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尋跡大師”海報&現場*，展館：德國柏林國立博物館群之柏林文化廣場，展覽時間：2023年5月12日-9月3日

文_李莞潸

柏林國立博物館群中有一間大名鼎鼎的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它不僅是德國最大的平面藝術館，也是世界四大版畫藝術博物館之一。單是從館藏超過50萬幅素描及大約11萬幅版畫、油畫、水彩畫、粉彩畫等作品的數量來看，版畫素描博物館就夠豪橫了，而從品質來説，光是提一個人名，就夠它令眾生頓生嚮往。

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的丟勒藏品可以算是世界Top級的丟勒素描和版畫收藏，聚集在這裡的傑作能夠驚人地展示出這位“北方達·芬奇”藝術創作的廣度。可惜大量真品平日裏難能一見，為防止空氣污染及光污染帶來的損害，館藏作品日常不設永久展示，只在特定展覽中才能見識吉光片羽。

2023年是個幸運年，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推出超級紀念大展“丟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尋跡大師”，堪稱打開了館藏的最大寶箱。在一次性釋放出的約120件展品中，除了全套的《啟示錄》、手工上色版及罕見初版《憂鬱I》、超大尺寸的《凱旋門》等版畫代表作，還有《母親》、《銅線工坊》等素描、水彩水粉畫等傑作，錯過這個展覽，想要再次集齊這些作品同場亮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丟勒逝世紀念版畫，左：艾哈德·舍恩（Erhard Schon，約1491-1542），木刻版畫（初版），約1545；右圖：佚名，18世紀下半葉

丟勒崇拜

作為德國乃至歐洲藝術新紀元的奠基者，以一人之力帶動北方文藝復興的丟勒是為數不多能與達•芬奇比肩的全才，也是為數不多在生前取得巨大成功、並持續被後人銘記讚賞的超頂流藝術家。

丟勒逝世于1528年，在他離世後，紀念他的藝術品便是早期丟勒崇拜的體現。其中著名的肖像版畫出自德國木刻版畫家、畫家艾哈德·舍恩之手，深受丟勒影響的舍恩比丟勒小20歲，他倆同為紐倫堡人，舍恩很可能為丟勒打過工。這幅肖像畫的生命力極強，在之後的兩三百年間仍在不斷複製傳播。展覽現場擺在舍恩初版版畫旁邊的是18世紀下半葉的另一幅複製品，作品左上角添加了年份和丟勒標誌性的簽名。

進入19世紀，丟勒崇拜在德國的土地上掀起了新浪潮。

為什麼是19世紀？

“新月聖母”（《聖母的一生》卷首圖），上圖：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木刻&凸版印刷，約1511；下圖：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鋼筆畫，約1814/1815

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聯軍攻陷巴黎，拿破侖被迫退位。其中，德意志解放戰爭是同盟戰爭中在德意志戰鬥的部分，這場戰爭是普魯士人的重要民族記憶。而對於這片土地上的藝術家來説，丟勒無疑是整個民族最重要的藝術符號。也是在這一年，被譽為“柏林的建築師”、“普魯士古典主義者”的申克爾二次創作了丟勒的《聖母的一生》。《聖母的一生》是丟勒三大木刻系列之一，在19世紀依舊備受歡迎，申克爾挑選丟勒的經典進行二次創作被同時代人視為愛國情懷的表達。

丟勒逝世300週年紀念儀式邀請函，約翰·哥特弗裏德·沙都（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蝕刻，1828

1828年，為紀念丟勒逝世300週年，柏林藝術家協會在德國雕塑家約翰•沙都的帶領下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紀念活動。沙都是德國古典主義最重要的代表、柏林雕塑學派的創始人，他于1814年創立柏林藝術家協會並成為主席，1816年被任命為皇家普魯士藝術學院院長，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上的四輪馬車就是他的代表作。沙都為丟勒300週年紀念典禮設計了邀請函，採用了自德國文藝復興藝術中借鑒而來的圖案和樣式，邀請函上部中央是丟勒暮年的形象。

丟勒紀念慶典裝飾圖，申克爾（Karl Schinkel，1781-1841），石版畫，1828

申克爾則操刀為丟勒紀念慶典設計了裝飾圖，依照圖可見，中間站立的是超級斜杠大師丟勒——繪畫巨匠、雕刻家、數學家、機械師、藝術理論家、解剖學家、建築學家等等名頭全是他，兩旁的四位分別寓意著斜杠大師的四大技能點：風景（透視），圖像（繪畫），雕塑（雕塑和版畫），建築。

當時的德國長期處於分崩離析的眾多邦國統治之下，國家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傳達著人們對於國家統一、自強自大的普遍願景。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19世紀的丟勒崇拜與政治挂上了鉤，丟勒頂著德意志民族最偉大藝術家的頭銜，出圈又恰如其分地成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標桿人物，他是德意志民族認同感的化身。

克裏斯蒂安•丹尼爾•勞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1777-1857），左圖*：位於柏林的腓特烈大帝騎馬雕像，青銅，1851，©wikipedia；右圖：丟勒胸像，1838

那一時期的很多雕塑作品都在歌頌德國歷史與當代的偉大人物，將新古典主義風格引入德國雕塑的克裏斯蒂安·勞赫是沙都的學生、19世紀德國最重要的雕塑家，他的代表作是柏林的腓特烈大帝騎馬雕像。1838年，他為丟勒創作了著名的胸像。

門採爾（Adolph Friedrich Erdmann von Menzel，1815-1905），石版畫，1841

著名藝術評論家、外交官阿塔納齊·拉欽斯基（Atanazy Raczynski，1788-1874）曾于1840年代撰寫《德國現代藝術史》（Histoire de l'Art Moderne en Allemagne），這本著作是研究當時德國繪畫的重要資料。其中，柏林卷的扉頁圖出自“德國19世紀最偉大畫家”門採爾之手，在他的描繪下，丟勒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在畫面上方的最中央，丟勒身旁左右站立的是與丟勒同時代的另兩位大神：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1472-1553）和小漢斯·霍爾拜因（Hans Holbein，約1497-1543）。

彼時，柏林即將成為這片土地上新一代的文化中心，擁有偉大的博物館是實現成為文化中心的必選項——所以，這個城市需要出現一個擁有重要丟勒收藏的博物館。

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成立於1831年，其初始核心是普魯士的王室收藏。在隨後的歲月中，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的丟勒收藏正是在對丟勒的崇拜、爭議和研究中積累起來的，它的出現也串起了從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成立、到20世紀一戰二戰、兩德統一的大時代歷史，最終成就了如今世界第一等的頂級收藏。

凱旋出擊

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最初的丟勒藏品主要來自兩個重要的私人收藏，紐倫堡的漢斯·阿爾佈雷希特·馮·德爾紹男爵（Hans Albrecht von Derschau，1755-1824）以及威廉·海因裏希·馮·勒佩爾柏林（Wilhelm Heinrich von Lepel，1755-1826），經王室于1817年和1824年的兩次收購後，打下了“丟勒在柏林”的地基。

能被王室收藏的藏品自然不虛，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丟勒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創作的一系列作品。這位“馬克西米利安大帝”是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時期的奠基者，也是丟勒的支援者，丟勒在1512年左右成為大帝的御用畫家。

“Allegory of the Vrtues of Dürer”，漢斯·道切爾（Hans Daucher，1486-1538），石雕，1522

德國文藝復興時期雕刻家漢斯·道切爾的石雕作品十分到位地渲染了丟勒與大帝之間的關係，石雕內容描繪的是丟勒正被技不如他的同行單挑，類似于“不服打一架”。這位因妒忌而心生怨恨的挑戰者不僅藝術修為比不上丟勒，幹架也幹不過，被畫面中央的丟勒按地摩擦了。畫面左邊的人就是馬克西米利安大帝，他在這場決鬥中扮演著仲裁者的角色。

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神聖羅馬帝國（962年-1806年）是“德意志第一帝國”，19世紀的德意志帝國（1871年-1918年）則是“德意志第二帝國”，丟勒與皇權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是成就19世紀丟勒崇拜的重要一環——他確實是民族符號的最佳人選。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凱旋戰車”，丟勒及工作室，大型八板木刻畫，德國第二版，1523年之後

申克爾曾二創過丟勒的《凱旋戰車》，這組木刻版畫共八板，體量已經夠大了，看著確實很凱旋。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凱旋戰車”，上圖：申克爾，鋼筆畫，約1814/1815；下圖：丟勒及工作室，大型八板木刻畫之第一、二部分，德國第二版，1523年之後

但8塊板的《凱旋戰車》還不是最大的，它旁邊由195塊板組成的《凱旋門》才是有藝術史上最大的木刻版畫。最晚在1852年，這幅原始彩版的驚人之作就成為了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上文提到的創作了丟勒木刻肖像的艾哈德•舍恩據説也曾參與製作《凱旋門》，這個訂單是馬克西米利安大帝親自下給丟勒的，2.95米×3.57米的尺寸可謂氣勢磅薄，沒有統治者能不愛這彰顯大國氣象的扛鼎之作。展覽現場的這幅《凱旋門》是當年手工上色的原始版本，距今已有五百年曆史，現世只在柏林和布拉格存有兩件，你説得有多無價？

“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凱旋門”，丟勒及工作室，大型195板木刻畫，原始彩版，約1512-1518

丟勒是他所在時代最偉大的肖像畫家之一，現場展出了丟勒現存僅有的兩幅大型肖像木刻版畫，其中一幅的主角是馬克西米利安大帝，丟勒為他創作的木刻肖像是藝術史上首個以木刻為媒介的具有紀念意義的統治者肖像。另一幅肖像的主角是丟勒的朋友、人文主義者、宮廷大臣烏爾裏希·凡伯勒，將文藝復興之風從義大利帶入北方的丟勒與眾多人文主義者志同道合。

丟勒，木刻版畫，左圖：“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約1519；右圖：“烏爾裏希·凡伯勒”（Ulrich Varnbuler，1474-1545），木刻

新血注入

在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成立四年後的1835年，普魯士郵政局長、現代郵政系統的創始人卡爾•馮•納格勒（Karl Ferdinand Friedrich von Nagler，1770-1846）為博物館的丟勒收藏注入大量新血。當時打理納格勒收藏的是藝術史學家威廉•肖恩（Wilhelm Eduard Schorn，1806-1857），他同時是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的首任館長。

“犀牛”，丟勒，木刻版畫&凸版印刷，1515

納格勒收藏中最著名的藏品首推歷史上被大量複製的爆款之作《犀牛》，除現場展示的初版《犀牛》之外，柏林版畫素描博物館還收藏有九張不同時期的其他版本。

左圖：丟勒手書《紀念冊》片段（Gedenkbuches），1502-1514；右圖：“丟勒的生活及工作筆記”，約翰·威廉·克雷斯·馮·克雷森斯坦（Johann Wilhelm Kress von Kressenstein，1589–1657），約1625

納格勒收藏還包括重要文稿，如丟勒的手書《紀念冊》殘卷，現場展示片段的內容是他丟勒親筆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家族記錄，裏面提到他于1502年去世的父親以及1514年去世的母親。丟勒還曾根據他父親的描述編過一本家庭編年史，原版已不復存在，只有後世的翻版留存於世，現場展示的是17世紀早期的一個翻版，由出身自紐倫堡最古老的貴族家族之一、當時的總督約翰·威廉·克雷斯·馮·克雷森斯坦收藏。從家譜樹可看出丟勒有個人數龐大的原生家庭，丟勒的母親在25年內生了18個孩子，丟勒是第三子。令人悲傷的是，丟勒家的18個孩子只有3個孩子沒有夭折。

《憂鬱 I》（Melencolia I），丟勒，銅版畫，1514，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研究中的聖傑羅姆”（Saint Jerome in His Stduy），丟勒，銅版畫，1514，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騎士，死亡和魔鬼”（Knight,Death,and the Devil），原尺寸丟勒銅版畫複製品，原作創作于1513年，複製品約晚于16世紀上半葉，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不過納格勒收藏最為閃耀迷人的當屬72幅手工上色的丟勒版畫，雖然這些上色是在19世紀後才完成的，但架不住獨特又絕美。當並稱為“大師版畫”（Meisterstiche）的丟勒三大傑作《憂鬱 I》、《研究中的聖傑羅姆》和《騎士，死亡和魔鬼》（這幅是復刻品）上了色，這誰頂得住。

“涅墨西斯”（Nemesis / The Great Fortune），丟勒，銅版畫，約1501，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聖尤斯塔斯”（Saint Eustace），丟勒，銅版畫，約1500，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海怪”，丟勒，銅版畫，約1498，19世紀由佚名手工上色

其他上色彩畫也都值得細看，比如《涅墨西斯》下方的風景部分，是丟勒第一次翻越阿爾卑斯山南下前往義大利取經時路遇的風景，他將南蒂羅爾埃伊薩克河（Eisack）的河畔小鎮基烏薩（Klausen）安排在了復仇女神的腳下。

“聖彼得與聖約翰治愈跛子”（Saint Peter and Saint John Healing the Lame），丟勒，銅版畫，1513；喬治·馬克（Georg Mack）于16世紀手工上色

在這些彩色版畫中，唯有《聖彼得與聖約翰治愈跛子》是在16世紀手工上色的，上色的是紐倫堡畫家喬治·馬克。

“風景與大炮”（Landscape with cannon），丟勒，蝕刻鐵版畫，1518

除了納格勒收藏，這一時期還有更多其他來源的新血注入，包括丟勒現存僅有的6幅蝕刻版畫之一的《風景與大炮》，銹跡表明丟勒使用的是鐵板。

丟勒三大木刻版畫系列的“排頭兵”《啟示錄》也位列柏林最初的館藏之中。

“啟示錄”（Apokalypse），丟勒，15幅初版木刻版畫&封面（1511年印刷版），1498，中左：封面；中右：聖米迦勒屠龍（第10幅）；下左：四騎士（第3幅）；下右：羔羊的崇拜（第12幅）

黑死病、饑荒、戰亂、對於奧斯曼帝國入侵歐洲的擔憂……面對現世一團麻的狀況，“末世説”在丟勒所處的15世紀下半葉相當流行，世俗普遍認為在即將到來的1500年將發生“最後的審判”。1498年，丟勒的《啟示錄》在紐倫堡以拉丁語和德語同時出版。憑藉版畫可複製性的傳播優勢，15幅描繪末日審判的《啟示錄》帶著極強的震懾力迅速風靡歐洲，丟勒一舉奠定了他的國際聲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