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辦的“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十五人談”圓桌學術會議在復旦大學思源報告廳舉行。來自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傳媒大學、上海戲劇學院的十五位知名專家學者圍繞“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這一主題，展開了深入的學術研討。本次會議作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係）創建九十五週年系列學術活動之一，得到了《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新聞大學》四大新聞傳播學術期刊的鼎力支援。會議由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湯筠冰教授主持。

在會議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張濤甫教授，與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先後致辭。張濤甫院長介紹了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成立九年多來本著“國之大者”的精神，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緊密結合，産出了許多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本次學術會議打破了學科邊界，不同學科的著名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媒介與社會、人類與文明的宏大主題，富於創新，意義突出。孟建主任在致辭中説，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作為全國文化研究的重要學術機構，五年前便開始進行“媒介與文明”問題的學術研究並取得了較多的學術成果。繼今年七月召開了“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學術研討會後，中心這次採用“十五人談”的創新形式對這議題繼續進行深入探討。

開幕式結束後，十五位專家分別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出發依次進行了學術發言。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教授謝茂松以“數字文明：歷史意識、戰略思維與媒介發展”為題首先進行發言。他指出，數字文明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新階段。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數字文明，這一轉變都與媒介發展緊密相連、息息相關。他提出了將數字媒介置於數字文明視野下審視的觀點，並強調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需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數字文明和生態文明四者融合。謝茂松教授還探討了數字技術對社會經濟、政府治理及社會治理的影響，提出了“數字政治經濟學”概念，並強調了對數字技術壟斷的警惕和建立中國數字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必要性。謝茂松教授認為，數字文明舉國體制是當前的重要趨勢，同時數字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需關注短視頻演算法對個體性情的影響及如何建立“德性”的數字技術。最後他強調，理解數字文明需具備歷史意識和政治思維，以構建新的文明。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李瑋在論壇上分享了“網路語言與網路文明”的研究成果。李瑋教授指出，網際網路深刻影響著人類的語言，並使現代漢語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大量新詞、新意、新用法。這些網路語言線上上廣泛使用並滲透到現實中來，由此影響著中國語言生態。諧音詞、字母詞、數字詞及表情包的廣泛使用，以及語法、語音、標點符號的不規範等現象都是網路語言的特點。李瑋教授還分析了網路語言對漢語純潔性和規範性的衝擊，以及對人思維方式和語言能力的潛在影響。她呼籲，要進一步加強網路語言文明建設，通過認識、分辨、消解、規範的步驟來推動網路文明邁向新的階段。

孟建教授以“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研究的若干思考為題，探討了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的研究背景。他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正從經濟邏輯拓展至文化邏輯，實施著社會發展的“雙輪驅動”。社會發展形態已從“文化發展模式”演進為“文明形態提升”。他認為，“媒介與文明”的研究需要“縱橫交織學術視角”。從縱向看，需關注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形態的雙向互構；從橫向看，需關注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的多元融合。他提出了這一研究的六個議題，即媒介作為文明演進的驅動力；媒介與文明的哲學思考；媒介發展與自我認知；媒介作為文化權力；媒介技術與文明形態以及媒介發展與文明斷裂。他強調，媒介技術的每一次革新都深刻影響著文明形態的演進，當前應當重視人工智慧這一新質生産力在現代文明發展中的特殊作用，同時以“科技向善”的態度對待其可能帶來不確定性與各種挑戰。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徐劍以“從展現奇跡到傳播人世間：城市形象的數字媒介變遷”為題進行了發言。徐劍教授以巴黎、洛杉磯、東京、迪拜和上海等城市為例，展示了這些城市在谷歌中的代表性形象，並指出傳統精英媒體中城市常被塑造成現代化奇觀，而社交媒體上則更多呈現個體和美好生活。通過數據挖掘，他發現巴黎在社交媒體上多被展示為浪漫，洛杉磯與體育緊密相關，東京成為動漫天堂，迪拜和上海則展現日常生活和美食文化。徐劍教授認為，這種轉變體現了人的覺醒和崛起，社交媒體時代人人參與傳播，個體聲音得到更多關注。他強調，在社交媒體時代，城市形象傳播應注重展現生活美好和個體故事，小而美的城市生活故事才可能是主流，這也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深刻體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國際新聞界》主編劉海龍以“媒介與文明：重訪芒福德”為題進行了發言。他指出，由芒福德所著出版于1930年的《技術與文明》一書，雖因對城市的分析原屬於建築學領域，但隨著媒介概念延展，亦成為媒介研究的重要文本。芒福德在書中詳細論述了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及社會對技術的塑造，與現今媒介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重新審視媒介與社會關係相呼應。芒福德認為技術代表文化體系，而非獨立硬體，並通過區分三種不同的技術體系，強調技術是一種表徵，而非決定性因素。在技術與人的關係上，芒福德強調了非進攻性的生存性媒介，而人的身體作為技術産物則被改造為文化記憶，這正是技術的本質。芒福德還強調了技術由局部文化前提産生，再反作用於社會。芒福德並不主張技術倒退，而強調人與技術的融合與共存。芒福德論述對當前數字時代亦有啟示。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教授，《新聞與傳播研究》常務主編朱鴻軍就“媒體治理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題進行了發言。他指出，媒體在現代化議題中角色備受關注，而媒體與現代化與國家治理間存在直接相關的關係。在大眾傳播語境下，媒體作用相當有限，但如今媒介發展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礎設施，作用遠超傳統媒體時代。朱鴻軍教授結合他的調研經驗，以縣級融媒體為例，詳細闡述了媒體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相關性。他發現，縣級融媒體中心的身份定位對其發展至關重要，若定位為基層治理的現代化平臺，則能推動當地基層治理現代化。他還提到體制外媒體的重要性，包括商業網際網路平臺、機構媒體和自媒體等，這些媒體板塊的發展同樣關係國家治理現代化，甚至政權安全。中央強調網際網路對長期執政的重要性，這已觸及到更根本的問題。

上海戲劇學院副校長、教授，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聶偉就“共創共用未來視聽新場景”為主題進行了發言。他指出，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人文社科研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傳統理論已難以全面指導實踐，研究者需主動出擊，以適應新環境。聶偉教授觀察到技術迭代和産業佈局變化導致傳統電影片場概念逐漸淡化，但影像藝術在短視頻等新形式中煥發新生。他還探討了新技術對視聽行業的影響，特別是生成式AI等技術在視聽場景中的應用，為創作帶來新的可能性和職業機會。此外，他強調了全球AI監管合作的重要性，指出各國政策差異為中國視聽內容國際化帶來挑戰和機遇，了解世界主要國家的治理政策，為中國視聽內容國際化提供支援和預判至關重要。他認為，面對新的視聽環境，學界與業界都應當審慎理清其中區別，調整焦距、拓展視景，共創共用未來視聽新場景。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奇點政治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姜宇輝就“電子遊戲作為氛圍媒介”的議題進行了發言。他首先指出媒介不僅是物品或工具，更是一種環境，緊密地與個體交織滲透，如同空氣般無處不在。通過回應彼得斯“環境即媒介”的命題，他將媒介視為氛圍性的環境，強調其與人之間的遠近、親疏、緊張與鬆弛等複雜關係，以及媒介以氛圍或場域的方式潛在地影響人們的生活。他進而探討了氛圍媒介與氛圍美學之間的內在相通性，認為兩者均關注媒介與人的感性關係。通過引用氛圍遊戲的相關理論，姜宇輝教授指出了電子遊戲作為氛圍媒介的特徵。他通過具體遊戲案例，分析了電子遊戲如何創造一種現實與虛擬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氛圍。他認為，在一個充滿空虛與泡沫的時代，電子遊戲等氛圍媒介或許能幫助人們找到更親密的共情，從而在遠與近之間找到人與媒介，人與世界原初的、真摯的關係。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祁林以“技術文明與藝術生態”為題進行了發言。祁林教授首先指出技術和藝術是重要的文明問題，文明可分能量和資訊兩個維度。其中，技術是人類獲取能量的最重要的指標，藝術則是人類最具人文性、最高端的資訊之一。他繼而指出，藝術研究的新趨勢是從作品、風格轉向環境或生態。人類歷史上大量的偉大藝術作品背後其實目標不是藝術，而是藝術背後的非藝術目標，如信仰、宣傳、或其他社會需求，這引發了人們對藝術贊助人的關注。祁林教授認為技術文明是藝術生態的底層力量，決定藝術結構，並通過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發展説明技術如何影響藝術生態。在數字時代，每種藝術門類都能找到共同體，日常生活也由此審美化。他還注意到技術壁壘導致的藝術文本差異和跨媒介開發問題。最後，祁林教授強調藝術雖受外界約束，但服務於內心。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趙瑜就“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中的智慧媒體實踐與倫理反思”這一主題進行了發言。她首先指出智慧化是媒介技術的重要趨勢，生成式AI展現了卓越內容合成能力，模糊現實與虛擬邊界，影響人類文明構建。智慧技術下的文明形態特徵包括改變勞動關係、構建新文化生産力和生産條件，以及影響社會治理。其次，在智慧媒體實踐方面，數字技術構築媒介化社會，自動化、智慧化元素滲透媒體實踐，影響內容生成、交往形態和擬態環境。然而，智慧媒體實踐也帶來諸多挑戰，如新聞真實性、輿論操控和人機交互中的自我認同問題。她強調，人工智慧技術需滿足倫理要求，恪守真實性原則，防止技術濫用。最後，她指出人類應當在技術調節的世界中積極形塑生活，維護生命的尊嚴與福祉，保持人類心靈自治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新聞大學》常務主編朱春陽進行了題為“中國式現代化與文化創新發展的制度創新”的發言。他首先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通常分為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以及人的現代化三個階段。目前，中國式現代化正進入制度現代化的階段，人的現代化則是未來發展的關鍵。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尚顯不足，中國文化産品的國際貿易佔比和文化産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均未達到理想水準，文化強國的目標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推動文化産業的發展。朱春陽教授闡述了包容性制度對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文化領域，也需要建立包容性的制度環境。最後，他強調了制度在物的分配中的關鍵作用，認為物的現代化並不必然指向人的現代化，需要通過制度來確保物的分配能夠推動精神文明的發展。

中國傳媒大學研究員、《現代傳播》責任編輯楊旭東發表了題為“介詞與媒介”的學術分享，引發了與會者的關注和思考。他首先指出，宇宙萬物都存在於特定的空間關係中，而在人的語言中，這種空間關係都通過介詞來表達。隨後，他從詞源學角度指出“媒”是觸發、讓美好事情發生的意思，“介”是處於二者之間，讓兩者發生聯繫的意思，“媒介”的基本含義則是經由什麼讓什麼發生。楊旭東研究員進一步指出，基本自然元素（諸如氣、水、光、土等）都經由媒介讓生命和生長髮生。人類雖然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體系，但萬物本身是一種召喚，一種不同於人類語言但又在時時刻刻説話的存在。他指出，介詞和媒介都揭示了人與物之間的原始關係，這種關係與通常理解的人是最高貴的萬物之靈的價值判斷是相反的。他呼籲人們恢復“關係”概念的原始含義，即相關、關切和連接，並強調人與物是緊緊聯結在一起的。

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秘書長、新聞學院教授張殿元在題為“廣告：打在文明門面上的烙印”的發言中探討了廣告與文明的關係。他認為廣告不僅是經濟活動的附屬品，也是文明組成部分，影響著社會文明，促進文化産品多樣化，由此昭示了現代文明的本質。他進一步指出，廣告作為社會發展的創新，是商業文明的標誌。從原始廣告到現代廣告，其形式與功能不斷演變，體現了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他認為，廣告作為中西方現代文明興衰的縮影，見證了工業革命後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領先，以及當前數智廣告時代中國的追趕與超越。中國廣告業應重視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需用中國話語講述中國故事。他最後指出，虛擬文明中廣告商業與藝術並存，價值符號化趨勢明顯，廣告是商業文明複雜系統的粘合劑，但這種文明是否象徵著人類的進步尚存爭議。

湯筠冰教授在以“媒介化時代的文明轉型：AI與視覺表達革新”為題的發言中，首先指出深度媒介化是媒介與文明的雙向嵌套，媒介成為社會互動、秩序維繫的重要支柱，也是文化意義建構的關鍵機制。她從技術哲學出發，強調數字技術“銘刻”世界並調節人類知覺體驗，使想像和虛構通過數據挖掘技術得以呈現。在視覺媒介變遷上，她從視覺凝視到演算法驅動的觀看進行分析，指出凝視不僅是觀看，更涉及理解、詮釋和控制。演算法驅動的觀看中，內容推薦由演算法根據數據生成，觀看行為變得非線性和碎片化。她還討論了AI在視覺創作中的重新定義作用，認為AI不僅是工具，更是具有創造力的“創作者”，模糊了創作者與觀眾、固定作品與動態作品的界限，提高了視覺內容精準傳播效率。然而，AI與視覺表達革新帶來的哲學與倫理挑戰，如創作者身份模糊、真實性危機、演算法偏見與文化多樣性等問題，還需得到更深入的思考和應對。

復旦大學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孫少晶就“生成型媒介與數字價值觀”這一主題發表見解。他指出，討論該主題需關注三對關係：文明與非文明、媒介供能與抑能、媒介文明存在與生成。首先，文明發展中始終伴隨非文明現象，且這些現象與媒介進程緊密相關。例如，社交媒體上的非文明言論在特定社區中依然活躍，顯示了數字媒介與政治、歷史的緊密聯繫。其次，數字媒介的供能與抑能之間存在辯證關係，對不同群體影響各異，涉及平等問題。最後，當媒介與文明結合，會出現新的文明形態，即媒介化文明，它既有存量形態也有新生形態。生成型媒介意味著整個媒介生態在與政治、文化、人、用戶結合時，會生發新的價值觀、文化和文明産物。因此，我們應理解數字技術與文明之間的連接，並從中提煉與文明相關的概念或現象。

在專家互動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就各自發言中的核心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與思想碰撞，並就現場觀眾的提問進行了解答。最後，孟建教授對本次會議進行了總結，他表示，與會專家圍繞主題從多維角度發表的真知灼見讓這次學術討論精彩紛呈。他坦言，將“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這一宏大且複雜的論題定為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當前的研究重點無疑是很大的挑戰，但中心仍願意迎難而上，不斷開拓創新。孟建教授代表中心衷心感謝十五位與會著名專家的鼎力支援，本次會議所取得的思想成果無疑將進一步推動這一研究主題的深入與拓展。他期待著今後能持續進行這樣形式創新、卓有成效的學術研討活動。

據孟建教授介紹，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研究機構，是國家文化創新研究的重鎮、國家文化戰略研究的智庫和國際文化交流的平臺。早在五年多前，中心就開全國之先河，啟動了“媒介與文明”領域的學術研究，並産出了一系列學術成果。黨的二十大後，中心更是迅速聚焦了這一重要的研究領域，不僅在2022年底專門舉辦了重要的國際會議，而且在這次國際會議上由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發起，聯合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文化創新與青年發展研究院、南京大學藝術與科技研究所、浙江大學廣播電影電視研究所六所著名大學的研究機構成立“人類文明新形態學術研究聯盟”，併發布了《文明新形態研究倡議書》。在本次“媒介發展與現代文明十五人談”學術會議召開之前，發起成立“人類文明新形態學術研究聯盟”的六所著名大學的相關機構負責人在復旦大學召開了工作會議，對“學術聯盟”今後的工作做出了具體部署。（盧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