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渠岩
導言：
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推進，全社會對鄉村的關注日益增加，鄉村産業化經濟發展與致富也成為鄉村建設的主導驅動力，各種形式的鄉村文旅、大地藝術節、有機農業、鄉村文創、鄉村建築項目不斷涌現。藝術高校和綜合類高校也紛紛成立相關研究和教學機構，大批師生不斷奔赴鄉村實踐。
在這樣的社會熱潮中，當代藝術家渠岩始終保持冷靜的觀察與思考。渠岩是中國藝術鄉建的標誌性人物，在2005年以來的近20年時間中，從“許村計劃”到“青田範式”，渠岩不僅為一北一南兩個鄉村帶來了文化保護和復興，在藝術家、基層管理者、村民和商業等多主體聯動中，他逐漸探索到相對平衡的發展模式，同時渠岩對藝術鄉建的系統性理論思考及鄉村的價值關懷貫穿始終。
廣州美術學院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授牌儀式（右二：渠岩）
2024年5月31日，“廣州美術學院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高校藝術鄉建教學聯盟”在廣州美院正式揭牌，渠岩擔任廣州美術學院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院長。近期，渠岩和屈行甫編著的新書《中國藝術鄉建地圖》也正式出版發行。這些事件也標誌著中國的藝術鄉建進入了更為系統化、學科化建設的歷史新階段。
近日，藝術中國對渠岩進行了專訪。渠岩就“當前社會鄉建熱潮的審視和反思”“藝術鄉建理論構建的價值”“鄉村的倫理道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日本大地藝術節與中國藝術鄉建的差異”“民國鄉建的歷史局限性”等話題和當前在廣東韶關地區的周前村修訂新村志等文化實踐做了解答。
和順社火
當鄉建變成了一場運動，我們需要對鄉建現場審視和反思
藝術中國：很多人最早是從您的鄉建項目許村和青田了解到藝術鄉建，近期您在廣州美院成立了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您編著的新書《中國藝術鄉建地圖》也已經出版發行，您對於全國範圍內的藝術鄉建基於怎樣的關注與思考？
渠岩：“藝術鄉建”這個詞是是我十多年前最早提出來的，當時只有極少數藝術家在嘗試做鄉建，社會上沒有幾個人接受，沒想到今天已經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可。我也從事了近二十年的鄉建實踐與理論研究。鄉建恰巧也恰逢國家推動、社會關注、經濟介入，市場參與等大環境因素導致其備受全社會關注。
全社會介入鄉建所帶來的影響和問題也會很多。現在藝術家都在用“藝術鄉建”這個標簽和概念，由於主導者各自身份不同，其結果、方法、立場也都不同。藝術鄉建不是單獨地配合市場做相關項目，我們作為一個藝術家，把鄉建放在當代藝術系統裏思考，首先要有問題意識，要有干預的屬性和批判的功能，如果沒有這些文化反思，只關注項目本身，那事情就會跑偏。
十年前，我在講課時就提出一個詞——標靶時代的鄉村。“標靶”是美國一位年輕的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概念，即任何一個事物和現象，它只要被廣泛關注，就會成為標靶，就會被瞄準，就會被消費、被研究、被學科化、被格式化，就帶來很多問題。
5月30日，2024年浙江省藝術鄉建工作現場會在杭州市余杭區黃湖鎮青山村舉行（圖片來源：中國文藝網）
渠岩調研的浙江省松陽陳家鋪村（攝影：渠岩）
好的方面是藝術鄉建已經被社會廣泛接受。這次我去浙江考察，發現浙江鄉村振興各方面工作都先走一步，全國的縣鄉基層幹部都到那裏去學習。早年建築師在浙江做過很多建築項目和村落建造，浙江的相關領導肯定了藝術鄉建在鄉村的作用和能力，成功和見效。藝術家做鄉建可以吸引更多人參與，這比單純政府治理項目和商業項目有優勢。他們就把鄉建和文旅以及經濟捆綁起來，變成一個綜合性的鄉村治理和發展指標。他們推出了藝術村長計劃，村村有藝術鄉建。當地基層政府的文化官員只要願意都可以挂上藝術村長的頭銜。
當然，鄉建已經變成了一場運動，我們需要對鄉建現場審視和反思。我始終呼籲，鄉村是脆弱的，如果鄉建者對鄉村沒有正確的認知、價值判斷和有效的方法，急功近利的治理和開發方式，將給脆弱的鄉村最後一擊。這十多年我始終一邊做一邊反思，不斷提出問題，再警醒，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中國藝術鄉建地圖》封面
渠岩、屈行甫編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5月
藝術中國：您在《中國藝術鄉建地圖》書中展示了33個藝術鄉建案例，這些鄉建者從當代藝術、建築、規劃、攝影等各自不同的路徑介入到鄉建領域，有些案例與您的鄉建思想也並不吻合，您對於篩選案例出於怎樣的思考？
渠岩：我當時選擇這本書的案例是在疫情期間，這本書也耽誤了兩三年，我覺得這些案例和方法應該收集起來，並不是基於某些標準，而是讓社會來判斷和討論。
如果按照我理想中的藝術鄉建，這本書編輯不了這麼多內容。我説過鄉建藝術家的身份不同，有攝影、建築、規劃、文學、繪畫等等。鄉建者的認知不同，鄉村的面向也不同，但這些案例和藝術鄉建沾邊，還是屬於藝術鄉建大的範疇裏面。我作為一個跨界藝術家，也沒有局限于自己的專業來做，但我做的方法裏也包含著鄉村的一些綜合藝術活動。
2009年，渠岩和許村村民一起進行老宅修復 （攝影：常躍生）
青田的“燒番塔”活動 圖片©許村國際藝術公社
藝術中國：十幾年前就有少數藝術家從城市來到鄉村實踐，發展到今天已經有相當多的藝術家、建築師、規劃師等從事鄉建，您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渠岩：從經濟發展角度看，十幾年前一些敏銳的藝術家就已經發現城市出現了發展的問題。也有一些被迫加入的鄉建者，比如有些城市規劃者看到房地産行業的萎縮才來到鄉村。
當代藝術家要有敏銳的思考和嗅覺，要根據社會時代的變化來改變自己的行動，用自己的思考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春江水暖鴨先知，有一部分人始終要走在時代前面，有些是跟隨的。
85時期我們做當代藝術也是如此，先鋒藝術的藝術家都是少數，後來慢慢形成了潮流和規模。當它形成規模後，又要開始打破它，再發現新的問題。社會就是一個迴圈式的發展模型。
藝術鄉建必須要先有理論體系，然後藝術家再打破體系
“高校藝術鄉建教學聯盟”揭牌儀式
藝術中國：廣州美院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成立了“高校藝術鄉建教學聯盟”，您認為如何發揮這個平臺優勢去做下一步的鄉建工作？
渠岩：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背景下，現在高校系統關注鄉村建設的趨勢非常明顯，特別是疫情後的這兩年。現在藝術院校都有鄉建教學和實踐機構，包括廣州美院的城鄉藝術建設研究院成立了鄉建教學聯盟。
現在大學邀請我去講座也是最多的，當然我也拒絕了很多。我在五六月份去福建的一些高校講座，他們都要把鄉建作為學科建設，特別是很多學生都要到鄉村去實踐。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高校還是自上而下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還帶著單一的學科經驗到鄉村實踐，這種走馬觀花的方式肯定會收穫甚微。既然我們扛起藝術鄉建的大旗，就要有責任繼續提出問題，一邊對鄉建做整理和研究工作，一邊給社會做很好的引導。
鄉村不可能等著有理想的人去做，它就像舞臺一樣誰都可能佔據，所以最好是優秀的人都去表演，這樣就能壓制或抵消那些很差的人。
十年前我從北京來到廣州工業大學，成立了國內第一個城鄉藝術建設研究所，這也是全國首例在綜合大學成立的專門研究鄉村的機構，過去大學都是關注于城市問題。從那時期我就開始一邊做鄉村實踐，一邊做研究和整理，一邊做教學工作。
渠岩在青田廣東青田 圖片©許村國際藝術公社
很多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藝術鄉建是一個通向歷史，能夠連接現實，觸動中國文化，拓展藝術邊界的領域。它是一個非常豐富，也能觸動現實的跨界的綜合學科。
我已經在這個跨界學科深耕了二十年，也算有備而來，我總結了一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加上自己的實踐，我認為還是非常有效的，我的藝術鄉建理論方面的書也會即將出版。
另外通過鄉建教學聯盟也能觸動各個高校的鄉建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為了完成任務到鄉村去。大家要認識到鄉建是一個文化現象，連接中國傳統和未來的一個重要的時代話題。高校師生對鄉村的認知越多越能減少對鄉村的損失，這就是學科的重要性。
藝術中國：很多人的鄉建是參考一些歷史和當下的案例，並沒有明確的理論依據，您認為建構鄉建理論有怎樣的意義？
渠岩：我最早提出藝術鄉建概念的時候很多人並不認可，他們認為這是兩個不同領域的事情，放在一起有拼湊的嫌疑，但十幾年下來，大家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概念。我認為在時代轉型中理論先行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鄉建者只是盲目投入到鄉村，如果有一些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對他們肯定有幫助。
藝術鄉建必須要先有理論體系，然後藝術家再打破體系，體系是為了打破的，但不能沒有體系。有一些理論家不太關注，或者也沒有能力建構鄉建理論，他們就説藝術鄉建不要理論，那他們就和很多中國的藝術家和設計師不要理論是一樣的，沒有理論體系就等於拍腦袋做事情。
藝術中國：現在有些專家從參與式藝術、社區營造等概念討論鄉建，您認為鄉建理論應該建立在藝術還是社會學範疇？
渠岩：參與式藝術、社區營造都是西方的理論，不是我們自己的理論，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自己的理論。鄉建研究應該把藝術和社會學放在一起，不應該把他們分開，包括我做的鄉建學科系統也包括歷史學和自然生態學，也包括西方的參與式藝術，它們都融合在一個大的系統裏面。
渠岩在青田學院
藝術中國：您的鄉建是跨學科的方式，容納了藝術學、人類學、社會學、自然生態等不同學科，這與社會學家主導的鄉建有怎樣的差異？
渠岩：社會學鄉建要靠基於科學的統計量化，一定要有數支撐據，就像做科學實驗一樣，沒有量化標準是不成立的，這與藝術鄉建的目的和理念不同，藝術家包含著想象，包含著藝術和文化，怎麼能量化呢？
我認為藝術鄉建對社會學或人類學更多地是吸收和借鑒。就像華南學派主要研究歷史，但他們採用人類學的方式做鄉村調查，研究散落在鄉村的歷史文獻，做出歷史研究成果和價值，人類學就變成一個方法。在我眼裏人類學和社會學就是方法不是目的。這個方法可以為歷史學採用，也可以為藝術學來用。
我邀請過研究南方鄉村的華南學派最重要的5位學者來青田參加論壇和做鄉村調查。包括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小南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系科大衛教授，他的《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就是一本重要的人類學著作；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教授主要研究嶺南鄉村；還有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他教我們判斷鄉村價值的方法就是進村看廟、進廟看碑，如果有村民每天上香，村子有香火，就證明這個村子的靈魂還沒有被破壞。
藝術龍舟行動
另外北京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也給了我們非常多建議，由此我們才確定了順德地區最重要的文化定位是水資源。以前農作就是桑基魚塘系統，但今天這裡的水都被污染了，所以我們做了保護水源行為的藝術活動，以此喚起當地人的環保熱情與保護行動。
藝術鄉建首先要研究鄉村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鄉村的危機是什麼?對社會對今天有什麼影響？要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如果研究觸動不了核心，只是邊邊角角的問題就沒有意義。
藝術中國：您在打邊爐的採訪中，談到民國鄉建者也是將鄉村置於現代發展主義邏輯下，這與當下很多言必稱民國鄉建為經典的觀點有很大不同，您認為民國鄉建的局限性在哪？
渠岩：現在很多人對民國鄉建頂禮拜膜。實際上今天的鄉村問題與民國時代早已不同，如果我們還照著老方子抓藥治療不了今天的病，實際上當時的藥方都治不了當時的病。
民國鄉建者們還是在現代化危機和新文化的背景下做鄉建，他們認為鄉村是有問題的鄉村，而我們今天做的是要恢復鄉村的主體價值。
我記得有文章寫藝術鄉建，從脈絡上先寫民國鄉建，實際上民國鄉建根本不是藝術鄉建。民國鄉建者是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情懷，他們是士人的傳統，還有新文化的裹挾，他們完全是新文化運動的産物，今天談民國不談新文化這個時代背景就永遠出不來。我在2017年許村國際藝術節“神聖的家”裏就提出娜拉出走的問題。
“經濟搭臺，文化唱戲，藝術促進村落復興”
藝術中國：疫情後藝術鄉建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地方政府、企業和藝術家對鄉村的認知和目的各有差異，當下藝術家在鄉村中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渠岩：如果將鄉村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的邏輯判斷，藝術家對鄉村能做的事情很少。如果完全按照理想主義的方式，按我心中認為的理想方式實際上很困難，這必然削弱鄉村急功近利的治理方法和經濟指標。如果服從於鄉村治理和經濟開發很容易，那就是接項目嘛。如果項目是出於文化理想的考量，其前提要有政府和企業邀請藝術家做事，但藝術家不能完全變成雇傭者，還要完成文化理想，符合鄉村發展規律，而不是破壞鄉村。
藝術是無用之用嘛，如果把藝術變成有用之用，這裡面會非常危險，成為工具。藝術家在社會現場，你的主體性有多少取決於自己？這裡面有非常多偶然性。藝術家在甲方乙方關係裏能堅守多少原則，做出多少妥協，或者乾脆不做，取決於雙方對鄉村文化的初心和價值判斷，雙方能達到怎樣的共識。
2016年，渠岩和青田村民一起商議河床修復方案 （攝影：阿德）
藝術中國：當下很多鄉村管理者希望鄉建藝術家能給鄉村帶來經濟效益，很多藝術家有這種意願但並不具備這種能力，您認為藝術家對鄉村發展有經濟發展的責任嗎？
渠岩：如果由藝術家去做鄉村的經濟發展，那就不是文化建設了，那就是商人的事情。商人是另一套邏輯，他所觸動的就不是我所關注的文化內容。這不是藝術家的初衷，其實也不擅長。有些藝術家總問我鄉村怎麼運營？我説你做不了運營，運營是一個現代化商業的詞，中國古代鄉村沒有運營，鄉村是家園，我這麼説就把他打開了，要不他老陷到裏面，顯得很焦慮。
藝術家不是全能的，藝術家一沒權二沒錢，藝術家也不擅長這個事情。我一直強調鄉村的家園價值，鄉村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藝術家不要陷入到被別人綁架的狀態中，如果別人要求什麼就做什麼，你的自主性在哪？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藝術中國：現在很多鄉建案例往往是文旅思路，在這種情況下，您是如何扭轉了一些地方基層官員對文化與經濟關係的認知？
渠岩：我覺得這裡有雙方的誤讀，我也很難扭轉這種局面和現實。地方基層官員邀請你到鄉村，主要看你能否為當地帶來經濟效益。實際上這個事情要兩説，商業上的藝術文旅能做這件事，但精神性、引導性，恢復鄉村主體性價值的事情都不會馬上見效，這樣地方政府就不會太感興趣，所以我在鄉村做了十幾年的努力。
2019年第五屆許村國際藝術節 （攝影：劉鵬飛）
藝術家在許村進行藝術創作 圖片©許村國際藝術公社
我在山西改變了一些官員的觀念。我完全是出於文化自覺來到鄉村做事情，只要你認真去做這個事情，還是能夠影響很多人。在2019年的許村藝術節閉幕式上，我對山西省地市幹部説，你們以往的做法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但前十幾年山西一直將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的敲門磚，單一的發展模式帶來山西的能源枯竭和環境污染。能源沒有了怎麼往下發展？現在重新想起文化還是一種發展主義的模式，用文化拿來掙錢。
這裡面首先要有精神性引導文化的重建，才有經濟和市場的繁榮，這兩個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顧此失彼，不能用它來取代它，所以我給他們更正一個以往的口號，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改為“經濟搭臺，文化唱戲，藝術促進村落復興”。
藝術中國：當前國內一些地方通過模倣日本的越後妻有和瀨戶內等大地藝術節的方式來促進鄉村發展，您認為這些做法是否能解決鄉村問題？
渠岩：我和日本的福武總一郎先生進行過深度交流，（日本福武財團理事長福武總一郎是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節的總策劃）。我認為中國鄉村的現實和歷史與日本完全不同。日本的鄉村凋敝問題，主要是鄉村的年輕人大量向城市轉移，源於上世紀70年代全球化導致鄉村缺乏發展機會，年輕人都到城市裏謀求發展，但日本鄉村的“天地神”俱全。日本在鄉村做藝術節，把年輕人請回來，促使鄉村活化，這不失為一個有效方式。
中國鄉村不僅面臨年輕人流失問題，也面臨斷失的文脈和傳統“天地神”的缺位，這需要逐漸修復鄉村的精神與信仰、宗族的榮譽與尊嚴、家庭的倫理與秩序，村民的道德與行為等問題。
“消逝的風景系列”（攝影：翁奮）
我認為當下中國一些地方照搬日本經驗舉辦大地藝術節，大多還是文旅的項目。我之前已經提出來了，如果我們不把鄉村還原成家園，實際上是解決不了中國鄉村根本問題，家園是我的鄉建邏輯系統中的核心概念。
做海島鄉建的藝術家翁奮跟我説，他的海南文昌的祖宅被徵用了。從宋代一千年以來，他的家族一直住在裏面，那裏有祖先血脈的牌位，每月他們都去祭祖。他的父親八十多歲了，就説了一句話：“我們沒有家了”，我聽到這句話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這裡承載的已經不僅僅是家的問題，靈魂信仰道德倫理全在這裡面了。
藝術中國：説到鄉村的家園，有的專家講過鄉村“居”與“遊”的概念，您認為傳統鄉村家園與外出做事是怎樣的關係？對今天有怎樣的影響？
渠岩：“居”與“遊”是西方社會學家的概念。中國古代鄉村的經濟，文化，家園與西方完全不同，我用的是“進”“出”的概念，鄉村可以“出”，年輕人要去城市發展，他們可以在城市追求功名和經商，年老後一定要返回鄉村，回到祖先的土地後再反哺家鄉，以此達到生命的輪迴，其他一切都服從這個邏輯。
安徽和山西的傳統鄉紳不是在地裏刨食，他們要去外面做官和經商，回來家鄉才能建造出很多恢宏的鄉村建築。現在的福建莆田，當地人也不在家裏掙錢，而是在外面掙錢回來在家裏蓋樓，這是他們的家和根脈，他們在外面建立的商業網路頁需要靠家族宗族維繫。
祠堂與書院
修復後的青田書院（2018年）
歷史學家説，宋代以後北方就變成朝貢文化，北方鄉村秩序的混亂和經濟落後與傳統有極大的關係。南方是農商文化，傳統相對保存得很好，市場經濟也很發達。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邀請海外華人來投資，之前這些華人基本來自廣東和泉州。他們投資的前提是要恢復過去被毀壞的祠堂和祖先的牌位，投資經營的環境一定要有道德倫理的敬畏和約束，他們在東南亞就是靠這個維繫華人經商體系。後來他們先把這個祭祖系統恢復起來，有了約束他們才敢投資。
藝術中國：現在很多人以鄉建的可持續性作為鄉建是否成功的標準，您怎麼看這一問題？
渠岩：時間是一個方面，還要從做的事情性質判斷。如果山西方面再找我做鄉建，我都能延續下去，但如果他們還按原來的方式做，我就不願意做。還有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例如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先生的鄉建失敗了，但文化上肯定成功了，他的文化影響了一百年。我在青田做了五年沒有再做，因為我不願意再重復了，我讓當地村民積極接手，要有退出機制，鄉村是村民的家園，你不可能一輩子在人家裏。
所以鄉建不能用成功學判斷，它是一個觸動中國百年曆史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鄉建的價值判斷標準，要看它是在文化上，經濟上，還是現實中。另外也看誰去判斷，有的人目光短淺覺得掙到錢就是成功，掙不到錢就不好，這些東西不能一概而論。
我始終有一句話，明天失敗了，今天做也有意義，它會給後人提供很多借鑒價值，思想史就是這麼推進，特別是藝術家，不是你的作品都是成功，失敗的最多。
修村志像醫生診斷，將鄉村問題梳理清楚後就知道開什麼藥方
周前古村，2022年12月 （攝影：張濤）
藝術中國：目前您正在廣東韶關地區的周前村做鄉建，具體情況如何？
渠岩：我只能説目前是階段性工作。我做鄉建希望永遠做下去，但明天我也可能就做不下去了，這些我都能坦然接受，只要讓我做，我就按有價值的方式去做。
我的工作首先要做鄉村的文化梳理，然後再做具體的活動，這是我特殊的鄉建方法。鄉村歷史檔案是最重要的，鄉村合法性的留存依據和村民自豪感，一看家譜，另一個就是村志。修村志像醫生診斷，你把鄉村歷史和現實問題全部梳理清楚後，就知道開什麼藥方，哪個地方能動，哪個地方不能動。
周前古墟，2023年5月（攝影：渠岩）
“周前藝術公社”，2024年6月（攝影：渠岩）
我們在周前村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式做了一年的駐村調研，相當於修訂了一部新村志。我們不僅對建築進行研究，包括公共建築，宗教建築，民居建築等。我們也做了村落的形成、鄉村歷史、文化、人口變遷、民間歌謠、神話傳説等鄉村隱性價值的調研。哪怕後面的事情沒做，這些事情也很有價值。
藝術中國：您曾經提過“藝術中的鄉村”和“鄉村中的藝術”，您在周前村的鄉建中，藝術介入的方式與之前會有所不同嗎？
渠岩：“藝術中的鄉村”和“鄉村中的藝術”完全是兩個概念，一是外來的，一是在地的。“鄉村中的藝術”不是説把藝術的作品憑空放到鄉村，而是根據鄉村歷史文脈和鄉村的問題來創作作品，影響和改變當地鄉村。
周前村的鄉建不會完全採用“許村”和“青田”的方式，藝術家要連接鄉村的文脈，做出影響村民生活，加強鄉村凝聚力的活動。同時我也不回避對鄉村經濟有幫助的事情。明清時期周前村已經成為商品集散地和轉机站，形成了繁榮的墟市，我們嘗試通過恢復傳統墟市的繁榮（我們稱之為“周前上河圖”），激活鄉村民藝及文創産業，重塑鄉村經濟和商業體系；在鄉村的歷史脈絡和文化土壤上，保育鄉村、繁榮鄉村，讓村民更舒適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園裏。
（受訪人：渠岩 採訪人：劉鵬飛 圖片來源：渠岩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