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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烤蝦梁纓2006年作
圖2:花園梁纓2006年作
編者按:
黃胄先生(1925—1997)是我國著名的國畫大家，曾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他和夫人鄭聞慧對女兒梁纓藝術才華的培養，不用説教，而是用身教。讀這篇文章，可以讓我們從中獲得許多感悟。
文/鄭聞慧
梁纓是我和黃胄的小女兒。她生下來的年代，多半都是在搞階級鬥爭，在她剛懂事時不是黃胄要外出“當兵”，就是我到山西搞“四清”。我們倆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繪畫方面給她以培養和幫助。
1966年梁纓才五歲，中國開始了“文革”，黃胄被迫擱筆，並遷放外地。我一個人得養活她和她兩個哥哥，只能讓他們跟著我到河南團中央的“五七”幹校。把他們安排在和當地農家子弟一個學校裏學習語文和算術，這是最好的選擇。那時在中國大地籠罩著一種氣氛，誰要搞科學和藝術，就是想要搞修正主義。所謂上學，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可以這麼説，基本上是在野地裏“玩”。因此她在那兒和她的小夥伴們學會了游泳、放鴨子、打青草、割麥子、捉蟋蟀、拈蜻蜓，還有捅螞蟻窩。有一天我發現她在地上以石頭片畫畫兒，畫的是她和農工的孩子們奔跑捕蜻蜓，我突然覺得這個孩子是具有繪畫天分的。但那個時候，我們除了在壁報上畫點紅旗，大拳頭寫點美術字，花裏胡哨的口號之外，誰要真的拿起畫筆畫點什麼，就要挨批評，説是要搞“復辟”，所以對於她畫與不畫，也就沒有理會。
1972年，她的父親黃胄又能拿起筆畫畫了，她獨自到她父親的身邊讀書；下課後，父親要她為他作模特，為他磨墨，翻找參考資料。這才使她真正地接觸了繪畫。此時，她父親也發現她在繪畫上可能有一定的才華，但是黃胄本人對於畫一直有個信念就是: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唯一源泉。所以也沒有強求她進行繪畫的基礎課訓練。
1979年，黃胄的病有了好轉，他帶著梁纓到祖國的西北邊陲——新疆生活、速寫。黃胄的用功帶動了他的女兒，天一亮梁纓就出現在烏魯木齊的集市上，喀什清真寺廣場中，用炭鉛筆迅速記錄她感興趣的人和事，直到1980年春天。這大半年行程萬里的天山南北旅行寫生，對梁纓繪畫歷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80年—1981年她又隨她的父親到蘇州，沿太湖到杭州，再到黃山。在秀麗的江南一帶寫生，一路上聆聽她父親對她談論中國傳統方面的繪畫理論，告訴她繪畫是要靠勤奮的。
美麗的黃山，到處都是畫，她滿山遍野地去畫。畫畫回來就給她父親喋喋不休地述説每天的見聞和心得，她的速寫竟然乍看起來和黃胄差不多了，特別是松樹畫得很有氣勢。從此梁纓從事繪畫事業已成為定局。她到廣州美院學習基礎課，又隨學校到了祖國西南幾個省，做社會調查和寫生，這對於她都是有益的。
德國漢堡美術學院向世界各地招生，梁纓寄出了她的速寫和在敦煌臨摹的壁畫，贏得了校方面試的機會。1983年秋天，她22歲，告別了父母，到我們不熟悉的地方，接受另一種藝術理論和藝術實踐的熏陶；在漢堡美術學院取得了碩士學位。她所學的那一套，我們並不喜歡，但黃胄和我一直沒有和她爭論，因為我們想如果她是一個懶惰的人，她完全可以隨著她父親的模式，依樣畫葫蘆地畫，會更快更容易地為同業人士理解，讓社會所接受。這樣做取得成功可能更容易和輕鬆一些，因此她出國前已經畫得很像她父親的畫了。選擇現在這種畫法，從我們家到她自己恐怕都有一些離經叛道之嫌，而且對於她，在藝術方面的攀登就難多了。然而，她是用她的心靈感受在創作，沒有吃她父親，像我幼時，我的祖母為我咀嚼過再喂我的飯一樣。這是她最難得的一點，她具有做學問的勇氣。
我認為，她的畫在描寫自我，和她父親“重教化”，想以其作品起到教育作用不一樣。但是如果你認真對她的作品進行思考和探討，你可以發現她仍然畫的是她自己生活的感受和對以往的回憶。比如“別看你鬧得歡，小心以後拉清單”這是她在八歲時，看完電影《小兵張嘎》後，孩子們到處説的句子；《馬蜂和烏龜鬥》是他們在河南“五七”幹校和小朋友取樂見過的，並以這些説明生活中的一點哲理。人們也不難看出不管是她的油畫還是版畫、水墨畫，她還是用著中國的筆墨技法和日本浮世繪版畫的表現方法。她筆下的《荷》、《女人和狗》，這些畫在用筆用墨上都相當潑辣；《女人和狗》，則吸收了日本浮世繪的精髓，她沒有像現在流行的表現派畫家們著力於變形和顏色的分佈、組織畫面，而是真真實實以她平常人的心態，述説她對人生産生的一些靈感。她父親黃胄臨終前對她説過，繪畫是一種語言，只能表示你自己理解事物的某一個側面，要想豐富你的表現手法，就得讀很多文、史、哲多方面的書籍，這無疑是對女兒離他的經叛他的道的肯定和告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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