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幕式現場

中國與日本一衣帶水，隔海相望。地理相近的客觀因素使得兩國産生了天然的聯繫與交流，早在2000年前的兩漢，中日兩國就有了史書記載的人文交流歷史。特別是隋唐兩朝，一批又一批的遣隋使、遣唐使不畏浮雲滄海遠，抵達洛陽、長安，學習當時中國先進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

展覽現場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為向觀眾展示源遠流長的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清華大學與日本奈良縣政府聯合舉辦“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特展，通過奈良縣立橿原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100余件套與中國相關的文物，以及國內文博機構所藏的數十件與日本相關的文物，共同勾勒一幅中日文明交流的圖景。

展覽現場

此次展覽分為“倭人的姿態”“倭國與中國”“日本國的成立”“祈禱的樣態”“大和的地寶”“中國視角的日本”六個單元，包含了諸多首次出境日本的珍貴文物，它們承載著延續千年的文明、跨越海域來到中國，與國內的珍寶匯于一處，共同共同向觀眾們呈現出一部源遠流長的中日文化交流長卷。

展覽現場

“倭人的姿態”與“倭國與中國”兩個單元展現了日本彌生、古墳文化時期的文物。繩文時代，土器製造技術便有了一定發展，此時的土器尚以日常生活用具為主。彌生時代，農耕技術發展，鐵器開始被使用，喪葬制度也發生改變。銅鐸、銅劍、銅矛等青銅器以及土偶等都出現在陪葬物中。古墳時期的陪葬土偶造型神態頗顯豐富，碧玉、銅鏡製品也愈顯精美。大量銅鏡隨葬品的出現體現了當時人們對鏡子的崇拜。鏡子反射光的性質使得當時的人們將鏡子視作太陽神的象徵，加以崇拜。從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展示的文物多以日用品與祭祀用品為主，體現原始工藝品的實用性。在這兩個單元裏，觀眾可以感受到原始藝術古樸稚拙的美感。

男性坐傭（古墳時代末期·6世紀）

瑪瑙·水晶·翡翠勾玉（古墳時代初期·4世紀）

玻璃珠串（古墳時代中期·5世紀）

三角緣龍虎鏡（古墳時代初期·4世紀）

垂飾金耳環（一對）（古墳時代中期·5世紀）

陶馬（古墳時代中期·5世紀）

鎏金鞍具（前輪裝飾復原）（古墳時代末期·6世紀）

鎏金銅制筒形器復原（古墳時代末期·6世紀）

發飾復原（古墳時代末期·6世紀）

心形杏葉（古墳時代末期·6世紀）

其中較為重要的則是第三部分“日本國的成立”。日本島逐漸從眾多小國分治建立起統一政權。在國家內部基礎不斷鞏固的同時，此時的統治政權注重吸收學習臨近中國的先進文明。派遣使者的風潮在這一時期興起。南朝宋武帝時代，倭王讚遣使南朝。倭國五王時代都保持著派遣使者的傳統。聖德太子時期，為更好學習中國先進文化和制度，先後5次派遣遣隋使、留學僧。舒明二年（630年）日本派遣遣唐使，至奈良朝寬平六年（894年）共派遣遣唐使19次，成功抵達唐長安者15次。遣唐使制度對促進中日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祈拜形象”“大和地寶”單元中即可看到中國文明對日本佛教藝術、墓葬文化的深刻影響。

飛鳥凈禦園宮主殿建築模型

鎏金鏤空銅飾（飛鳥時代·7世紀末-8世紀初）

陶板復原高松塚西壁女子群像（飛鳥時代·7世紀末-8世紀初）

獸面瓦奈良市平城宮遺址奈良時代（8世紀）

多尊像磚佛（飛鳥時代·7世紀）

鴟尾（奈良時代·8世紀）

法隆寺金堂一號壁壁畫（陶板復原燒燬前貌，飛鳥時代7-8世紀）

多武峰曼荼羅局部（室町時代·15世紀）

最後一個單元視角發生切換，展覽從西安碑林博物館、朝陽縣文物管理所、襄陽市博物館、洛陽博物館、豪州市博物館、深圳望野博物館遴選出的眾多中國出土文物，與之前日本出土文物形成對照，在比較中展現文明在歷史中交流的痕跡。本單元是呼應了第四單元展出了眾多飛鳥時代的佛教藝術。受南北朝文化影響，日本發展出眾多佛教藝術。唐代造像法度一度是日本佛像的藍本。飛鳥時代的佛像寬肩平胸，寬衣博帶，法身姿態具有中國佛像的典型特徵。穿梭于兩個單元，觀眾可以感受日本佛教藝術如何取法中國佛教藝術，同時體會佛教藝術共通的精神內涵。

唐白石馬頭明王坐像西安碑林博物館

這次展覽是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繼“繼2018年“西方繪畫500年：東京富士美術館館藏作品展”“絹谷幸二作品展：愛與祈願·豐穣之翼”、2020年“東瀛的鐘聲：井上有一作品回顧展”和2022年“異彩紛呈：古代東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藝術”之後第五個中日合作的國際交流展覽。在新冠疫情形勢仍然嚴峻的情況下，中日雙方通過線上會議、郵件等方式確定相關事宜，克服重重困難，確保文物跨境運輸、展覽佈置順利進行。

“跨越兩國的審美：日本與中國漢唐時期文化交流”展覽通過雙向視角，展現了中日文明交流的悠久歷史與豐富內容。雖是山川異域，卻是日月同天。金秋十月，歡迎前往展覽觀賞文物，共同品味這一場文明盛宴。（本文圖片提供：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圖片版權分別歸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和各文物收藏單位所有）

參考文獻：葉渭渠 《日本文化史》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