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肖像 1976 年
Irving Penn Vogue © Condé Nast

2024年6月29日至2025年1月5日，首個聚焦于貝聿銘（1917–2019）的大型回顧展“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將在香港M+西展廳呈現，展覽將巨細無遺地審視這位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深具影響力的建築師的作品。

貝聿銘走上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的樓梯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作為首個關於貝聿銘的全面回顧展，透過縱觀並細看這位著名建築師的作品，從中歸納出六大主題：他的成長軌跡，城市空間的設計手法，對藝術的投入，與客戶的關係，對幾何形態、建築物料與結構的嫺熟運用，以及對歷史的省思。貝聿銘認為建築可以彰顯那些跨越時空和文化的地域歷史和全球運動。他的設計也體現了他對共同協作和跨文化交流的看法，反映建築物和空間與週遭環境息息相關的信念──即建築與生活密不可分。

貝聿銘在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外1979 年
©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此展覽由 M+設計及建築策展人王蕾、荷蘭鹿特丹 The New Institute館長兼藝術總監陳伯康，並由 M+設計及建築策展助理陳迺安和吳紫茵協助。

第一部分“貝聿銘的跨文化底蘊”

貝聿銘成年之時正逢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對他的人生、價值觀和建築設計都帶來了重大影響。這些事件亦讓貝聿銘能適應不同的環境，以美籍華裔建築師的身分，設計出改變全球諸多城市的作品。

貝氏家族上海合照 ，貝聿銘于後排左三 1935 年
© 版權所有，由貝洽提供

貝聿銘早期的建築學養，汲取自他多個成長地的城市風貌，也受留學美國期間接觸到設計上的現代主義的革新思想所影響。這些學術陶染以及調和多重身分的經驗，使貝聿銘採用跨文化手法，將一個地方的歷史和地理特徵，與傳統和當代建築實踐融匯一體。

貝聿銘 麻省理工學院四年級設計習作《一所香港銀行家會所》1938 至 1939 年
© MIT Museum 由麻省理工學院博物館提供

Walter Gropius的文章《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刊于《今日建築》第 28 期
1950 年 2 月出版 由建築與文化遺産城當代建築圖書館提供

第二部分“房地産和都市重建”

貝聿銘因設計了多個重要文化地標而聲名大噪，但他對房地産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貢獻卻鮮為人知。這主要是由於建築業界對商業項目抱持偏見。1948年，貝聿銘加入戰後美國最大的地産發展公司──齊氏威奈(Webb and Knapp)。貝聿銘參與設計的都市重建計劃，尤其是在美國的那些，都側重混合用途的規劃，並著眼于為公共房屋和低收入社區改善環境。

貝聿銘向一位俄克拉荷馬市官員講解他的發展提案 約 1964 年
© The Oklahoman – USA TODAY NETWORK

貝聿銘于1955年自立門戶，開設貝聿銘及合夥人事務所，承接的設計業務隨後擴展至美國以外地區。貝聿銘及其團隊不斷運用都市設計、經濟學和城市規劃的知識，創造出一個個精彩的項目。

羅伯特·施瓦茨（繪圖師） 齊氏威奈華盛頓西南區都市重建項目（1953–1959）早期方案效果圖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久保田奈穂 基普灣廣場（1957–1962）公寓的客廳室內景觀，紐約
M+委約拍攝，2021 年© 久保田奈穂

何兆南 從香港中銀大廈（1982–1989）眺望
M+委約拍攝，2021 年© 何兆南

第三部分“藝術與公共建築”

貝聿銘以設計博物館最廣為人知，但出自他手的博物館，重要之處不僅限于其獨特外觀。貝聿銘的設計手法，源於他對人們如何體驗不同藝術類型的敏銳洞察，亦因他深信博物館本應是個令人賞心悅目的公共空間。貝聿銘積極邀請藝術家創作，並將這些以大型雕塑為主的藝術品融入到他所設計的博物館、銀行和住宅等項目中。

馬克·呂布 貝聿銘及趙無極於巴黎杜樂麗花園 約 1990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這種做法不但反映他認為藝術和建築能相得益彰的信念，體現他對同時代藝術家的鍾愛，從中也可見他相信藝術能夠提升人們的空間體驗。

貝聿銘 哈佛大學建築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
1946 年 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弗朗西斯·洛布圖書館提供

田方方 趙無極的水墨畫裝設在香山飯店（1979–1982）四季庭大堂旁的房間中
M+委約拍攝，2021 年 © 田方方

喬瓦娜·席爾瓦 大盧浮宮計劃（1983–1993）中皮熱中庭室內景觀
M+委約拍攝，2021 年 © Giovanna Silva

蔡國強《春秋：應貝聿銘先生邀請為蘇州博物館新館作的計劃》
2006 年 火藥紙本裱于木板（九屏）© 蔡國強 鳴謝藝術家

第四部分“權力、政治與賞識青睞”

貝聿銘職業生涯的成就，可以歸功於他建築技藝高超、解決問題的手腕高明，但同時也憑藉一點運氣，還有在面對重要客戶和重大項目時的不懈堅持。從市長到博物館館長，貝聿銘在和客戶打交道時，善於展現出令人信賴及樂於合作的一面，並能真切體察他們的需求。他常常能夠説服客戶不計成本，追求比原本所想更為遠大的目標。

劉香成 貝聿銘與傑奎琳·肯尼迪·奧納西斯及賓客在香山飯店的開幕典禮上 1982 年
圖片：© 劉香成

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貝聿銘的多個重大項目影響了世界各地多個城市和機構。但他同時亦須處理與客戶想法有落差的情況，或應付公眾因其項目所帶來的轉變而批評反對的局面。

保羅·史蒂文森·歐雷斯（繪圖師）貝聿銘及合夥人事務所
大盧浮宮計劃（1983–1993）中拿破侖庭院金字塔 入口的白天效果圖，巴黎
1984 年 鉛筆紙本 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位複製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MIHO 美術館（1991–1997），滋賀縣信樂町施工挖掘照片，
配説明文字寫道“保留山丘，更換泥土，山丘上重新植林”1995 年
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手稿部貝聿銘文件檔案盒 459，案卷 6

穆罕默德·薩姆吉 從公共海濱長廊望向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0–2008），多哈
2021 年 M+委約拍攝，2021 年 © Mohamed Somji

第五部分“物料改良與結構創新”

貝聿銘認為造型、物料和技術三者密不可分。他的團隊進行過廣泛研究，為建築界引進許多創新物料和結構。在齊氏威奈公司以至他後來的項目中，貝聿銘領導團隊合力探尋別出新意的選材策略。他們在工作中發現混凝土、石材、玻璃和鋼鐵的多種用途，而且能兼顧結構完整性和經濟效益。

馬克·呂布 貝聿銘及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檢視羅浮宮金字塔的玻璃樣品 1987 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本部分展示的項目都顯露出貝聿銘對建築物料的敏銳觸覺，他透徹掌握材料如何能為生活空間增添生氣，從中也可見他為實現方案煞費周章所付出的心力。

齊氏威奈 圓形螺旋公寓（1948–1949，未建成）入口和低層單位立面圖，紐約
約 1948 年 水彩紙本 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位複製©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何兆南 中銀大廈（1982–1989）外墻一景
M+委約拍攝，2021 年 © 何兆南

久保田奈穂 望向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1968–1978）視覺藝術高級研究中心
2021 年 M+委約拍攝，2021 年 © 久保田奈穂

第六部分“以設計重新解讀歷史”

在其職業生涯中，貝聿銘一直致力尋找方法令現代建築的技術發展及改良社會的使命，能夠與他的建築項目所蘊含的不同文化和歷史融合一起。他的這種手法並非所有人都能了解和認同。到了 1980年代，許多建築師與文化評論者開始貶斥貝聿銘，認為他參考舊有建築方式，只是混合不同風格的膚淺手法。然而，貝聿銘從文化和歷史原型中掇菁擷華，意在汲取前例，從而構思出切合當地需求和建築物用途的造型和空間設計策略。他靈活借採傳統元素，與當代現狀保持一種富有成果的張力。

喬瓦娜·席爾瓦 一名新娘在大盧浮宮計劃（1983–1993）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
M+委約拍攝，2021 年 © Giovanna Silva

穆罕默德·薩姆吉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0–2008）的多刻面主建築一景，多哈
M+委約拍攝， 2021 年 © Mohamed Somji

米田知子 延伸至MIHO 美術館（1991–1997）的吊橋一景，滋賀縣信樂町
M+委約拍攝，2021 年 © 米田知子

田方方 蘇州博物館（2000–2006）大廳框起了花園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觀
M+委約拍攝，2021 年 © 田方方

世上少有人能像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1917–2019）一樣，敢於以推動全球文化交流為抱負，並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貝聿銘的職業生涯縱貫七十載，其備受矚目的建築項目橫跨多個大洲，奠定了他在建築史和流行文化領域的地位，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本文圖片均由香港M+視覺藝術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