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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先後在北京、上海、杭州巡迴展出。圖為在浙江美術館展出的現場。（新華社發）
為期5年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通過作品巡迴展的形式向全國觀眾展示了創作成果，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為該工程重要內容之一的理論研討會于11月24日至25日在浙江省美術館舉辦。
受工程組委會辦公室委託，研討會由《美術觀察》雜誌擔任學術主持，來自全國的著名美術理論家共30余人與會。他們就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組織實施和社會意義、入選作品的藝術特徵和美術史價值、歷史畫創作的歷史觀和當代審美特性等一系列學術問題，從不同角度展開了深入探討，不時迸發的思想火花，啟人深思。
深入與突破：從組織到創作
與會理論家高度肯定了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組織工作，認為這是國家行為、政府作為、集體創作的成功，不僅為國家徵集、收藏了一批優秀作品，而且最大程度地尊重和體現了藝術家的個性、藝術風格，堪稱新中國美術創作史的一個重大突破。
中國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靳尚誼認為，工程入選作品創作水準的提高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巧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主題畫的創作有所提高，二是對整個畫面氣氛的處理，尤其是油畫渾然一體的效果，比以前有很大發展。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水天中認為，近30年來，造型藝術觀念和風格的演變給歷史題材的繪畫和雕塑創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中國畫的寫意性也可以出現在歷史畫創作當中，且感染力不亞於油畫，這給中國畫的發展乃至多年來的爭辯和實驗，提供了一次成功的範例。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採取了多種材質的表現手段，實現了革命歷史畫創作在觀念、手法和形式上的突破，包括對歷史細節、歷史真實的表現性突破。比如《1945·重慶談判》中對毛澤東、蔣介石形象的刻畫，《溥儀出宮》中的人物群像塑造等。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認為，這種深入和突破還體現為工程一以貫之地強調對人性、藝術感染力的關注，這不僅體現在藝術構思上，也體現在藝術技巧上，凡能感染人的入選作品都在此方面有所側重。
描繪古人、仕女及都市時髦青年的人物畫充斥今天的畫壇和市場，它們能否代表當今的時代精神？大頭、傻笑是否就能體現批判性、當代性？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王鏞表示，上述圖式和形象不足以構成當代中國藝術的主流。一個淡忘歷史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當前，中華民族處在走向復興的節點，需要理性回顧自己的歷史，發掘其中對當代民族精神建設有意義的因素，歷史畫的創作正反映了這樣的反思精神。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從國際視野分析了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特別意義：一個是歷史的特殊性，一個是藝術本身的特殊性。他強調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的根本區別：前者是“參助的現代性”，不同於後者“反叛的現代性”。從兩者的區別可看出現代審美模式的非唯一性，由此可梳理東西方關於審美現代性問題的不同內涵。
歷史題材和現實關懷
對於主題性創作而言，如何認識和把握歷史至為關鍵。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從藝術家的角度提出了歷史畫創作的兩個難題：一是如何把握歷史、能否把握歷史，二是如何超越前輩藝術家和藝術經典。他認為這次創作最大的一個特點是：無論是選題的切入還是人物的刻畫，大家都努力地從既有的臉譜化的窠臼中跳脫出來，去捕捉和尋找真實、恰當的語言，傳達深層的憂患意識，進而表達歷史人文主義的樸素觀點。
《美術》執行主編尚輝認為，要沿著歷史的腳步去重溫歷史，也就是説要切合歷史的腳步，體現當代藝術家的歷史觀。這方面恰恰是當前美術創作的弊端所在，即缺乏藝術主體對歷史的把握和穿透。歷史是真實的，但是重塑歷史必然帶有時代和個人的印記。他舉例説，表現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面貌，就是因為各個時代審美視點的變化，以及畫家在選取歷史主題和審美視角的差異所致。比如，此次創作中的雕塑作品，將毛澤東和蔣介石並排擺放，這與當前海峽兩岸關係進入了一個歷史新階段不無關係。這類作品更多帶有當下的人文特徵和審美特徵。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丁寧談到要站在當代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主題性創作應當體現當代人對歷史的重新思考。中國美術館研究員徐虹提出，畫家要有定格歷史瞬間的勇氣，表達個人對歷史的切入和把握。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奚靜之指出，歷史畫創作不僅要注重選材，更重要的是要表達一種民族精神。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鄭工説，國家重大歷史題材創作與過去革命歷史題材最大的不同在於整體立場的轉換，從革命的意識形態立場轉換到民主國家的立場。中國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張堅認為，此次創作延續並拓展了傳統歷史畫的創作風格，尤其是弘揚了慷慨激昂、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精神，在商業化的當下凸現了人文價值。
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如何統一是與會專家屢次提及的話題。中國美術學院教授高天民認為，歷史題材創作既有審美的觀照，也有政治的內涵，兩者應有機地融合起來。《中國文化報》理論部主任徐漣以鄭藝的《審判四人幫》中“四人幫”面向觀眾接受審判為例，認為這幅作品的構圖不拘泥于歷史真實，將觀眾變成了這場審判的審判者，不僅僅是從視覺效果著眼，也更好地表達了藝術的真實。《美術報》副總編輯王平對此進行了呼應，他認為此次參與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藝術家，在處理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方面都花了心思。
主題創作：國家、民族與個人的統一
邵大箴認為，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重新喚起了藝術家對於有深刻歷史意義、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的重大題材的關注，對於藝術家將國家、民族的歷史與個人藝術創作相結合起了引導作用。
徐漣説，今天是國家意識形態面臨轉換的特定歷史時期，這種轉換是由黨的意志向國家意志，進而向民族意志、文化意志上轉換的時期。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能否準確、深入地體現這種轉換中的狀態以及趨向，是歷史題材創作應予考慮的，也是國家發展、民族復興、文化復興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譚天説，這次創作中，國家意志得到了充分體現，是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工程的一大成就。如何把國家意志、民族意志和個人意志有效統一，是重大歷史題材創作今後要思考的問題。
浙江大學教授黃河清談到國家工程的三個“堅持”，即堅持廟堂美術、堅持主題寫實繪畫、堅持中國文化個性，不僅強調藝術的社會價值，還從藝術的社會學角度提出問題。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潘耀昌、《美術觀察》主編李一等對工程的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凸現了公共精神和團隊意識。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對中國藝術發展格局正在發生積極的影響。據了解，目前已有4個省在啟動本省的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工程。邵大箴提醒要適度把握，不要搞成一種運動或形象工程。中國美術館研究員陳履生表示，要從尊重納稅人的選擇角度出發，廣納賢才，多出精品。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巡迴展，所到之處均引起轟動，對培育國民的歷史意識、審美意識也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國工藝美術館館長呂品田説，歷史意識對民族文化的統一性和連續性有積極意義，用美學的形式來回應歷史，抵禦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侵蝕，無疑也是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在當代的根本價值訴求。他説，人性是普遍的、抽象的、共同的，也是歷史的，我們需要歷史地把握人性。在社會意識形態處於轉換期的今天，在追求民族文化復興的歷史過程中，如何把握人性是一個值得不斷追問和深研的話題。
對於此次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存在的不足之處，與會者也提出積極而中肯的建議。部分專家認為，一些題材的歷史意義十分重大，但在具體的表達形式上偏弱，技巧上的特色並不能掩蓋這一點。藝術作品不應該成為歷史事件的圖解，而要辯證地把握二者的關係。此外，對於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立體主義等新探索的融合力不夠，有待於在今後繼續探討和改進。
大家還就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如何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如何在國家財政的支援模式外嘗試基金贊助等積極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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