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1887年-1985年）

他的畫如夢境般稚拙，如民歌般抒情，如童話般天真，可有誰能想到他筆下的這一切竟是對早年生活過的那個故園的無盡思念與祭奠？

提到馬克·夏加爾，人們不禁會想到他夢幻的畫面，眼前浮現起《我和我的村莊》(1911)、《小提琴手》(1912)和《生日》（1915）這些名畫。它們或天真稚拙，如民謠般抒情，或天馬行空，色彩明麗而充滿表現力。然而，這並非夏加爾的創作全貌——這位藝術家用自己98年的人生歷程橫跨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路輾轉逃亡、漂泊流浪，從故鄉維特伯斯克（白俄羅斯東北部）到巴黎、巴勒斯坦、柏林、再到美國紐約，直到戰後回到法國。當人們用“詩人般的繪畫”來形容他時，他卻不以為然：“我們的內心世界就是真實，可能比外面的世界還更加真實。”而這段真實，正是藝術家用自己將近一個世紀的肉身對世界的迴響。

夏加爾早期作品《我和我的村莊》(1911)，顏色明媚，夢幻而美好

近日，法蘭克福錫恩美術館(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聚焦夏加爾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創作，以“亂世”為展覽主題，通過60余件繪畫、紙上及舞美作品集中展示了藝術家在人生“至暗時刻”的藝術創作——肉身被放逐，心靈在流浪，漂泊者在出逃、回家、尋根、斷裂和迷惘中漂浮在藍色的夜空裏，夏加爾用敏感的靈魂和思鄉之筆描繪出了自己對“亂世的迴響”和“漂泊感的超越”。

展覽現場

1887年，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出生在維特伯斯克（白俄羅斯東北部）。小鎮上超過半數的居民都是猶太人，這裡有由猶太人自發設立管理的宗教學校、教會和市集。猶太人的血統、信仰和文化也因此成為夏加爾的人生印記，在其之後的創作中，小鎮的木屋和柵欄，圓頂教堂，公雞和小提琴以不同形式頻繁地出現在他的畫面裏，成為其對故鄉的追憶和紀念。

夏加爾 《哭墻》 The Wailing Wall, 1932

1931年，夏加爾前往巴勒斯坦參觀宗教聖地並在此待了三個月。為了為《舊約全書》（Old Testament）做繪本，旅途中的夏加爾用水粉速寫記錄了耶路撒冷的諸多場景，因此這批繪畫和夏加爾那些早年“夢幻係”作品有著迥異的風格。《哭墻》便是其中一幅，它不再是夢幻元素與超越現實場景的多元組合，而是極具寫實性的準確的記錄了猶太聖地耶路撒冷的舊城。

夏加爾為《舊約全書》繪製的繪本

對於猶太文化的關注不僅和夏加爾童年成長環境有關，還與日益被威脅和迫害的猶太人處境息息相關。夏加爾也因其宗教信仰被放逐和邊緣化，而在那個反猶主義愈發盛行激進的年代，許多猶太人都迫於形勢不得不掩蓋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夏加爾卻擁抱自己的猶太身份，並把猶太文化作為自己創作的靈感源泉。

Solitude，1933

正在創作中的夏加爾

1933年納粹黨執政，在夏加爾曾經居住的法國城市，反猶太運動和極端勢力愈演愈烈。夏加爾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場歷史性的劇變，並投射在他的作品裏。在這幅畫中（Solitude，1933），內容元素大幅削減，主體人物的陰鬱惆悵暗示著猶太人在歐洲大地的不公遭遇。蓄鬚老者一手抱著《托拉》（Torah），一手托腮面露愁容。畫中的小提琴是東歐猶太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樂器，它不僅是夏加爾的童年回憶，也代表著某種寬慰。天空背景混沌黑暗，而天使飛過的地方明媚了許多，藝術家希望天使的到來可以驅散陰霾，引領猶太人們團結聚合，為畫中人帶來安寧與慰藉。

《夢境》 The Dream 1938-39

在這一階段，夏加爾的用色更加陰鬱低沉，同時表現出對時局的不安情緒。他的作品中不再只是個人經歷的追憶和描繪，而是開始加入更多思考和對外部環境的態度。《夢境》這幅作品以深藍色天空為背景，給人以黯淡憂鬱的感受。隨著二戰的爆發，夏加爾一路向南逃亡，1940年來到普羅旺斯的石頭城戈爾德（Gordes）。受南法自然風光的啟發，藝術家在畫面上描繪了一片綠色的田園風光，作品的中間位置畫著油燈和挂鐘。這些元素來自於藝術家的兒時記憶：在他父母的臥室曾有一個擺鐘，兒時的他卻非常害怕那個搖擺的機械巨物。鐘擺無情的搖擺，也象徵著時間流逝的不可逆轉。

隨著戰爭和對猶太人迫害的加劇，夏加爾和其妻子貝拉不得不繼續逃亡。1941年美國記者瓦裏安·弗萊（Varian Fry）代表緊急救援委員會前往夏加爾所在的戈爾德，他向藝術家展示了紐約MoMA向其提供的邀請函，表示將為其提供安全庇護。起初，夏加爾是猶豫的。正如他後來回憶道：“在悲劇發生的時候，我卻居住並生活在美國……”然而時局所迫，夏加爾最終不得不在弗萊的幫助下，攜妻子借路裏斯本乘船前往美國，于1941年6月21日抵達紐約。他們的女兒艾達（Ida）也在六周後隨丈夫前往。雖然夏加爾旅居法國時在作品中描繪了許多當地的風景和城市面貌，但美國印象卻幾乎不曾出現在他的畫作中，夏加爾始終熱衷於對歐洲及其家鄉的表現。

夏加爾 《戰爭》 The War, 1943

就在夏加爾抵達美國的幾週後，家鄉傳來噩耗，納粹德軍佔領了維特伯斯克。接下來的幾年，維特伯斯克幾乎被德軍毀得面目全非，猶太居民被無情驅逐或屠殺。1943年華沙猶太人起義慘遭血腥鎮壓，關於戰爭的消息不斷傳入藝術家的耳畔，也佔據了夏加爾的畫布，在這一時期他的作品大多圍繞戰爭、流亡和暴行而展開。

在《戰爭》這幅作品中，血腥浸染了藝術家的家鄉維特伯斯克。大雪覆蓋了低矮的房屋，遠處的圓頂教堂目睹著這座城市遭遇的劫難。一個受害者躺在積雪的街道上，佔據了畫面正中。畫面上方，一匹紫色的馬拉著雪橇，載著母子二人踏上逃亡之路，而左上角扛著步槍的士兵則窮追不捨。受難的母子不禁讓人聯想到戰爭中所有脆弱的受害者，而畫中女子懷抱嬰兒的姿勢則頗似經典中的聖母瑪利亞。左下角一個逃亡的村民扛著一麻袋財産，讓人想到《聖經》中流浪的猶太人，亦影射著那些背井離鄉的猶太人的命運。

夏加爾的舞美設計

雖然遠離戰場，但藝術家卻始終無法逃離精神的創傷。他曾説到：“我每天都帶著十字架…可是，我的上帝啊，你是不是已經拋棄了我？請告訴我這都是為什麼？”好在，美國的庇護給了藝術家生存的餘地。1946年，MoMA為夏加爾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個展，而夏加爾在美國的收穫不止於此。他在這裡遇到了藝術家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的兒子皮埃爾·馬蒂斯（Pierre Matisse），皮埃爾自己運營著一家畫廊，也幫助夏加爾銷售作品。同時，自1942年起，夏加爾陸續接到一些委託創作，紐約芭蕾劇院欣賞其才華，邀請他為《阿萊科》（Aleko）作舞美設計。美國芭蕾舞劇院也請夏加爾為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著名的《火鳥》（The Firebired）作舞美及服飾設計。

《在她身邊》 Around Her，1945

《婚禮蠟燭》

1944年8月，盟軍解放巴黎。夏加爾夫婦想迫不及待的回到法國，然而命途多舛，妻子貝拉因病毒感染于9月2日辭世，年僅48歲。夏加爾失去了他的繆斯和精神支柱，並一度喪失了創作能力，直至次年春天，他才再度拿起畫筆創作了《在她身邊》（Around Her）和《婚禮蠟燭》（The Wedding Candles）兩幅作品。原計劃離開美國的時間也延後到1948年。

《執傘的牛》

二戰的終結並沒有帶走藝術家的傷痛，無論從國際政治環境還是夏加爾個人的情感生活上，這都是一段糾結而矛盾的時期。《執傘的牛》創作于1946年，搖擺的牛尾延展出一對情侶，那正是藝術家和貝拉的模樣。白色的牛餵養著黑色的小牛犢，背景則是一片鮮紅。一個小丑裝扮的男人躺在地下，他被牛死死的踏住胸膛，消散在背景之中……

展覽現場

法蘭克福錫恩美術館館長塞巴斯蒂安·巴登（Sebastian Baden）表示：“人們更了解並喜歡的夏加爾是天馬行空且富於奇幻詩意的夏加爾，但他在1930-1940年代的創作卻鮮為人知。在這些畫作中，藝術家以獨特的方式反映了政治現實，並努力吸引非猶太觀眾的注意力，呼籲他們共同對抗納粹、阻止這場浩劫。錫恩美術館希望通過此次展覽重喚人們對於戰爭與迫害、身份與信仰、故鄉與流亡等主題的思考，併為觀眾開闢了解夏加爾及其作品的新視角。”

夏加爾 雪地裏的雪橇 1944

再讀夏加爾，我們似乎明白了藝術家為何排斥他人對其冠以“詩人”或“夢幻”等修辭的原因。他的風格兼具老練與童稚，他將真實與夢幻融合在色彩的構成中，然而正如藝術家人所言：“我們的內心世界就是真實”，褪去“詩歌般畫面”的外衣，是那顆熱忱的真心——無論身在何方，夏加爾的心始終駐紮在那片故土，他的脈搏始終與現實同頻。（編譯/良月，圖文來源於artdaily、法蘭克福錫恩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