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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先生近照
在中國與西方美學界，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一種回歸“生活世界”來重構美學的取向。這種美學在當代歐美被稱為“日常生活美學”，而在中國則被稱之為“生活美學”。生活美學在中國的建構，一方面力圖擺脫“實踐美學”的基本範式，另一方面又不同於“生命美學”的舊模式。
忘記生活世界，終將被生活世界所遺忘。與其他學科相比，美學更需回歸於生活世界來加以重構，這是由美學作為“感性學”的學科本性所決定的。這種美學新構的現實性要求還在於：在全球化的境遇裏，人們正在經歷審美泛化的質變，這包涵著雙向運動的過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藝術化”，特別是“日常生活審美化”孳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則是“藝術的生活化”，當代藝術摘掉了頭上的光暈逐漸向日常生活靠近，這便是“審美日常生活化”。實際上，我們在面對藝術時，一定意義上就是面對生活美學的，而在我們審美化觀照生活的時候，一定意義上也是依據于藝術的。然而，當代中西美學所面臨的歷史語境並不相同。在歐美學界，所謂日常生活美學的當代出場，乃是對“分析美學”佔據主流的以藝術為絕對研究中心的強大傳統的反動，於是選擇了回到“更廣闊的世界本身”，從而認定在日常生活美學當中欣賞到的屬性就是被經驗事物的屬性，而並非從我們經驗的世界當中被抽象出來的對象。然而，我們所謂的生活美學卻並不等同於日常生活美學，而是一種介於“日常性”與“非日常性”之間的美學新構。這就是説，生活美學既認定美與日常生活所形成的連續性，又認為美具有非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儘管它們在摒棄主客兩分思維模式方面是如出一轍的。
追溯本源，在中國本土的豐富思想中，歷來就有“生活美學化”與“美學生活化”的傳統。在中國古典文化看來，美學與藝術、藝術與生活、美與生活、創造與欣賞、欣賞與批評，都是內在融通的，從而構成了一種沒有隔膜的親密關係。在一定意義上説，中國古典美學就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美學，中國古典美學家的人生就是一種“有情的人生”，他們往往能體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並能在適當地方上升到美學的高度。從莊子的“美的哲思”到明清的小説批評，那種生活見識與審美之思的融合，皆浸漬了中國傳統原生的美學智慧。
當代中國美學原論的建構往往缺乏本土文化的積澱，無論是囿于“實踐—後實踐”範式的現代性的建構，還是深描“生活審美化”的後現代話語，顯然都太西方了！其實，生活美學從本根上來説恰恰是一種最具本土特質的美學。這可以從中國思想的儒家主幹當中得見分曉，儒家美學就是一種以“情”為本的生活美學。在新近發現的“郭店楚簡”當中，儒家重“情”的思想取向被重新彰顯了出來，所謂“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特別重要的是，在《語叢》裏出現了“禮因人之情而為之”和“情生於性，禮生於情，嚴生於禮”的看法，在《性自命出》裏又出現了“禮作于情，或興之也”的觀念。無論是“禮生於情”還是“禮作于情”，都強調了禮的根基就在於喜怒哀樂之情，“興”恰恰就説明瞭這種情的勃發和孳生的特質。
我們過去對於儒家美學的哲學化解讀，往往盡著歐洲哲學研究的色彩，諸如仁學作為儒家美學的哲學基礎，或者認定儒家美學的核心就在於美善合一，這種思路顯然是一種從西方哲學思維模式來過度闡釋儒家思想的結果。然而，從“生活儒學”的角度來解讀儒學，似乎更能回到原初的語境來言説問題，儒家美學的基石實際上就是生活踐履之“禮”與生活常情之“情”及其統一。從來源上説，這種基本規定一方面直接來自中國古人自身的本性的規定；另一方面，對於中國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來説，情更是與“巫史傳統”息息相關的，或者説情是間接來自於這種獨特傳統的。從巫史傳統出發，儘管情是主導感性化的方面，而禮則是主宰理性化的方面，但情與禮卻具有非常緊密的關聯。在原始儒家時代，禮樂相濟無疑是儒家美學的主導理念，然而隨著樂的衰微，這種統一便被轉化為禮與情的合一，而樂對於人而言的內在規定就在於“性感於物而生情”之情。進而可以看到，對於作為感性學的儒家美學而言，情較之禮才是更為根本的，或者説，儒家美學最終就是以情為本的。所以，從生活美學與“情之本體”的角度來重思儒家美學的基本定位問題，無疑是一種新的美學思路。
在孔子本人那裏，這種情的實現更多是在詩與樂當中完成的。所謂“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正是表明不僅詩之“興”是達于禮的前導，而且禮與仁最高要在樂中得以完成和完善，詩與樂將禮前後合圍在中心，孔子正是意識到了樂才是一個人格完成的境界。孔子還談到：“志以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在這裡，無論是志、據還是依都是一種符合於道、德、仁的他律，而只有遊，在“藝中游”，才是遵循審美自由規律的自律存在。因而，儒家的審美理想的極致處，並不僅僅是寓美于善，而是在至高自由和人格極境裏浸漬和瀰漫著審美的風度。按照孔子這種思路，就不僅僅是禮生於情這般簡單了，而且更強調的是禮完成于審美化的情當中。由此可見，從孔子時代開始的以情為本的美學就已經走上了生活美學的道路。這對於當代中國美學的建構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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