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沙特爾大教堂中彩色玻璃花窗中的“沙特爾藍”，右：沙特爾大教堂外觀，攝/李莞潸
文/李莞潸
國際色彩權威Pantone（潘通）每年都會發佈年度代表色，官宣的2022年度代表色為“長春花藍”（Very Peri），這是彩通歷史上第一次跳出固有色號，為年度代表色新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色彩。
在藝術史上，曾經也有一種藍色以前無古人的姿態橫空出世，它就是法國沙特爾大教堂中世紀彩色玻璃花窗上的“沙特爾藍”（Chartres blue）——這抹跨越藝術史八百餘年、“配方已失傳”的獨特藍色，至今仍散發著無限魅力。
沙特爾大教堂是誰？
在談論“沙特爾藍”之前，先來了解一下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全稱為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這個知識點。
沙特爾大教堂所在的沙特爾市位於法國中北部，如果自駕，前往巴黎聖母院需要一個多小時，到蘭斯大教堂（Reims Cathedral，全稱為蘭斯聖母主教座堂）和亞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又稱亞眠主教座堂）的車程分別近三小時，這四處建築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列入世界文化遺産。
法國作為哥特式建築的起源地，藝術瑰寶不勝其數。沙特爾大教堂以哥特式建築巔峰之作的地位出現在《康橋藝術史》中，它與蘭斯大教堂、亞眠大教堂並稱法國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哥特式建築，名頭最響的巴黎聖母院是要靠後站的。
從左至右分別為：沙特爾大教堂，蘭斯大教堂，亞眠大教堂，攝/李莞潸
單純看圖，哥特教堂三巨頭頗有些“連連看”的感覺，但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至少世界文化遺産名錄是不會騙人的。常規來看，入選年份越早，世界文化遺産的含金量越高。在上述四位選手中，蘭斯大教堂和巴黎聖母院都是在1991年入選世遺的，不過蘭斯大教堂是單獨入選，巴黎聖母院則是算在“巴黎塞納河沿岸”名錄下、以“集體戶口”入選。亞眠大教堂的“世遺年份”一下子早了十年，1981年便申報成功了。
沙特爾大教堂則是在1979年法國入選世遺的首批選手，當年全球共評選出34處世界文化遺産，法國共佔五席（其他四個世遺分別為聖米歇爾山及其海灣、凡爾賽宮及其園林、韋澤爾峽谷洞穴群與史前遺跡、韋茲萊教堂和山丘），同年入選的知名選手還包括埃及的開羅古城和金字塔、伊朗的波斯波利斯、波蘭的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古城、美國的獨立大廳等。
沙特爾大教堂正面的三座拱門為主要出入口，中間的“王者之門”（Portal Royal）通向中殿，是早期哥特式石雕藝術的經典；北側與南側的大門通向耳堂和翼殿。攝/李莞潸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同樣使用了“巔峰之作”一詞作為沙特爾大教堂的入選評語：“沙特爾大教堂的建築與彩色玻璃、雕刻和彩繪裝飾的統一，完美構成了中世紀藝術最具有特色的意義……（它是）法國哥特式藝術的至高點，堪稱傑作。”
這種稱讚並非當代才有，而是自古沿襲的“事實”。因其非凡工藝和頂配美學的新穎性和完美性，沙特爾大教堂自建造之時起即被視為典範。盛名之下的大教堂不僅路人緣頗佳，同行的大藝術家們也前赴後繼將其作為主角進行創作。在諸多藝術品中，被譽為19世紀最出色的抒情風景畫家、法國巴比松派代表人物柯羅的“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讓-巴蒂斯·卡米耶·柯羅 (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of Chartres），1830，©盧浮宮館藏
柯羅創作這幅畫是在1830年，距今已近200年，畫中的沙特爾大教堂與今日人們所見的幾乎並無二致。但我們和柯羅所見的並非初始版的沙特爾大教堂，在如今大教堂所在的位置，至少先後“站”過五個版本。據研究，第一座教堂可追溯至西元4世紀前後，它在西元743年首次在文本中被正式提及，同年毀於火災。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轉世N次的沙特爾大教堂在“火災”與“重建”之間反覆橫跳。
可考的是，在變身哥特式教堂之前，沙特爾大教堂曾以古羅馬巴西利卡式（Basilica）興建，這類型教堂的典型代表如義大利羅馬的拉特朗聖若望大殿（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教廷的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等。
左：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右：教廷聖彼得大教堂
促使沙特爾大教堂變身“哥特霸王”的火災發生於1194年，大火過後，原先的教堂僅餘地下室、塔樓等小部分，但教堂內供奉的聖物竟然倖存下來——傳説中聖母瑪利亞誕下耶穌時所著面紗完好如初。這件“神聖又神秘的面紗”由加洛林王朝（自西元751年後統治法蘭克王國的王朝）的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le Chauve，綽號禿頭查理，823年－877年）于西元876年贈予沙特爾，自那之後，沙特爾大教堂便成為中世紀舉足輕重的朝聖之地。
左：查爾斯·德奧姆（Charles Fournier des Ormes，1777年-1850年，法國畫家），“大火中的沙特爾聖母主教座堂”（l'incendie de la cathédrale de Chartres），1836 ；右：沙特爾大教堂內供奉的“聖母的面紗”
聖母面紗倖存于火災被視為神跡，上至王室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紛紛為大教堂重建慷慨解囊。有錢好辦事，資金充足的沙特爾大教堂重建工作開展得異常順利，僅用了不到30年時間便完成了主體建築，並在之後的數個世紀中再未進行過大規模重建——今人所見的這個版本的沙特爾大教堂，相當於是在13世紀初“一次性成形”的。這個建造速度遠超其他中世紀知名教堂，無論是亞眠大教堂、蘭斯大教堂還是巴黎聖母院，它們興建成如今的模樣都耗費了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時間。
重生後的沙特爾大教堂擁有當時西方世界最高的屋頂（中殿高約38米、西北塔高113米、西南塔高105米），它再次成為一馬平川的博斯（Beauce）平原地區醒目的標誌，傲立天地之間的身姿在方圓25公里的範圍內清晰可見。這個高度在摩天大樓的時代不足為奇，但在古代卻能極有力地將“神性”的魅力與作用發揮到極致。
亞歷山大·塞熱(Alexandre Ségé，1819-1885，法國畫家)，“于沙特爾地區”（En Pays Chartrain），約于1885年 ©沙特爾美術博物館館藏（Musée des beaux-arts de Chartres）
沙特爾大教堂中殿地面上、直徑近13米的“迷宮”（Labyrinth）也是神性的體現，內外共12圈的“朝聖之路”象徵抵達救贖彼岸的漫長與曲折，舊時的信徒通常會跪著走完近300米的蜿蜒通道，最終抵達迷宮中央的玫瑰花心。幾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都設置有迷宮，但大多數在後來都被移除了，沙特爾大教堂的迷宮是法國保存最完好、也最為精緻的一個。如今，教堂中殿地面上通常是擺滿座椅的，迷宮總被遮蓋，只有在每年的特定時段迷宮開放時、才有一窺全貌的機會。
沙特爾大教堂“迷宮” ©Smithsonian Magazine
如果不談神性，單從建築構造和雕塑裝飾上看，沙特爾大教堂也是藝術上的引領者，羅丹稱其為“法蘭西的衛城”並不為過。它是廣泛使用哥特式建築標示性飛扶壁的先驅，世界遺産委員總結時稱：“沙特爾主教座堂的平面配置對法國及其他地區哥特式藝術的發展産生重大的影響，從法國蘭斯、亞眠、博韋大教堂，到德國科隆、英國威斯敏斯特和西班牙萊昂的大教堂，它都是模倣藍本。”
左圖：室內拱頂由石肋連接到下面的柱子；右圖：中殿
上圖：沙特爾大教堂飛扶壁 ©STEFAN DRECHSEL；左下：飛扶壁支撐上墻並抵消拱形天花板的向外推力，從而為窗戶提供更薄的墻壁和更大的空間。右下：從塔樓上方觀望飛扶壁
左圖：羅馬式風格南塔（約始建於1144年，1150年完工）；右圖：哥特式風格北塔（建於1134年，1150年完工）。兩座塔樓于1194年火災中倖存；為了使雙塔的高度和外觀更接近，北塔在1507年加裝了一個尖塔。
大教堂拱門（攝/李莞潸）及雕塑細節
大教堂內部講述基督與聖母生平的合唱墻祭廊（clôture de chœur or tour du chœur)，建於16-18世紀，長約100米、高6米
以其為藍本的建築甚至擴展到了二次元世界中，暢銷遊戲《刺客信條》就以沙特爾大教堂為原型建造了一座可攀爬的大教堂，可見這位優等生的作業有多好抄。
《刺客信條》中以沙特爾大教堂為原型的場景截圖 ©刺客信條（Assassinscreed Fandom）
但實際上在談論沙特爾大教堂的藝術時，是無法繞開“神性”避而不談的。沙特爾自古以來就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這是聖母面紗來到這裡的原因，也是被視為朝聖地的大教堂反覆重建的原因。11世紀時，沙特爾大教堂的學院還是宗教學術和神學的重要中心，它開創了主導整個歐洲中世紀思想的經院哲學，並最終形成“12世紀的文藝復興”。
在舊時的很長一段時間，“藝術”是服務於“神性”的，但恰恰是神性催生出了不過時的藝術——“沙特爾藍”就是最佳案例。
沙特爾藍真的不可複製嗎？
前文一直在講沙特爾大教堂的建築、雕塑，但彩色玻璃花窗才是沙特爾大教堂更引以為傲的名片。世遺委員會不僅説沙特爾大教堂在建築上是其他哥特大教堂的模倣藍本，“在彩色玻璃領域中也廣泛影響布爾日、桑斯、勒芒、圖爾、普瓦捷、魯昂、坎特伯雷等城市”。
176扇彩色玻璃花窗（約有152扇倖存至今）創作于1200年至1235年間，與沙特爾大教堂的重建同期完成。這些彩色玻璃花窗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中世紀彩色玻璃傑作，圍繞著聖經故事，這些花窗描繪出近五千個拜佔庭風格的人物，它使整個大教堂成為“一座彩色玻璃博物館”——沙特爾藍成就了它的底氣，也使其成為同類藝術的上限。
沙特爾大教堂中的“藍色聖母”（Notre-Dame de la Belle Verrière）
之所以説沙特爾藍是神性催生藝術的最佳案例，是因為大教堂裏彩色玻璃上的獨特藍色，據説就是專為描繪聖母而使用特別原料調配而成的。花窗中聖母圖衣服上的藍色，便是“沙特爾藍”。
當時的主教希望工匠能在玻璃花窗上創作出一種獨一無二的藍色，以呈現繪畫中聖母常穿的藍袍——這樣的花窗更能配得上供奉在沙特爾大教堂內的聖母面紗。由此誕生的沙特爾藍因配方獨特，比同時代的其他顏色更耐腐蝕，當花窗上的其他顏色漸顯褪色時，歷經八百年歲月的沙特爾藍依舊明艷如初。
沙特爾大教堂中的各式彩色玻璃花窗
除了自身的絕頂美學，“失傳説”也給予了沙特爾藍不小的魅力加持。不可複製的東西總有天然的誘惑力，荷蘭老牌前衛搖滾樂隊Kayak在上世紀創作了一首知名單曲《Lost Blue Of Chartres》，歌頌的正是“沙特爾藍啊你這遺失的美好”。最廣為流傳的説法，講的是沙特爾藍的神秘配方在使用過後便“被工匠帶到了墳墓中”，就此遺失，再難複製。事實上，單純從科技工藝的角度來説，現代玻璃製造商完全有能力調配出沙特爾藍的色號。那為何現在能用而不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自中世紀後，藝術審美發生了轉變，彩色玻璃花窗不再是炙手可熱的香餑餑。
沙特爾大教堂中的各式彩色玻璃花窗
但沙特爾藍在當年就算是手握配方，對大多數製造商來説也是想得卻不可得之物，因為彩色玻璃花窗做起來真的太燒錢了。
藍色在中世紀（及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既尊貴又金貴的顏色，“尊貴”是因為它是天空的色彩，在宗教環境下會讓信眾聯想到天堂，神聖又智慧；“金貴”則指古時的藍色顏料因原料稀缺、價值堪比黃金，據説僱主在下訂單時，使用多少藍色是需要在合同中特別寫明的。今後再看繪畫作品時，如果發現裏面有大面積的藍色出現，大概率可以判定只有王權富貴才下得起這樣的訂單。
藍色貴，玻璃也貴。在創造沙特爾藍的時代，彩色玻璃花窗不僅需要工匠極佳的美學設計，對材料和工藝技術的要求也極高，這使得彩色玻璃的成本相當於寶石的價格，與如今的玻璃可能不止是多加一兩個“0”的差距。沙特爾大教堂花窗上的彩色玻璃厚度可達1英寸（約2.5釐米），這種厚度使色彩更為濃烈，更使造價噌噌上漲。相比于其他以彩色玻璃花窗聞名的大教堂，沙特爾大教堂的玻璃花窗堪稱一片藍海，這種藍色的走量用法壕氣沖天，不説富可敵國，也是價值連城。
沙特爾大教堂中的各式彩色玻璃花窗
站在現場的觀感奇妙又震撼，用手機或普通相機留下的圖片無法顯示出沙特爾大教堂藍海魅力的萬分之一。分享給大家一個觀看視角，若有朝一日前往沙特爾大教堂，可從下圖左側的視角慢慢走向玫瑰窗，挪步時，光線的改變使得同一面花窗如萬花筒般變幻莫測。我如癡漢一般在這條“賞花路”上往返了四五趟，走來走去，始終看不夠。
攝/李莞潸
彩色玻璃花窗是服務“神性”的完美助手，當光線通過彩色玻璃濾進教堂內部，對信徒來説（尤其是中世紀的信徒），這裡就是人間距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所以，雖説當代科技能夠破解沙特爾藍的神秘配方，但難以重現的其實是沐浴在中世紀時代“神性”中的那一抹沙特爾藍——好比今人也能燒制出天青釉，但畢竟只有“北宋汝窯”才是北宋汝窯。
仰視中廳 ©沙特爾大教堂官網
藝術與其所屬的特定時代難以剝離，就連彩通選定年度代表色都會將時代背景納入其中，2022年的長春花藍“是此時此刻全球精神的象徵，注入紅與紫的新的藍色調具有的複雜性，代表著我們正在經歷的創新與轉型”——沙特爾藍也不可擺脫它的時代意義，它是漂過漫長時間之海的眾多藝術品之一，後人要足夠幸運，才能將其打撈，再作欣賞。
你能想像在今天還能見到中世紀的沙特爾藍有多不容易嗎？“厚達2釐米”的玻璃也只是玻璃，它是易碎品。蘭斯大教堂的彩色玻璃花窗就是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法國人對此痛心的程度不亞於2019年眼見巴黎聖母院置身火海之中。沙特爾大教堂迅速吸取了教訓，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有的中世紀玻璃花窗都被拆下存放，直至和平到來才重新安裝。
在此之前，沙特爾大教堂還曾在16世紀的宗教革命中全身而退，但眾多其他城市的中古時代宗教藝術作品毀於一旦。兩個多世紀後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沙特爾大教堂險些被當地革命委員會炸毀，後來是委員會的人自己覺得清理建築殘骸會太麻煩才作罷，大教堂又保住一命。
二戰時，玻璃花窗可以拆下保存，但大教堂本身沒法長腿跑，當美軍攻打沙特爾時，大教堂被懷疑是德軍據點、即將面臨炮擊摧毀。美軍上校韋爾博恩·格裏菲斯（Welborn Barton Griffith Jr.1901–1944）與司機穿越數道敵軍防線，進入大教堂勘察後發現並無德軍身影，格裏菲斯敲響塔樓上的鐘，並下令通知美軍炮兵不要摧毀大教堂。
那一天是1944年8月16日，在格裏菲斯救下沙特爾大教堂後的當天夜晚，他戰死於沙特爾市區郊外的萊沃（Lèves）。當地村民整夜守著他的遺體，直至美軍天亮後將他接走。在他陣亡之處，法國人民為他豎立了紀念牌匾。半個世紀後的1995年8月16日，格裏菲斯的獨生女及其他家族成員參加了沙特爾大教堂為他舉辦的追思會，大教堂內的管風琴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奏響了《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
格裏菲斯的紀念 © Find a Grave
格裏菲斯的戰友回憶起當年的場景時説，美軍內很多同僚並不理解他因何執意要冒著極大風險進入教堂勘察。人們再也得不到真實答案了，也許畢業于西點軍校、受過良好教育的格裏菲斯此前就了解沙特爾大教堂的價值，又或許他只是第一次見它、但覺得這件美好的東西不該被輕易摧毀——即便這件美好的東西“只是”出自無名大師之手。
是的，沙特爾大教堂無與倫比的建築、雕塑、彩色玻璃花窗歷經磨難留存至今，但創造他們的工匠卻沒有留下姓名，就像沒有留下姓名的敦煌畫師一樣——“也許一個人的名字並不重要”。這句話出自電影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1915－1985，代表作為《公民凱恩》），在他1973年上映的最後一部完整電影作品、紀錄片《贗品》（F for Fake）中，奧遜•威爾斯提出“藝術是什麼”與作品歸屬權的問題：鋻於所有藝術終將隨著時間消失，署名對作品真的那麼重要嗎？
當鏡頭裏出現如詩的沙特爾大教堂，夢囈般的旁白述説道：看啊！它已經屹立在這裡幾個世紀了，也許它是整個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人類作品，卻沒有署名——但它一直存在。
奧遜•威爾斯紀錄片電影《贗品》中沙特爾大教堂截圖部分
“Our songs will all be silenced – but what of it? Go on singing.”
趕在沙特爾藍依舊閃耀的時候去看它，趕在所有美好尚存於世的時候盡情去欣賞，“人類之歌終有靜音之日——但那又如何呢？”繼續歌唱吧。（本文除標注外，配圖均來自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