係、沒有我你不會回來。我聽了，默默地，內心對她充滿了感激。
熊秉明
在留法同學中，秉明和我的心路歷程最接近，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接觸最多，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最多。他是從哲學轉向雕塑，我是站在繪畫的山頭上遙望文學的巔峰，也臨近哲學了。我畫的畫每次都讓他先看，願意聽取他的意見，他的眼光是中國品位和西方精神相結合的，對繪畫語言體會得比較深入。他外語修養很高，英語和法語比我學得好，讀的書也比我廣，他酷愛藝術的感情同樣虔誠，我分析他的性格既理性又富於感情，在理性思考與刨作熱情之間，有一定的矛盾，創作需要忘我，而理智要求反思。他後來研究書法，著有《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他將中國書法解剖得龍脈清晰，這得力於他哲理的思辨、造型的剖析、詩的品位，也由於他給西方人傳譯東方藝術精神的獨特體驗，我認為這部書應該得諾貝爾獎。他講授書法課，對漢字解析得非常科學，但是他創作的漢字書法作品我覺得不理想，不夠狂放，特點不夠，他本人的面貌未見鮮明。我們的努力是相似的，就是在兩種文化的比較中探索新路，他對民族傳統中的優秀文化很有研究，對西方文化藝術精神也了解得很透，因此在回國不回國的問題上，彼此都有深層的感觸。他很倣徨，我回國時他還是暫時留下了。後來，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尤其反右以後，他已不再考慮回國的問題，甚至將住所命名為斷念樓，其實他在忍受著無法斷念的痛苦。人在海外，數十年的耕耘，他取得的成果卻受到國內人民的理解和熱愛，他的文章也好，雕刻也好，是在為國內的同胞辛勤工作。晚年，他住在巴黎遠郊一個林區旁，他寫信希望我去，在他那裏住一個時期，他説“這裡有很多你喜歡的大樹”，他的孤獨、他的鄉愁，感同身受。他應更早些回國，也許更能施展他的才能，他同人民之間的距離能夠拉得更近。但是歷史不能倒流，秉明已回不到從前，我覺得是一個悲劇。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時，秉明為母校用鐵焊制了魯迅浮雕像，表達他對母校對祖國深切的情懷，對魯迅精神的尊崇，無愧是魯迅精神的後裔。鐵是魯迅偏愛的金屬，秉明也愛鐵，打鐵鑄造藝魂，他將鐵的魯迅像手稿送給了我，鐵的紀念，我曾以此為題悼念秉明。
我返國後，不能通信和秉明細談，曾寄希望於將來我們的作品能夠會面，讓作品相互傾吐，彼此人生際遇不同，深摯的感情不變。幸而願望得以實現，我們的文集在同一齣版社同一書系裏相遇了，他的雕塑、我的繪畫在新加坡舉行了聯展。
顧壽觀是秉明最推崇的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同班同學，秉明一直認為自己在哲學領域趕不上顧壽觀的才華，顧壽觀在巴黎僅讀了兩年，就感到完全失望了，未滿三年即提前返國，回國以後在社會科學院做翻譯工作，政治運動中，被當作“白旗”遭批判，要拔掉他這面“白旗”，他于20年前就去世了，曾翻譯法國拉·梅特裏的《人是機器》，並根據希臘文譯注柏拉圖的《理想國》，他的才華隨生命而飄零。顧壽觀去世後，秉明在巴黎的寓所追悼亡友:一支蠟燭，一杯紅酒，一個蘋果。
學法國文學的王道乾，也是秉明十分喜歡交往的同學，極有個性和才華，思想受到時代洪流的洗禮，他1949年返國時對秉明説:生活根本不需要藝術。他成功地翻譯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卻説:我希望我做一個查票員甚于希望做一個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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