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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資本文獻1989-2001”展覽現場
《當代藝術與投資》雜誌（簡稱C&I）對“後資本文獻1989-2001”參展藝術家丹尼埃爾·G·安杜哈（Daniel García Andújar）以及策展人瓦倫丁·洛馬（Valentín Roma）的採訪
採訪時間：2009年7月20日
採訪地點：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
C&I:正如瓦倫丁·洛馬在策展人文章中提到的，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社會民主進程的一部分，這一點在中國也表現得尤為突出；“人類技術”（TTTP）的産生更像一個寓言的圖式，它一方面利用科技和市場，而一方面又對其進行批判並對其保持警惕。
丹尼埃爾·G·安杜哈：1996年的時候，我在網上註冊了一個虛擬的公司叫iSAM，這個公司的全稱是Street Access Machine by Technologies to The People。這個想法是源於一句廣告詞:technology set us free（科技讓我們自由）。我們開發了一個系統，包括閱讀器，特別信用卡以及公共線上門戶。這個系統允許包括流浪漢和邊緣人群在內的人群進入到信用卡操作和電子商務的世界中。實際上Street Access Machine是蘋果電腦1996年開發的和設計的一套系統軟體，它註冊了商標也因此受到商標保護。但是能用上這套系統的人非常之少，一方面因為人們對它所知甚少，一方面是因為你需要花錢去購買它。因此我們希望把這套系統用於去連接那些它原本不可能連接到的人群，讓這些人群了解如何去使用這個系統。
很多時候人們並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公共空間，那些公共空間本身也暗含了許多規則，比如我父母的時代他們經常聽廣播，看電視，但是他們很少會去想廣播和電視後面的事情。是誰在使用這些廣播和電視？現在我們經常上youtube這樣的視頻網站，並認為那裏很民主，可是事實是有很多的群體還並不知道youtube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包括我去非洲考察的時候會發現大多數非洲人還不知道Facebook是什麼，這些人群依然游離于新的科技和系統之外，他們或是因為不允許進入,像北朝鮮，或是因為對它的排斥。
C&I:這樣一種基於新技術的展覽，包括文檔，圖片，網路資訊等等，它與一般傳統的羅列藝術品的展覽非常不同，那麼作為策展人，你如何去考慮這些作品與空間，與觀眾的關係？你如何去呈現它？
瓦倫丁·洛馬：我跟丹尼爾的基本想法是為當地市民開放一個新的科技平臺，讓他們盡可能近距離的，更多地了解正在發生的科技的改變。如何去面對一種作為民主的科技，這是我首先想要做的。比如很多觀眾他們可能都使用過ebay網，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ebay網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購物，交易方式。資訊的輸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所有的觀眾都能成為user(使用者)，而不是局外人（outsider）。進一步來説，我們希望呈現給觀眾一種現象，那就是科技，網路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每日景觀了，因此每個生活其中的人都必須具備編碼能力。而作為藝術家和策展人來説，這種技術和網路業將成為我們新的，最切身的藝術實踐，它是一種不斷地重復書寫。我們必須像運用某種工具那樣去運用藝術，所有的圖像，文檔，網站都只是工具，幫助我們去認識現實（reality）。
策展人並不是闡釋者，策展人永遠是第二位的，策展人的功能某種意義上是秘密的。他始終在對話中，與藝術家對話，與作品對話，與觀眾對話。我並不喜歡現在梯級的策展人體系，策展人應該始終處於對話的狀態。不是我們告訴了觀眾什麼而是觀眾告訴了我們什麼。
展覽作品圖片
C&I:你如何去定義“後資本”？“後資本”與“後殖民”在你看來有什麼不同的含義?
丹尼埃爾·G·安杜哈：我認為後資本更多時候涉及的是一種消費觀念，是一種消費形態的改變。以前我們會跑很多的地方，找很多家商店去買影碟，CD，但是現在我們已經不需要去支付這樣的錢了，而且我們已經不相信在正規商店出售的這些影像製品了，它們大都經過刪減，加工，通過了所謂的審核體系，它已經不純粹了。如今人們更願意上youtube或者其他視頻網站去看更直接的東西。後資本是對所有資本的産物的懷疑和不信任，它質疑資本運作中的那些隱藏的權力關係。比如資本對資訊的控制。比如美國的微軟公司，它掌握和控制了關於微軟軟體的秘密，因此全世界1/3的人都必須使用微軟，他們都必須花錢去購買微軟的軟體。進而，美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而且很多資訊和軟體具有梯級系統，每一層都需要特殊的許可證。後殖民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觀念，許多關心後殖民狀況理論家，藝術家和策展人大都來自有過被殖民歷史的地區，國家。我覺得後殖民跟我的關係不大，我也不太能感受那種殖民或被殖民的感覺，雖然在西班牙的地理課上老師也會説西班牙是歐洲的中心，歐洲的全球開拓是從西班牙開始的。我覺得後殖民是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之間的問題，而後資本是民主社會內部的問題。我更願意説我們是在後資本的時代，這個時代中有版權，有資訊的控制，這其實跟2000年前沒什麼區別。但是從技術的層面上説我們的時代的確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即便是20世紀和21世紀二者間的鴻溝都比我們想像的巨大。技術的變更，飛快地改變著我們。每一代人使用的技術差別是如此之大，他們之間相互不理解，更不説那些決策者和我們之間。現有的政治決策者跟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通常都會有20歲－30歲，我完全不相信他們真正知道我們想要什麼，我們在想什麼。
C&I:“後資本”是一個不斷移動的項目，其內容不斷更改，增加，被討論，巡迴到全球不同的城市，帶有強烈的地區文化及社會色彩。在這些巡迴展中，當地觀眾的反應如何？對每一地區的展覽的設想是否會優先考慮當地的社會文化處境？尤其是在中國的展出？
丹尼埃爾·G·安杜哈：我其實覺得全世界的觀眾其實大同小異。人們都對新技術感到好奇，都對文獻很感興趣，覺得那是他們的真實生活，甚至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這些文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它們既有實物，圖像，文本，又有電子，網路。它們不是一種概念的譜係，不是被某個權力機構擁有並獨自享用的東西。它的使用權和所有權歸所有人，並向所有人敞開。我們甚至可以不用上圖書館去查閱，事實上我們就住在這些文獻中。眼下全世界的教育都一樣，無聊和死板，只是非常機械地傳授給你資訊。但是我們現在不需要被傳授資訊，google和維基百科（Wikipedia）可以提供所有我們想要獲得的知識。現代人需要被傳授的是掌握知識的方法，而學會運用現代技術，網路是這種方法中最重要的。現代社會的文盲不是缺乏知識而是不懂得運用技術。就像我剛才説的，我希望我的觀眾都能成為使用者（user），我們的項目是使得所有人都有權掌握他想掌握的資訊。
C&I:“後資本文獻1989—2001”，這段時期是全球政治變化最為激烈的時間，其中相當多的事件成為了20至21世紀社會變革的重要分水嶺，您作為藝術家是如何來對這其中資訊做出調整和判斷的呢？
丹尼埃爾·G·安杜哈：我覺得我所充當的，更多是一種編輯（editor）的角色。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一種觀點就是，我們不能只看圖像，要看到圖像背後的真實。圖像以及任何一種藝術形態都只是我們認知的工具。我更願意把我的工作看作是一種知識的再生産。確實，在一段時期世界政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比如1989年因特網從原來的軍用轉向民用，同年美國入侵巴拿馬，柏林墻倒塌。所以這是非常敏感的一年，有些是原有的舊的障礙被打破，拆除，有些則是新的障礙正在被建立。2001年是大家都知道的9.11事件，這在我看來是非常的重要的事件，在這當中有些東西，比如美國總是很引以為豪的自由民主夢的倒塌；有些東西又開始被建立，比如北京的奧委組委會是2001年建立的，這對中國來説也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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