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鑫煜藝術創始人張鴻賓
倘若一個職業媒體人,在他採訪過的名單上出現諸如:華盛頓最高貴建築”的掌門人——金薩·赫特、美國女權主義藝術先驅朱迪·芝加哥、“行為藝術祖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全球排名第三的烏菲茲美術館館長艾克·施密特、藝術巴塞爾聯合總監史畢格勒與雪恩霍澤、軍械庫藝博會總監凱特琳·德·貝克、西班牙著名藝術家愛德華·納蘭霍和格魯仇、美國著名藝術家詹姆斯·懷斯(安德魯·懷斯之子)和大衛·拉斐爾等如雷貫耳,令全球藝術界為之矚目的藝術大咖的名字時,其縱橫四海的能力足讓同行肅然起敬!然而,這些在業界也夠得上“超級重量”的訪談,卻出自一個不懂英文的非職業媒體人之手時,就有了某些勵志故事的特徵,且越平淡越傳奇……
張鴻賓與美國ARC藝術復興中心創始人兼主席弗雷德·羅斯
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叫張鴻賓——盛鑫煜藝術創始人、國際藝術經紀人。張鴻賓和他創辦的“盛鑫煜藝術”在當代寫實藝術圈可謂耳熟能詳,他在促進跨文化、跨區域、跨種族的合作與交流中頗有建樹;在推動當代中國與歐美具象寫實藝術領域交流方面,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由他推介的中國藝術家成建制的參與國際藝術競賽,並且斬獲歐美各國眾多藝術大賽獎項,填補了國際具象藝術大賽長期以來沒有中國藝術家獲獎的空白;由他策劃、主辦的“提香繪畫大賽”、“委拉斯凱茲繪畫&雕塑大賽”、“威尼斯國際水彩節”等全球性藝術活動,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關注和好評,大批中國藝術家通過盛鑫煜藝術平臺走向海外、走向世界。
美國國家肖像畫廊館長金薩.赫特
張鴻賓除了組織國際藝術活動與交流之外,用了十八年的時間,採訪了百位當代歐美主流藝術界有廣泛影響力的名流。當我滿懷困惑地向張鴻賓詢問:“您不會英文,怎樣與國外人打交道”時,他卻平靜地説:“這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難”,那風輕雲淡語氣裏透露出一絲不經意間的倔強,使我頓時生探究其背後故事的慾望,於是就有了我對張鴻賓的採訪。
藝術中國:我時不時的會在媒體上看到你的訪談文章,你從什麼時候開始進行藝術訪談的?
張鴻賓:大約是從2005年左右開始的吧,開始在《藝術國際》和《美術同盟》等藝術網站上發表海外資訊和訪談文章,為此《美術同盟》還特意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個專欄——《鴻賓看眼》;後來又收到約稿,陸續在《庫藝術》、《紅藝術》、《畫廊》、《收藏》、《藝術商業》、《藝術趨勢》、《芭莎藝術》等雜誌和媒體上發表訪談文章。
藝術中國:我很好奇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從事看起來與你的專業並無直接關聯的業務(訪談)?
張鴻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就開始做推介中國藝術家參與國際藝術活動的工作,先後參加過比利時、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美國等國舉辦的雙年展和藝博會等。我參加的展覽,都是規模比較大的展覽,基本上有一百多家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廊和藝術機構。非常奇怪的是,這麼大規模的展覽竟然見不到中國藝術家和中國畫廊的身影,我的畫廊(莫頓畫廊,盛鑫煜藝術前身)是唯一一個來自中國的參展機構,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裏,我發現這種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變。
那個時期直接從海外獲取資訊非常難,再加上絕大部分中國藝術家不懂外文,所以,藝術家們很難及時、有效地獲取海外藝術資訊,更不用説去參加國際間的藝術交流和展覽等活動了。此外,當時我們尚能接觸到的國際大牌藝術家的訪談,幾乎都是海外媒體人做的,有一些我們自己迫切想了解的藝術家,反而沒有人做。在這種情形下,我産生了為何不自己進行採訪的念頭,後來就把這個念頭變成了一項常規的工作;之後又成為一種習慣時,堅持做下去便成為一種無法放棄的選擇。於是不知不覺做到了現在,算起來也有快二十年了。
藝術中國:按照經驗和邏輯來看,從事海外採訪工作,應具備最起碼的基礎條件是外語(英語)能力,否則無法與人溝通。你不會外語怎樣從事海外採訪工作?
張鴻賓:好多人和你一樣會提出這個問題。按常識來説,會外語是與國外人打交道的先決條件。但是在我看來,與國外人打交道時,溝通能力與談話技巧遠比會外語更重要。不會外文可以聘請翻譯,倘若缺乏與人打交道技巧和能力,即便是會外語,照樣無法與他人交流。由於訪談基本上用郵件,使用的又是書面語言,所以,用谷歌翻譯軟體完全可以應付(五六年之前我用的是人工翻譯)。還有一點是我想證明的,就像《教父》裏的一句臺詞説的那樣:“不要説不可能,沒有什麼不可能”。我用行動的可能,來推翻想像的不可能;我用執拗來填充後天的不足,用時間來積澱弱微的成果。有時候抱著一條道走到黑的決心,但在拐角處卻意外遇見了光明!
西班牙著名藝術家愛德華·納蘭霍
愛德華·納蘭霍作品
藝術中國:你以什麼標準來選擇採訪對象?
張鴻賓:其實,我也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標準,但是有一個基本的範疇。一是,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巨大,能引領藝術走向的藝術家,如:朱迪·芝加哥、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等;二是,著名藝術機構的負責人,如:博物館館長(義大利烏菲茲美術館、西班牙提森博物館、莫蘭迪博物館等館長);藝術基金會主席(義大利提香基金會、西班牙藝術&藝術家基金會主席等);藝術家協會會長(英國皇家肖像畫協會、美國國家水彩畫協會主席等);雙年展和藝博會總監(瑞士巴塞爾藝博會、威尼斯雙年展等);三是,著名國際藝術大賽獲獎藝術家,如:英國國家肖像畫廊大賽、美國肖像畫協會肖像畫大賽、ARC國際沙龍大賽、西班牙具象繪畫&雕塑大賽上的獲獎藝術家等。
這樣的選擇從不同角度和維度,涵蓋了藝術領域的方方面面,可以基本反映當代藝術圈的現狀、思潮、變化、發展以及趨勢的大致走向。
西班牙著名藝術家格魯仇(Golucho)
藝術中國:因為你訪談的對象有著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與我們的生活環境存在著巨大差異性。在採訪過程中,你怎樣消除由於這些差異性造成的影響,順利的完成採訪工作?
張鴻賓:是的,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想要做好採訪工作首先要對接受採訪者有一個詳盡的身世了解,包括:其生活環境、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藝術經歷、藝術觀點等;還要了解其國家歷史、文化特徵以及藝術特色等。由於我選擇採訪的人基本上限定在藝術(這裡主要指西方藝術,繪畫、雕塑)的範疇內,而西方藝術體系的同宗同源的屬性,大大消解了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使採訪的難度比想像中的要低一些。如:阿根廷和西班牙是兩個迥然不同的國家,地域也相差甚巨,一個在南美,一個在歐洲。然而,這兩個國家在藝術的審美和品味上有許多共同之處,究其原因是因為阿根廷歷史上曾經是西班牙殖民地,其文化與藝術形態深受西班牙的影響,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文化與藝術幾乎是歐洲城市文化的延伸。在採訪中兩個國家的藝術家時,基本上沒有遭遇文化差異上的障礙。
美國著名藝術家詹姆斯·懷斯(安德魯·懷斯之子)
詹姆斯·懷斯作品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日本。我曾經採訪過日本當代超寫實油畫家何野桂一郎,他在2023年ARC國際沙龍大賽獲得了“盛鑫煜藝術獎”,為此,我準備為他做一期訪談。本以為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文化、藝術與審美認同方面,比歐美國家更接近、更容易理解。但是當我在準備採訪提綱查閱資料時才發現,日本歷史上雖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然而,在其歷史發展和進化過程中,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與日本本土的傳統、哲學、美學思想交織滲透與融合後,形成了日本民族獨特的審美品味和美學標準,這些後來形成的、帶有日本本土特色的文化樣式與形態,在內涵上與中華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如:日本美學中的“物哀(日語:物の哀れ)、侘寂(わび)、幽玄等,其內涵的豐富性只能用日本文化語境才能解釋通。他們所追求的審美趣味、美學標準有自己的衡量標準和價值體現,倘若我們不加選擇的簡單套用自己認定方式看待日本,將無法準確理解日本文化藝術中所蘊含哲學和美學思想的深刻性與豐富性。
歐洲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岡薩雷斯
藝術中國:對於你來説,採訪工作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張鴻賓:最大的挑戰是你發出去的採訪要求,對方是否願意接受。我選擇的採訪對象,基本上都是知名度在世界範圍裏比較大的,這些人經常接受採訪,他們其中很多人對於陌生人的採訪要求很抗拒,除非你的採訪問題是他無法拒絕的。我感覺有三點對於採訪工作比較重要:其一,是自己的認知與思維是否與被採訪人達到或者保持相同和相近的水準;其二,提出的問題是否有深度與個性化;第三,採訪問題是否是對方感興趣的話題。
藝術中國:在你採訪過程中,是否有過難忘的和遺憾的事?
張鴻賓:當然有過。我本人非常喜歡德國當代大畫家格哈德·裏希特,所以,希望有機會為他做一個訪談。當我寫信説明採訪的意圖時,裏希特很有禮貌地給我回了信,他説自己的年齡已高,打字也太慢,所以,不適合做訪談了……
另外,一個是想採訪英國藝術家盧西恩·弗洛伊德的模特和朋友大衛·道森。大衛·道森有著獨特的經歷,他本人也是一個畫家。因為他與弗洛伊德在 20 年的時間裏,保持著特殊的關係,對於採訪他也充滿了期待。但是由於他自己有簽約畫廊代理,採訪必須經由畫廊同意才行,因故也未能如願。
最為難忘的和遺憾的事是十幾年前,剛剛採訪完美國女權主義藝術先驅朱迪·芝加哥後,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想邀她來中國訪問並且在訪問期間創作作品,而朱迪·芝加哥也對我的提議很感興趣,所以,我們一拍即合。芝加哥的許多作品,包括那個著名的《晚宴》都是用碟子(陶瓷製作的),中國又是一個陶瓷産生大國,除了景德鎮山東的淄博也出陶瓷,我聯繫了一個山東的贊助商為芝加哥來中國做準備。芝加哥對來中國充滿了期待,我們一起討論來華訪問細節,包括陶瓷燒制的材料、技術、窯的要求以及提出要帶一個攝影助理一起來等……當一切籌劃有條不紊地進行時,那個贊助商卻未能按照事前約定提供贊助,使這個本可以給當代中國藝術圈增添濃重一筆的計劃胎死腹中。
著名油畫家路易斯榮獲美國肖像畫協會國際肖像大賽金獎
獲獎作品《假面舞會》
藝術中國:在這一百位世界各地藝術家採訪中,哪一位是你印象最深和最滿意的?
張鴻賓:如果以影響力最大和傳播率最廣的應該首選採訪阿布拉莫維奇那一篇。2010年3月14日至5月31日,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了阿布拉莫維奇作品的大型回顧展,這是現代藝術博物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行為藝術展,由克勞斯·比森巴赫 (Klaus Biesenbach) 策劃。
在這個展覽上,阿布拉莫維奇參與了一場名為“藝術家在場”的行為藝術,在這個過程中她靜靜地坐在一把椅子,與對面輪流坐在椅子上的人注視。在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裏,幾乎一動不動地坐了 736 個小時,與1400余觀眾進行了互動。這場行為藝術表演通過網路現場直播,每日點擊量達到了80余萬人次,照片分享網“Flickr”上公佈了每一位與阿布拉莫維奇對視的觀眾的照片,點儘量也達到了60萬人次。《紐約時報》曾報道”一時間與阿布拉莫維奇對視成為紐約這個春天最時髦的事件之一。就連大明星比約克丶瑪麗薩、托姆、盧·裏徳等人也趕來湊熱鬧。”這個行為藝術甚至成為當年轟動全球的重大藝術與新聞事件。
這個展覽結束不久我聯繫到了阿布拉莫維奇。由於展覽全球性的轟動效應,世界各地預約採訪阿布拉莫維奇的媒體排起了長龍,但是經過不斷的努力,她最終同意了我的採訪請求。該訪談發表在《庫藝術》上——題為“藝術家不僅應當思考自己如何活著,也應當思考如何死去”,一時成為國內媒體競相轉載的熱門文章。
藝術中國:通過與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話,你有哪些感悟和體會?
張鴻賓: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給人們相互理解彼此帶來了巨大的障礙和困難,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不可通性,是産生誤解、誤判的根源之一,特別是當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諸種不確定性,更加助長了偏見與分歧的加深。藝術作為社會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涵與外延特徵無不真實地反映著世界的紛繁與複雜。因此,美國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提出了信奉不同範式的人無法實現交流和溝通,即“不可通約性”學説。“不可通約性”是指:兩個理論在邏輯上是不相容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甚至是不能比較的。在他看來,解釋學哲學在承認“先見”前提下通過對話達成“視界融合”,進而消除“不可通約性”。
在與世界各地藝術圈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是一個既艱難又充滿挑戰和樂趣的工作,特別當對方是業界精英或翹楚時,更能將你帶入一個從未觸碰的領域:他的思辨、視角、學識、修為以及價值觀,幾乎都能對你産生巨大的磁場,將你吸附於他的周圍,感受他的能量。與這樣優秀的人做深入交流,長此以往人看待世界與生活的眼光,會自然而然地發生某中微妙的變化,促使你跳出之前狹隘的個人視角,用一種更加包容、寬泛、理解的心態來應對這個複雜的世界……
藝術中國:目前,中國藝術圈大概還沒有一部級別和段位如此之高、如此集中的國際名家訪談專著,你是否有將這些訪談結集出版的考慮?
張鴻賓:坦率地説,這也是我考慮的計劃之一。這一百位藝術精英的訪談約計四十多萬字,從當初一個不經意間的想法,經過近二十年的積累,出乎意料的成為了一個國際藝術進程中,世界各地藝術圈發生、發展的歷史記錄,並且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觀點、解讀這個過程,從而有了些許深入參與共同書寫全球藝術事件的某種意味,這也反映出中國在全球化當代藝術進程中,其身份與自覺性的極大提高、進步和變化。(圖片由張鴻賓本人提供,採訪/編輯: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