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指導，上海市長寧區文化和旅遊局、劉海粟美術館、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中國表現藝術中心、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東華智庫文化創意産業研究院主辦，上海新虹橋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泰藝術中心、上海藝藝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承辦的“中國表現2023”藝術作品展與學術研討會在上海成功舉辦。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與藝術家參加了本次活動。研討會以正在劉海粟美術館舉辦的“中國表現2023”這一大型展覽為背景，圍繞“何為中國表現”“為什麼是中國表現”“如何建構中國表現理論體系”“如何實現中國表現的跨文化傳播”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學術探討。研討會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本次展覽策展人彭鋒教授主持。

研討會上，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參展藝術家許江教授，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展覽策展人彭鋒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展覽學術主持張曉淩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中國表現藝術中心主任、參展藝術家張方白教授，北京大學燕京學堂院長董強教授，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當代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楊衛教授，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新聞學院湯筠冰教授，劉海粟美術館館長鮑薇華以及多位學者、參展藝術家、策展人圍繞著“‘中國表現’緣起、風格與時代內涵”“中華文明與當代藝術的‘中國表現’”“‘中國表現’的傳承與傳播”三個議題先後進行了發言。

“中國表現”緣起、風格與時代內涵

許江教授在開幕式致辭與研討會上就“中國表現”的形成緣起、本質，及方法論特徵進行了發言。他認為“中國表現”由來已久，其精神淵藪應當追溯至《楚辭》和《離騷》，追溯至屈原的悲憤，追溯至李白的狂歌、蘇東坡的豪情，追溯至懷素、張旭的桀驁與狂放，這是“中國表現”的文化底氣與無盡資源。而中國的近現代繪畫一方面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激勵，另一方又受到寫意藝術和行草書意之風的浸潤。表現繪畫是劉海粟、林風眠那一代中國現代繪畫的播火者最先汲取的藝術精神和繪畫語言，並使中國畫和西畫相互融合。許江教授認為，就本質而言，“中國表現”不是一個流派、風格，而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中國表現”不僅是一種視覺表現，更是一種生存方式。作為藝術現象，它以放逸的揮灑與寫實繪畫拉開距離，又以強烈突兀的造型與抽象繪畫相區別；作為方法，它蘊蓄在各種強調主體精神的藝術之中，進行內在而強烈的表達；作為氣息，它代表著從流激蕩、任意東西的精神氣質，又始終與中國傳統藝術保持相互照應的關係。中國人的精神中本身就具有表現的基因和傾向，“中國表現”作為一種生存方式，不同於中國傳統繪畫中小橋流水的寫意風格，而與西方表現主義的緣起與發展脈絡呼應，承載著民族與社會的磨難，具有關懷、放浪和滄桑感。許江教授在發言中著重提出了中國表現的三種方法論特徵——審視、悲慨、強質。第一，“中國表現”蘊蓄著一種特殊審美的力量，這讓直觀性的繪畫收穫了批判性力量；第二，“中國表現”有一種博大的歷史關懷和社會感知；第三，“中國表現”有一種強烈的視覺意志，使繪畫等藝術創作超越了常態。

彭鋒教授則從美學及美術史理論出發，回答了“中國表現的風格定位是什麼”及“為什麼是中國表現”的問題。他依次從“再現““對再現的超越”“表現主義”“表現主義的東方起源”“寫意”“表現性寫意”“寫意性表現”“革命性表現”“中國表現”九個層面梳理了中國表現的生成脈絡及其風格定位。他指出，追求“形似”的藝術被稱之為寫實或者再現，追求“神似”的藝術被稱之為寫意或者表現。中國傳統繪畫將“神似”置於“形似”之上。表現性藝術在古今中外皆存在，但“表現主義藝術”特定地指代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歐洲出現的一種藝術運動，凡高、蒙克、席勒正是其中代表。儘管西方表現主義興起的原因眾多，東方藝術的影響卻不可忽視。東方藝術，尤其是受到中國美學影響的東亞藝術，之所以能夠將西方藝術從再現的傳統中解救出來，其重要的原因便在於早在一千多年前，寫意就贏得了與寫實競爭的勝利。然而寫意與表現也不盡相同。後者傾向於表現藝術家的個人感受，孕育于中國文化的前者則崇尚天人合一，不鼓勵個人情感的肆意釋放，而追求平淡天真的最高旨趣。20世紀初，中國藝術家開始學習西方藝術，一部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寫實繪畫，另一部分藝術家則將西方表現藝術與中國寫意繪畫結合，形成了特別的表現藝術類型。20世紀30年代，魯迅倡導的新版畫運動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表現中的“大我”與西方表現中的“小我”間的區別由此可見一斑。彭鋒教授指出，之所以在眾多中國當代藝術樣式和風格中突出“中國表現”，是因為過去一百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唯有表現性藝術中蘊含的力量才能匹配此種巨變。歷史表明，重要的表現主義運動往往伴隨著時代的更替和國家的崛起，21世紀的“中國表現”將助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但如同中國崛起是和平崛起一樣，與西方表現追求與傳統的徹底斷裂，對現實進行不妥協地批判，以及發掘“小我”的存在深度不同，中國表現強調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強調積極參與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並且展現的是“大我”的存在寬度。中國表現正在呼喚一種相容現代性與中國性，現實性與超越性的新美學理論。

張曉淩教授在開幕式與研討會的發言中對“中國表現”進行了多個方面的釋義，對展覽的旨趣進行了討論。他認為，“中國”+“表現”的組合，不是出於命名的慾望，而是基於一種歷史性態勢，即當一批又一批藝術家將生命釋放與自由表達作為藝術的真諦時，便在“中國”意義上形成了時代潮流。首先，“中國表現”是一種全新的價值維度與文化立場。1980年代以來的零星的、個人化的生命衝動與自由表達願望，已上升為時代性的普遍訴求，並在藝術實踐層面上已結出了碩果；同時它深植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中國表現”是超越西方表現主義體系的新價值體系與美學形態。第二，中國式錶現性語言的建構是“中國表現”的核心課題，其形成是一個由西而中的語言位移過程。比起西方表現主義、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們更加尊重對當代生活的感知，並聆聽傳統文化的召喚，這是“中國表現”語言建構的起點與歸宿。第三，“中國表現”也是一種跨文化的表達，是對歐洲表現主義、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德國新表現主義的致意。但西方表現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對“中國表現”的啟蒙，亦可以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反芻行為，通過西方的表現主義我們重新認識了祖先所留下的文化遺産，這是認識論上巨大的進步。他認為，“中國表現”正站在歷史的拐點上，可以肯定的是，“中國表現”會走向世界。但這也對國家文化戰略的頂層設計提出了新的要求。

張方白教授在開幕式致辭與研討會上分別談到了“中國表現”藝術家精神氣質之內涵，及其形式特徵。開幕式上，張方白教授談到，近四十年來，世界發生巨變，文化與藝術進入後現代主義時期，一批最純粹、最孤獨的文人創造了“中國表現”。他們既承襲了古人的文脈，又直面對世界與時代的困惑，既勇敢地融入世界現代主義，又堅守著中國精神和藝術傳統。構成了中國藝術的基本形象和脈絡，及“中國表現”的核心。在研討會上，張方白教授則從繪畫技藝的角度著重介紹了“中國表現”的典型筆法。相比于西方當代藝術在筆法之文化性的缺失，中國傳統筆法蘊含著深厚的美學素養，是中國藝術家創作的重要源泉，亦是對外交流的法寶。中國表現藝術家們筆法各異，均展現出其獨特的魅力，這是“中國表現”建立的出發點、基石與標準。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全人類藝術發展的指向和標準。在個人化的時代，筆法有著無限的發展可能性，“中國表現”藝術家的個人筆法將成為全球的獨特標準，擁有獨特的優勢和貢獻。我們應當堅信中國人能夠創造偉大的藝術作品，並激勵著這一代人戮力前行。

參展藝術家王易罡認為“中國表現”的概念涵蓋了各種藝術表現形式，且具有傾向性，具備形成文化與態勢的條件。藝術家們面向時代與歷史的個人困惑，故而使作品帶有悲天憫人的印象。“中國表現”包括抽象繪畫，但需要注意避免其失去精神內涵、文化態度和針對性，避免與當下的生活空間和個人精神態度失去關聯，而淪為純粹的裝飾。藝術家必須擁有自我態度、憤怒和感懷，作品才能真正有表現力。他進而認為需要從語境、形成原因和方法論特徵等方面探討“中國表現”，以形成真正的繪畫理論基礎，為其走向世界奠定共識的基礎。此外，他還指出，美國之所以能夠將抽象表現主義藝術輸出到世界，得益於國家資助和文化支援，由此構建了一種國家文化形象，這值得我們借鑒。

參展藝術家洪淩長期遠離鬧市，深居黃山作畫，他從更加感性的層面談到，西方表現主義的悲劇性及其內部爆發力啟發了中國表現藝術家，將個人遭遇與民族遭遇緊密關聯起來。他認為，“中國表現”藝術家應該深刻自省，內心是否已經有了真正的積累與沉澱，藝術表現中的“溢出”究竟是自然的，還是“自己晃出來的”。儘管中國文化強調“滿則虧”，但有些東西必須要“溢出”，“中國表現”需要有飽滿的激情，但需要適度，以保證其不失自然與本真。

中華文明與當代藝術的“中國表現”

孟建教授長期從事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與跨文化傳播理論研究，他以《多維視域中的“中國表現”》為題，分別從文明形態視域、當代藝術視域、跨文化傳播視域三個維度對“中國表現”進行了詳盡且系統地闡釋。在文明形態視域下，孟建教授著重闡述了我國社會發展、文化發展、當代藝術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係。他指出，我國已將社會發展與文明形態進行了緊密的結合，並凸顯了用“文明引領發展”的發展新階段。同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從經濟邏輯拓展到文化邏輯，我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提出意味著“從文化範式提升到文明形態”的飛躍與“文化覺醒”。“藝術是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中國表現”的討論要站到“藝術與文明”的新高度。藝術與文明，當代藝術與文明，中國表現與文明，將成為我們關注的“時代潮流”和“歷史時刻”。在當代藝術視域下，孟建教授從五個方面探討了“中國表現”的意義，即實現“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發展當代藝術、建構合理架構、張揚藝術個性、技術推動文明。首先，關於“中國表現”如何産生更大的國際影響，孟建教認為，中國的當代藝術，特別是中國當代藝術中的“中國表現”，不但完全能躋身世界當代藝術的發展，甚至能夠實現當代藝術的引領。其次，“中國表現”某種程度上是中華文明在新時代中的精神寄託，承擔起了傳承的責任與使命。第三，“中國表現”，要從“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結合”“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三個層面建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合理藝術構架。第四，必須尊重創作個體，要讓“中國表現”藝術家的個性得到進一步張揚。第五，高新科技突飛猛進與當代藝術産生強烈的碰撞和交融，在新文明態勢下（如數字文明），“中國表現”要融入嶄新的“技術世界”。最後，孟建教授從跨文化傳播視域闡述了“中國表現”。他指出，“中國表現”走向世界也是跨文化傳播的博大課題，諸如如何確立“中國表現”國際傳播的主體性，如何建構國際傳播的整體框架，如何設立國際傳播的多元立體管道，如何搭建國際傳播的全媒體矩陣，如何與國際組織合作等問題都需要得到高度重視。

鮑薇華館長從文明共建的角度圍繞“中國表現”進行了發言。她談到，“中國表現”藝術的緣起，可追溯至20世紀早期，眾多留學或者遊學海外的藝術家遵循蔡元培先生“擇中西之精華而取之”的理念，形成自我的藝術思想和創作風格。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常玉、潘玉良、豐子愷、關良、吳冠中等藝術名家，便是中國美術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先驅者、奠基者和開拓者。繼承先輩藝術家們在表現藝術上的探索和實踐，在德國表現主義、美國表現主義和德國新表現主義影響下的“中國表現”當代藝術群體，不約而同地對中國傳統藝術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就了表現藝術體系下的不同個體的風格化創造，“中國表現”的群體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不同於西方藝術的體系，成為一個具備學術性、系統性的藝術流派。劉海粟先生一生推崇藝術的表現性，本次展覽在劉海粟美術館展出也便具有特殊意義。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青年教師董麗慧則以“中國表現”為例探討新時代藝術的“啟蒙”與“救亡”。她指出，從晚清、民國到21世紀，啟蒙與救亡兩種歷史敘事並行共生，構成中國現當代藝術生態的基本底色。“啟蒙”對應再現，完成人民大眾的藝術啟蒙任務，“表現”則是寫實與現實主義的過渡，審美修養從表像昇華到參悟本質。“中國表現”在國際場域中相容了“民族性”和“當代性”，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地域特色與共同價值，“中國表現”對全人類的藝術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中國表現”的傳承與傳播

研討會上，藝術家們多從“中國表現”藝術家的創作精神以及繪畫特徵進行了思考，且不約而同地就中國藝術的傳播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北京大學的董強教授從概念創造與傳播的角度對“中國表現”進行了思考。他指出，觀點創造和藝術創作都應當具備當代性，應當具有共同價值，這要求我們積極投身國際傳播實踐。藝術討論中應避免使用過於寬泛的概念，因為概念一旦過於寬泛便無法喚醒被傳播對象的感性經驗，無法形成共識，傳播效果也便有限。譬如“表現”一詞包含了文學、音樂、繪畫等多個領域的表現方式，而在引入“中國”或“國家”此類概念時，亦可能引起混淆。儘管任何藝術家的特點都無法被限定，但從學理角度看，如何用“中國表現”這一概念恰當地為此種藝術潮流定位，並使其更好地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接受，則是應當繼續探索的課題。此外，董強教授還談到了“表現主義”的溢出性，他認為“溢出性”和“逸性”一樣，都強調一種由內向外溢出的動感，都表現出一種向外延伸的趨勢。但同時，“表現主義”又並非純粹放縱，它還具備一種內在控制力，這種控制力展現了一種超越自我的狀態，並與某種關係共存。

楊衛教授也談到，“中國表現”與中國傳統寫意繪畫之間的差異，正是體現為“溢出”之感。他著重指出了“中國表現”值得思考與推廣的三個方面。其一是“自由”。這是中國古代藝術和現代藝術，乃至全世界藝術的核心價值，表現主義則更為集中地體現了這一特性。其二是世界性。儘管中國文化的某些元素並不具有世界性，但中國文化一直以來的表現卻具有世界性，這要求我們挖掘傳統理念時需要對其中世界性與非世界元素性進行甄別，去其精華，取其糟粕。其三，“中國表現”需要被更精確地定義，需要具象到藝術家的具體創作中，通過藝術家個體性表達與風格來體現。他還建設性地提出更加細化的分單元展覽與傳播方式，並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作品系列，如此，或許能取得更佳的傳播收效。

湯筠冰教授從個體藝術表達形式和藝術傳播的視角進行了發言。首先，她指出當代主義的興起標誌著集體性被打破，個性化得到強調。“個性”即是指社會中的特立獨行或一般秩序下的特殊，亦或被認定為“獨異性”之意。“獨異性”（singularity）是20世紀西方哲學中重要的概念，從齊美爾在理性主義傳統中提出個人主義興起，到布朗肖、德里達、讓-呂克·南希等西方哲學家都強調了個性的獨異性的表達方式。德國社會學家萊克維茨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獨異性社會，“要求文化具有普適性，卻又以獨異性為導向，這種矛盾體是生活方式對文化概念的訴求”。當代藝術界，藝術品一齣現就要求具有獨異性，強調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其次，當代傳播方式相較大眾傳播年代有了顯著不同，藝術作品通過新興媒介的傳播，逐步從PGC發展到UGC為主導，精英藝術開始走向大眾藝術。線上與線下互動成為重要傳播方式，藝術展覽成為“網紅打卡點”便與藝術傳播的UGC內容生産息息相關。未來，AIGC內容生産將會成為藝術傳播面臨的新挑戰。第三，中國表現具有包容性和彈性，這不僅體現在時空上，也反映在人群層面，即面向Z時代年輕人與青年亞文化上。面對新的藝術觀者，“中國表現”以怎樣的內容、形式和載體對於新一代的觀者進行有效傳播，這對“中國表現”打破圈層、雙向破壁、走向國際具有重要的意義。

郭贇和王曜二位學者從概念生成、理論建構，及傳播等方面發表了其見解。郭贇認為“中國表現”提法貼切，實現了中國元素、語境及西方理念的有機結合。此外，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中國表現”的歷史淵源、文化語境、走出方式尚未完全明晰，理論建構極為重要，需縱橫兩維梳理中西方文化與藝術語境。第二，在傳播問題上，他認同楊衛教授的觀點，認為基於理論梳理可進行分單元展覽。王曜指出，“中國表現”若要走得更遠，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進行多元視域與層次的討論、理論梳理、體系建構，而非停留于概念層面。此外，面向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傳播，讓嚴肅藝術吸引更多年輕人亦十分關鍵。將理論梳理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使“中國表現”不斷前行。

研討會的最後，彭鋒教授對本次“中國表現2023”藝術研討會所取得的豐富的成果進行了總結。他指出，儘管對於“中國表現”的命名、界定、特徵、旨趣、理論脈絡、傳播方式等，大家從各自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與見解，甚至出現了不同觀點爭論，但這恰恰是相當有益的。“中國表現”本就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有彈性的、變動不居的譜係，應當允許有多種版本與角度的理解，並且相互爭鳴、相互啟發，只有這樣，“中國表現”的創作水準與理論體系才能更好的發揮和建立。

本次研討會舉辦的當天上午，“中國表現2023”展覽開幕式在劉海粟美術館隆重舉行。上海市長寧區副區長陳穎，劉海粟美術館館長鮑薇華，中國美協美術理論委員會副主任，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本次展覽學術主持張曉淩，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中國表現藝術中心主任、參展藝術家張方白，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油畫學會會長、參展藝術家許江、劉海粟美術館藝委會名譽主任、劉海粟之女劉蟾，東華環球集團、泰藝術中心董事長尹安泰、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本次展覽策展人彭鋒出席了開幕式並先後致辭。開幕式還舉行了“‘中國表現’藝術中心文獻館”成立的揭牌儀式，該文獻館由上海市長寧區圖書館和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共同設立。當天下午“中國表現2023——青年當代藝術提名展”也在泰藝術中心開幕。

“中國表現2023”已于6月下旬在劉海粟美術館對公眾展出。本次展覽通過呈現劉海粟、林風眠、關良、許江、周春芽、譚平、張方白、周長江等二十余位“中國表現”代表性藝術家們作品中的中國精神和文化價值，深度詮釋了藝術家們為探索藝術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做出的前赴後繼的努力。

（盧秋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