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與志氣的“廝打”

文心雕龍句     鄭孝胥書

    談鄭孝胥，無論其書其詩其人，目前都還是一件不太討俏的冷門。關於民元以前鄭之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曾出版過評傳專著以及《近代史研究》上若干論文；關於民元以後鄭之研究，就更加寥若晨星了，甚至20世紀90年代所編纂的書法史書中十有八九還是只字不及鄭書。

    究其原因，倒也不甚複雜，蓋為其“大節有虧”則難免“因人廢言”也。

    鄭孝胥（1860—1938）是福建閩侯人，“八閩解元”的舉人出身，在晚清維新政局中一度是個活躍人物，和張謇、湯壽潛一起被稱作“民間立憲”運動三傑。曾任中國駐神戶大阪總領事，是張之洞幕府的“總文案”，被譽為“一把手”。以後歷任廣西邊防大臣，安徽、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職。民元以後則“萬人如海一身藏”，以遜清遺老自居，不出任民國之官長達二十載。但1932年後，他孤行獨往以“老不朽”自居奉一廢帝，不惜依託日本軍國打造其心目中的“王道中國”。因此，鄭孝胥雖然身為同光體閩派詩的領軍人物，書法更在當時譽滿天下，卻因晚年“落水”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的政治失足，為後世研究帶來相當難度與忌諱。

    細覽鄭書，可見風格相容碑帖，喜歡放筆刷字，險勁外露，筋骨內含。有顏真卿、蘇東坡的底子，而漢魏六朝氣相充沛，尤其受張裕釗的影響很大。諸多傳世作品中均體現為結字修長、擒縱分明、用筆堅挺、清剛勁悍的品質，絕無當代書壇某些顧影自憐的書法匠人“故作痙攣”的惡習，卻又並不火氣暴戾，殊為難得。

    鄭書努力追求能集雄肆與疏秀為一體，但平心而論，又尚未圓融，頓挫甚佳而缺少變化，其折筆處幾必橫重豎輕、斷而後起，這樣的筆力用多了，就難免誇張，更是矜誇。説鄭書與含蓄、凝重、溫厚之格局緣分不大，此言不過。

    筆性如人，師心使氣，在筆者看來，鄭孝胥書法之骨力強勢，原與他天性中的好勝乃至執拗須臾不可分隔。然傳統中國人文教育尤其是書香世家的文化修養中，卻有著刻意追求淡泊、裝點隱逸趣味的傾向。當其修為方向與執行者的天性相違合，這場“個性與志氣”間的“廝打”往往是驚心動魄，乃至兩敗俱傷。具體體現在鄭身上，幾乎可以窄化為“出世”與“入世”間的掙扎。要知道，鄭孝胥的另一面，可是一個並不諱言“我輩今所冀者”乃“有權在手上也，有飯可吃中也，有名可傳下也”的人物。

    就詩學而言，鄭孝胥尊慕韋（應物）、柳（宗元）之造語生峭、清言見骨，甚至前期學五古時更步踵孟郊苦寒清寂、簡穆淡遠，但其成熟之後的代表作，卻多半氣英意激、不可一世。他更為神似的人物，當是同樣在青史之上備受爭議的王安石。

    俗諺有謂“三歲見老”，我們再拿鄭孝胥1882年中舉之前的日記為例，稍微管窺其深心自我。

    這一年，在這位22歲的年輕人日記當中，“獨立不懼”、“強哉矯”之類語匯就已經屢見不鮮。而對於“兼有狂狷，質美未學”的遺憾，明確顯示了鄭孝胥對於“文化修為”、對於“工夫”的看重。另外。對於“紈绔子弟”的譏彈、對於“稍有聰明，淺而易盈”、自滿特甚而器識未必者的不滿，更是在在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鄭孝胥書名已盛，該年日記中，他應邀為人寫扇、書聯、刻石的記載不絕於書。

    20世紀初鄭孝胥隱居滬上，曾創設“有恒心字社”課徒授業，其對生徒評語中有“專習篆書，可偏視一切；專習隸書，可避免俗氣”“筆姿甚美，當令學北碑以壯其骨”“行草亦須從凝重入，放縱者多難進步”等語。其所看重的，都是習得對於習性的“糾正”。

    汪辟疆著《光宣詩壇點將錄》將鄭孝胥定位為“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以為“若就詩論詩，自是光宣朝作手”，然而“日暮途遠終為虜，惜哉此子巧言語”，正是影射鄭孝胥晚節不保；“只緣英氣平生誤，未信寒蛟竟可罾”，見出惋惜與同情並在的兩難。汪尚且引證陳寶琛、張孝謙等人的説法為此事作注，道是“蘇戡急功名而昧于去就”，可謂一語中的。

    究其實，鄭孝胥其書其詩其人的複雜艱澀，乃至非議重重，未嘗不是天性與教化、個性與志氣的一次衝突範例。鄭在他的時代，對於某種文化的負效與悖謬都不具備反省的條件，更何況以鄭天性中的孤傲自負，他又多少先天缺乏反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