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轍
舟轍(蔣舟喆),27歲的年輕藝術家,已經在國際藝術舞臺上嶄露頭角。他的作品不僅跨越了傳統的藝術媒介界限,涉及攝影、聲音、裝置和行為藝術等多種形式,更通過這些媒介探討了現代社會中的身份認同、身體解構與文化政治與藝術的交叉等深刻主題。舟轍的藝術語言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實驗性,他不斷推翻原有的藝術規範,通過藝術創作挑戰觀眾的思維方式。在他的作品中,“破壞性”與“偶然性”成為了關鍵特質,而這種創作理念恰恰來源於他對身份、身體和社會的深刻思考。
《Positive1.0》參展麗水攝影節,2021,圖/項夢琦
舟轍于1997年出生於中國合肥,現生活工作于英國倫敦,2022年獲得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工業設計專業碩士學位。雖然他的學術背景是工業設計,但他並沒有將自己局限于某一學科,而是跨越了多個藝術領域,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創作視野。從他的作品經歷來看,舟轍已在中國、英國、日本、荷蘭、西班牙等多地展出,並獲得多個獎項和榮譽,諸如國際實驗攝影節(巴塞羅那)、第四屆1839攝影獎、麗水攝影節、鹿特丹攝影節等,都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認可。這些國際化的展覽和獎項,不僅體現了他作品的多樣性與深刻性,也證明了他在當代藝術領域的獨特地位。
舟轍的藝術創作中有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身份”的解構與重構。他通過跨學科的媒介語言,探索個體與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出了對“身份”這一社會構造的深刻質疑。他曾在作品中表達:“用遺忘來取代回憶,用實驗來取代解釋。發現你自己的無器官的身體,懂得怎樣形成它,這就是生或死的問題,年輕與衰老的問題,悲傷與快樂的問題,所有的一切皆展開於此。”這正是舟轍創作的核心——通過破壞傳統藝術媒介與社會結構中的固有觀念,去發現“無器官”的身體,去探討身份的流動性和構建。
身份的社會性:個體的自我反思與社會標簽
舟轍的作品尤其聚焦于社會如何通過標簽化的方式構建個體的身份。例如,《Positive 3.0》系列便是他探討社會標簽與個體認同的一次重要嘗試。在社會特定時期的例外狀態中,“Positive”和“Negative”所代表的不再僅是醫學術語,它們逐漸成為社會對個體的標簽,代表著一種被社會接受或排斥的身份。在這一背景下,舟轍通過自己親身經歷的反思,深入探討了這一身份標簽的社會意義。
《Positive Organs》
通過這一作品,舟轍質疑了社會如何通過疾病、健康、政治等維度將個體歸類,並討論了這種標簽化對個體認知的影響。他通過影像和聲音的雙重表現形式,將“Positive”的身體狀態具象化,既是醫學意義上的標記,也是情感和社會身份的隱喻。他的作品不僅僅是對個人健康經歷的再現,而是通過影像的“視覺化”將這一身份標簽的社會性展示出來,使觀眾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感受身份認同的困境。
在《Positive 3.0》中,舟轍不僅將社會對“Positive”個體的看法展現為冷冰冰的標簽,而是將其轉化為情感的、哲學的反思。他探討了身份在社會強加的背景下如何逐漸變得模糊與不確定,從而喚起了人們對個體自主性與社會認同之間關係的深刻思考。舟轍的藝術實踐通過打破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界限,提出了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個體身份究竟是由社會賦予的標簽所決定,還是由每個人內心的選擇與重構所塑造?
《Positive2.0》
破壞與偶然性:藝術實踐中的探索與遊戲
舟轍的創作不僅關心社會與身份的議題,更強調“破壞性”與“偶然性”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他的創作方法與傳統藝術創作理念截然不同,他反對預設的藝術目的性,主張在創作過程中放任破壞與偶然的發生。這種反傳統的創作理念使得舟轍的作品充滿了實驗精神,並在極大程度上顛覆了觀眾對藝術的既有認知。
例如,在《Positive Organs》項目中,舟轍採用了一個極具實驗性的手法:他將疾病患者的身體器官圖像與聲音進行結合。這一跨媒介的實驗創作,不僅讓影像和聲音在感官上形成了獨特的交織,還為觀眾創造了一種新的感知方式。通過將陽性個體的身體部位與聲音相互轉換,舟轍讓這些原本屬於醫學領域的圖像與聲音變成了藝術表達的元素。這一過程既充滿了“偶然性”的藝術實驗,又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視覺藝術與聽覺藝術之間的界限。
舟轍的創作本質上是一種“遊戲”,他在藝術中引入了破壞、重構和反思的元素,讓作品成為一個不確定性的開放性平臺。觀眾不再是單純的外部觀察者,而是與作品之間進行著不斷的互動與對話。這種偶然性和破壞性的並存,使得藝術創作不再是事先規劃好的理性設計,而是一種在過程中不斷演變、不斷生成的開放性作品。
《Positive3.0》
跨學科的藝術實踐:媒介與情感的再生
舟轍的作品在形式上呈現出極高的跨學科性,他並不局限于單一的藝術語言,而是將多種媒介相互融合,形成了流動的、不斷變化的藝術形態。他將攝影、聲音、裝置、設計等不同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充滿實驗性的藝術平臺。正如舟轍自己所説:“我的作品可以是工業設計,是攝影,也可以是食物,是任何實踐狀態坍縮生成的一個縱向切片。”
例如,在《Rhizome》項目中,舟轍借助植物的象徵性意象,展示了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探討了生命與物質、環境與內在的相互作用。他通過將植物切片再用於圖像輸出的形式構建了一個充滿感官衝擊的藝術空間,打破了傳統藝術展示的局限,使得觀眾能夠在這一空間中與作品進行身體上的互動。這種跨學科的創作方式,使得舟轍的作品在表現形式上始終保持著新穎性與活力,也讓作品的情感表達和思想內涵得到更深層次的釋放。
舟轍的作品通過這種跨學科的實踐,不僅讓藝術的邊界更加模糊,同時也為觀眾帶來了一種更加深刻的情感體驗。他通過不同媒介的交織與碰撞,讓藝術成為一種充滿情感張力與思想碰撞的多維空間。這種方式使得舟轍的作品不僅僅是視覺上的衝擊,更是感官與情感的全方位體驗。
《Rhizome》
結語:對舟轍未來創作的期許
舟轍的藝術創作充滿了實驗性和跨學科的創新精神,他的作品在破壞與重構中展現了對身份、身體與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從《Rhizome》到《Positive》系列,舟轍的作品一直在探索個體與集體、身體與身份之間的複雜關係,推動了當代藝術對社會現實的再思考。在未來的創作中, 如果他可以繼續深入進行自我批判與自我重構,不斷實驗,不斷探索,挑戰自我、觀眾對於藝術、社會與個體身份的傳統認知,那麼舟轍無疑將繼續突破更多藝術領域的邊界,將更有助於深化他的作品批判性以及擴張其個人藝術影響力。
——楊達
武漢影像藝術中心創始人
武漢影像藝術博覽會創始人
L.A.P.畫廊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