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 張渤婉 

2024年4月19日，不僅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穀雨”，同時也是第15個“聯合國中文日”。

2010年，聯合國新聞部（現全球傳播部）為促進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的平等使用，鼓勵文化的多樣性，啟動“聯合國語文日”。同年，聯合國聽取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基於國內專家論證後的建議，將“聯合國中文日”定於每年的中國節氣“穀雨”這一天，以頌揚倉頡造字的功勳。

圖片來源：聯合國

相傳，黃帝于春末夏初發佈詔令，向天下宣告倉頡造字成功。《春秋元命苞》中這樣評價倉頡：“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淮南子.本經》中這樣記載倉頡造字：“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的誕生終結了初民不可記載和傳播的歷史，傳説中天帝對此非常感動，命令天兵天將下了一場粟米稻穀之雨。後人為紀念倉頡的傑出貢獻，將這一天命名為穀雨，成為中國二十四節氣中的一個。“聯合國中文日”選在穀雨節氣這一天，是對中國文化有溫度的解讀，也是對漢字悠長歷史之起源的溫情回望。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傳承至今仍高度發展、廣泛使用的不基於字母體系的表意文字。“倉頡造字”説賦予了漢字起源以頗具東方韻味的英雄式的開端，河南安陽發現的十余萬片甲骨文則證明了早在三千年前，漢字已經是一個成熟文字系統。無論是民間傳説還是可考證的文物，都指向了漢字源遠流長的歷史和從未間斷的演進過程。

漢字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宛若一條綿延不斷的長河，連接起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古人和今人。如同李白詩中所説：“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使用同樣的文字使得我們有機會在詩詞中和古人對話交流，在鐫刻文字的器物上領略數千年前的興衰成敗。悠久文明的熏染和遼闊幅員的滋養讓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人們能從更廣闊的時空中擷取智慧，在朝代更疊的故事裏洞見崇辱利害，在光陰來去之間體會須臾與永恒，在山河草木的流轉間完成對美的觀察和體驗。

作為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象形字，漢字自誕生之初便攜帶著繪畫的屬性。甲骨文中的“象”字是一頭大象的側面寫實簡筆畫——碩大的耳朵，又長又卷的鼻子，圓滾滾的肚子——比起上古先民用符號進行的模糊表達，此時的漢字已經通過繪畫的手段完成了文字與意思的精準對應。字與畫的相互依存關係，不僅體現在甲骨文的創造方法中，也存在於中華文化的共同價值觀中。當我們評價一幅中國畫時，詩、書、畫、印是相輔相成的重要元素。當我們衡量一個人的文藝素養時，琴、棋、書、畫是缺一不可的研習科目。可以説，漢字起源的方法論和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的文化內核共同印證了“書畫同源”是漢字文化圈如影隨形的藝術創造法則。

朱光潛在《談美》中談到木商、植物學家和畫家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木商由古松想到建造房屋並以此牟利，這是實用的態度；植物學家由古松想到根莖花葉、日光水分，這是科學的態度；而畫家只把古松當作一幅畫來欣賞，沒有意志慾念，也不追求條理因果，這是美感的態度。相類似的，作家、文字學者和書法家對於漢字也存有三種態度——作家由漢字想到遣詞造句、撰寫文章，這是實用的態度；文字學者由漢字想到文獻史料、論文專著，這是科學的態度；而書法家只把漢字當成藝術品，沉浸在獨立自足的世界裏，憑藉直覺去審美，在客觀的一撇一捺之中找到主觀欣賞的錨點，這是美感的態度。用實用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對待漢字固然有其價值，以美感的態度去覺察漢字同樣可貴。

美感的態度幫助我們在書法作品中識別出同一個字的不同書寫方法，並思考其中的優劣；美感的態度使我們留意到筆畫點線面的構成，去體會背後的情緒和技藝；美感的態度帶著我們衝出實用的枷鎖，全神貫注地以直覺的本真去面對具有精神性的漢字書寫，並從中獲得審美的快感。如果説，美的感知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高尚乞求之一，那麼，在日常書寫和欣賞中實現了審美過程的漢字使用者則向通往高尚之路更近了一步。

漢字“書畫同源”的繪畫屬性給予漢字使用者一套獨有的審美對象。每一個字，每一首詩，都可在書寫創作後給人們提供深思的材料。貢布裏希曾説：“中國人參悟的過程就是連續幾個小時沉思默想，在心理確定一個觀念以後抓住不放，從各個方面去反覆觀察，這是東方人的精神訓練，他們對此的重視程度超過了西方人對運動或體育訓練的重視程度。”也就是説，中國的書畫不僅僅是裝飾品或是對生活的記錄和再現，而是虔誠的藝術家畢恭畢敬創作的精神訓練素材，成為人們參悟的支點，為人們求索智慧和靈感搭建臺階。

在漢字的眾多類型中，美術字是和美的欣賞關聯最為緊密的。對於普通的文字書寫而言，美感是文字功能的副産品；對於美術字而言，美感則是主要目標。美術字在漢字表達意思作用的基礎上，經過工藝加工成為一種裝飾紋樣，變成建築、服裝、飾品、器具、布料的一部分。

漢字美術字的歷史源遠流長。在商代早期，青銅器上銘刻的甲骨文族徽圖樣就開始了中國美術字的征程。隨後，春秋戰國時期的鳥書和蟲書從自然中找到靈感，豐富了此時活躍變化中的漢字字型。到了漢代，篆書和早期隸書在瓦當藝術中施展拳腳，文字裝飾的領域也從青銅器、陶器來到了建築和簡牘。接下來的魏晉和唐朝，飛白審美扶搖直上，從民間技藝走向宮廷皇家，在碑文中留下用審美創作書畫的佐證。

殷商族徽：三千年前的Logo設計

中國美術字的故事，還要從甲骨文時代講起。商代中期開始，青銅器上出現了具有圖像特徵的族徽文字，用以區分不同族氏。族徽的出現基於當時已經成型的甲骨文文字系統，是介於文字和圖像之間的一種符號化的標識，結合了包羅萬象的創意來源，比如對人的認識，對自然的好奇心，對禮儀、戰爭、生死的領悟等等。

族徽有很強的辨識度，是在審美意識的驅動下，對漢字筆畫運用了拆解、挪移、重組等技巧創作而成的。當時，同一個族徽的圖像化表達通常是穩定不變的，字的造型、排布方式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也與今天Logo設計的穩定性相一致。可以説，早在三千年前，美術字設計已經伴隨著中國文字的誕生而開始萌芽，並在初始階段就到達了相當的高度。

“亞長”銅鉞 攝影：張渤婉

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專題展廳“長從何來”展示了一系列于2000年搶救式挖掘的“亞長墓”出土文物。墓主人亞長是商代的一位部落首領，約35歲時在戰爭中身亡。“亞”是商代高級武官官名，“長”代表商的一個重要部族。“亞長墓”出土文物中大部分青銅器的表面或內壁清晰可見銘文“亞長”：象徵軍事權力的銅鉞兩面的柄部都刻有銘文“亞長”；體態健壯肥碩的水牛形動物紋飾牛尊在頸部下方和器蓋內壁均有銘文“亞長”；飲酒用象紋銅觥的器蓋內壁及器底內壁均有銘文“亞長”。將族徽刻畫在青銅器上，讓一系列的禮器、祭器、食器、酒器擁有了一致的符號，在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中獲得了形式上的統一，是疊加在器物之美其上的和諧之美。

“亞長”牛尊 攝影：張渤婉

透過青銅器上銘刻的族徽標識，仿佛可以看到戰馬踏破滔天風沙而來的英雄正氣，旗幟上的族徽調動著將領和戰士們的鬥志，喚醒他們為部落榮光殊死搏鬥的雄心壯志。美感驅使的圖像化漢字創造自此展開篇章。

春秋戰國鳥蟲書：中國以漢字為藝術品的開端

從殷商到春秋戰國的這段時期，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文字鑄造的重要階段，同時也是中國書法史上字形嬗變最為活躍的時段。文字的物質載體從青銅器擴展到陶器、簡牘，典雅俊美的篆書也逐步演進為形體規整的樣貌，形成橫平豎直清晰的外輪廓，更顯靜態美感。方塊字的外形特徵自此成為漢字的獨特稟賦。

鳥蟲書是由春秋戰國時期篆書發展而來的美術字。儘管叫做鳥蟲書，裝飾的內容不光有鳥，還有龍、鳳等其他動物，也未必一定包含鳥，可以是鶴類等與鳥有相似特徵的動物。學者林素清總結鳥蟲書有“筆畫拉長、豎筆彎曲；某些偏旁拉長或更換位置；增加裝飾性筆畫”三個典型特徵，並將其概念擴大為“春秋戰國美術字”。

考古學家劉敦願認為在這個時期，文字的符號化已經很普遍，繪畫性基本消失，鳥蟲書的繁複花紋裝飾是人為的添加，是裝飾藝術影響文字書寫的一種迴光返照。郭沫若也肯定了鳥蟲書作為漢字藝術的啟蒙地位：“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

圖片來源：第一文物修復研究院

國家博物館館藏“宋公欒”青銅戈1936年出土於安徽壽縣，刻有六字鳥蟲書銘文“宋公欒之造戈”，其中，正面四個字，背面兩個字。這幾個字的字型修長，豎向的筆畫做拉長處理，在轉折處製造封閉空間並塗黑，“之”字重復運用了優美的不同弧度和長度的曲線，“宋”字與“公”字添加了宛若獸首的裝飾元素。在統一的空間內巧妙地排布點、線、面，讓整體形態平衡、穩重，局部細節不失靈動，在體現宋景公君王莊嚴的同時，將主觀審美意識展現得淋漓盡致。

漢代瓦當：有限空間裏的無限創意

瓦當，是中國古建築的重要構件，指的是覆蓋陶制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起到保護防水、排水以及固定上方瓦片的作用，以延長建築的使用壽命。班固《西都賦》有雲：“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珰。”可見，當時的人十分關注屋檐椽頭的裝飾是否美觀。除去實用的功能，瓦當也是工匠們用文字和圖案加以美化，提升建築整體美感的主要方式。

瓦當的功能決定了瓦當正圓形的形狀。確定了的形狀將瓦當文字的創作空間限制在規定的空間內部。在既定的圓形中體現巧妙的創作，既是瓦當文字的困難所在，也是瓦當的獨特美學價值所在。

圖片來源：西安瓦當藝術博物館

瓦當美術字的形式多元，常見的大部分為四字瓦當，但也不乏二字瓦當。西漢早期道教聖地黃山宮建築用“黃山”瓦當，中心以一圓鈕作為視覺中心，“黃山”二字分別在上下部分隨形就勢，“山”字以弧形作兩側裝飾，以網格線作為底部根基。整個畫面構成中，既有橫線、豎線、弧線、斜線，也有矩形、平行四邊形、圓形、不規則弧形。瓦當使用的圖像元素豐富而不淩亂，且在較小的空間內沒有産生筆畫的粘連和互相干擾，這對工匠的審美和技藝都有一定的要求。

圖片來源：中國古代瓦當藝術，楊力民編著

瓦當文字也常與其他美術字形式結合使用。有一例“韆鞦萬歲”瓦當，圓心正中有一個小圓，同心圓的環形區域再被等分為四份。在周圍的四個格子內分別以鳥書和蟲書寫著“韆鞦萬歲”，圓心小圓內部繪製鳥形紋樣。也就是説，瓦當藝術創造了一種新的格式，能將更多的文字圖形創意方式包容進來。

漢代瓦當是美術字的一方舞臺，為匠人們的創意提供了數量龐大的展示空間。堅實的物質載體使得瓦當文字隨著建築穿越風雨侵襲和朝代更疊，來到我們面前，告訴我們先人如何在圓圈之中醞釀巧思，又如何用文字的筆畫線條配合建築形體共同呈現美感。

唐代飛白：源自工匠的漢字美學再造

唐代張懷瓘《書斷》卷上：“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飛白，是在寫大字時因著墨不週，不經意中出現的露白情況。相傳，蔡邕觀看工匠以谷穗編織而成的草帚刷墻，草帚的尖峰高低錯落，在墻上形成一條條的空白，從而産生了飛白書的靈感。飛白的字形較大，表演性很強，字字張揚，不適宜於長篇文字的書寫，僅適用於匾額等有限場合。

飛白書起源於東漢，卻在魏晉時期逐步盛行起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此時著名的飛白大家。“其飛白，猶霧穀卷舒，煙空照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也。”這是唐代李嗣真對王羲之飛白書法的評價。以煙和霧形容飛白，體現了飛白書縹緲浪漫的意境。

圖片來源：河南博物館藏拓片

唐代是飛白書的顯赫時期。歷經唐太宗、唐高宗兩位擅長飛白的皇帝，天資聰穎的武則天耳濡目染，去嵩山拜謁周靈王之子太子晉時，留下了飛白題額“升仙太子之碑”6個大字及碑文2123個字。《宣和畫譜》稱：“凜凜英斷，脫去鉛華脂粉氣味。”提額每個字的起筆之處都有仙鳥立於飛白字體之中，特別是“升”字與“仙”字，多只小鳥點綴其間，姿態各異，有的和筆畫融為一體，有的則單獨作為裝飾元素，靈動飄逸，纖巧細膩。鳥兒環繞字間形成的意境和文字的意思相輔相成，而筆畫行進之中的絲絲露白更添瀟灑自在的韻味。

如同神秘的漢字發明傳説一樣，中國美術字的一次又一次的萌生也總是攜帶著超越時代的創造力。我們的先人善用增減，伸曲，挪移，變化的藝術技巧，將充盈、均衡、多變的漢字美感充分展現。宗白華曾説：“書法是節奏化了的自然，表達著深一層的對生命的構思，成為反應生命的藝術。”樂於參悟生命與自然的中國人，在漢字欣賞和創造中找到源源不斷的思維素材，共同塑造了有韌性的中華文明，也成就了我們別樣的東方智慧。

陸游詩云：“清明漿美村村賣，穀雨茶香院院誇”。穀雨之後，雨水驟長，浮萍生發。戴勝鳥停靠在桑樹之上，布穀鳥提醒著農民播種的時節。在這個春意盎然的節氣裏，我們感受到了自然的生機與活力，也透過殷商族徽、戰國鳥書、漢代瓦當、唐代飛白體驗了漢字造型之美、結構之巧和意境之深。願我們能像春天的田野一樣，帶著對漢字的熱愛與敬畏，不斷耕耘，在漢字的世界裏播種希望，收穫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