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獻民 梁琰 

鶴崗，黑龍江東北部一個面積1.4萬平方千米的地級市，是“東北的東北部”，作為曾經的“煤城”如今這裡充滿了後工業化的荒涼冷峻的氣息。但這就是耿軍導演最有情感溫度的地方，他帶著當地幾代人的記憶和自己的藝術追求，以家鄉鶴崗為背景創作了一系列極具個人風格的電影作品，如《燒烤》《青年》《錘子鐮刀都休息》《輕鬆+愉快》等，影迷親切地稱耿軍為創造了“鶴崗宇宙”的男人。

2022年1月14日，《東北虎》上映了，耿軍再次用黑色幽默將大眾帶入了他的“鶴崗宇宙”。這部影片在去年斬獲了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獎——金爵獎，24年來僅有四部華語片拿到該獎。評委會評價《東北虎》“用象徵性喜劇手法表現了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對未來的嚮往。”

《東北虎》是耿軍第一次進入內地商業院線的作品，除了一直和耿軍拍攝的固定演員班底，還第一次啟用了職業演員——章宇、馬麗、郭月。影片講述了一隻狗，三個男人，兩個女人之間，一個關於“復仇”的黑色幽默故事，呈現出中年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徐東（章宇飾演）是一個鏟車司機（兼職宿管老師），因妻子美玲（馬麗飾演）即將生産，將愛犬託付給包工頭馬千里，沒想到愛犬卻被吃了，他因此開始為愛犬復仇。同時美玲發現徐東出軌，她挺著大肚子開始偵查小三，決意復仇。馬千里是一個被拖欠工程款，因無力還錢而到處欠債“兩頭受氣”的包工頭，也是吃了徐東狗的人。還有一個精神病詩人，是徐東的朋友，陪著徐東一起復仇。

耿軍説徐東在生活中是有真實原型的，這部影片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一個朋友的真實故事，這個朋友的狗被人吃了，他在大年初二坐車去為他的狗報仇。一個中年男人為一隻狗去復仇，荒誕卻現實，他寫進了劇本，成為了這個故事的起點。東北虎在影片中出現了三次，充滿了象徵隱喻，原本是猛獸的老虎卻被困在動物園，偶爾漠然地看著人群，看不出原本兇猛的樣子。他覺得東北虎與他的主人公很相似，都處於被困的狀態，這些困境可能來自周圍環境，可能來自生活遭遇。

“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東北虎，是獨一無二且珍貴的，每個人都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精神世界，每個人的內心也有兇猛的那一部分，也不想被生活這塊巨大的抹布給擦去。”耿軍説，“要試著勇敢一點，要掙扎著活成個人樣兒。”因此影片在冷峻的風格下又不乏溫暖的流露。 

《東北虎》中的詩意、城市記憶與情感溫度

Q：《東北虎》在某種程度上充滿了詩意，臺詞精煉且詩歌化，這種詩意是您特意追求的嗎？

耿軍：我想在我的表達裏能稍微優雅一點兒，這種詩意的呈現是劇本文字與影像轉換那一時刻産生的。電影裏邊的場景和當地景色，都是我最有情感溫度的，因為那裏面承載了我們當地兩三代人的記憶。這個記憶特別重要，因為一個城市的城市記憶，其實是靠年長的一些人和居住的區域，有歷史的建築等來展現。城市記憶在逐漸被抹去，比如我們那邊棚戶區改造、塌陷區改造等，80%以上的平房都被拆掉了。我們家是2015年住進了樓房，房子被拆時我還在那拍了張照片。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在那裏成長的，我電影裏選的那些場景、鏡頭裏展現的東西，都是我最熟知最有情感溫度的地方。在文字到影像轉換時，我想將這些有情感有記憶的東西，用一種平視的，不打擾的，一種我認為呼吸感舒服的節奏來展現，呈現了影像裏面詩意的那一部分。

Q：片中有些情節讓人印象深刻，比如在大雪中賣詩集，在巷子裏賣梯子，片中説“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您是在表達某種自己的文化理想嗎？

耿軍：在這個時代和環境裏，我是一個失落者，在面對自己的內心的時候。這其實是一個特別喧鬧，雜音四起的環境，但這個環境裏沒有真正的聲音，但這些雜音都不是我要聽到的聲音。我想在電影裏面把我的聲音發出來，把我的弦外之音説出來，這是對於我來説表達力特別重要的點。很多東西説白了就沒意思了，需要一些藝術處理。這種藝術處理在某種層面上是去程式化的、去日常化的。因為在程式化和日常裏會有大面積的廢話，我不想讓這些廢話在電影裏出現，我想讓我的電影臺詞凝練一點，一定要言之有物，不單單交代人物的心情、情緒等，還應該有一種弦外之音的表達，是多語義的，這是我的追求。

Q：片中呈現了中年人的婚姻、債務、理想困境，黑色幽默下是生活的悲愴，但片中也説“未來可好了。挺過了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您更多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耿軍：我骨子裏面是個悲觀主義者，我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的電影是一個悲劇的底子，裏面有黑色幽默的點綴，我不想就著煩惱説煩惱，就著憂愁説憂愁，我想用帶著幽默感的方式把這個悲劇的底色呈現得再多義一點，而不僅僅只説一個悲劇。在某些點上，這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表達方式。在我之前的電影中，我雖然在描述這個時代的失敗者，這個廣大的人群，但我是置身於其中的。我會硬著頭皮去面對尷尬，自嘲是我生活的日常，我想在電影裏把我日常的態度以及面對這個環境時我的脆弱、我的躲閃和我那種特別微弱的勇敢表現出來。人類最基礎的東西是虛弱、退縮，是趨利避害、適者生存，那這些“不適者”應該怎麼辦？我要在電影裏説真話，我要刻薄一點。刻薄這個詞對於我來説，就是毫不客氣地説出真話。

Q：徐東因自己的狗被吃憤而找馬千里報仇，妻子美玲因為丈夫的出軌憤怒找到情人三人攤牌，但結局徐東和馬千里可以一起喝酒笑談，妻子也在丈夫的攙扶下去醫院生産，似乎最終他們都達成了和解。這是一部關於寬容主題的電影嗎？

耿軍：這是表面的化解和呈現，它仍然留下了一個伏筆：這個東西真的過去了嗎？生活在繼續，沒過去的話接下來是什麼？還會去面對新的困境。那一刻和解了嗎？片中徐東是一個文人，馬千里是一個社會人，一個文人去找一個社會人復仇，這件事本身存在著巨大的力量懸殊感。當他去復仇時發現這個社會人在一步步後退，在繼續悽慘下去，甚至已經快走到生命的臨界點，這個社會人説“我喝完這些酒，就離開這個世界”，我覺得主人公在這一刻的時候，人類最基礎的情感裏，那種暖色的部分就開始流露出來了。因為善意很重要，普通人跟普通人之間的善意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但這種善意是偶爾才會發生的，在人與人之間很冷漠的時代裏，我覺得這種珍貴的善意在某些時刻就會凸顯出來。在沉默的時刻，在各自想各自利益的時刻，這種暖色突然出來，我覺得那是人性裏最美好的一部分。

結尾的時候，主人公説19歲那年，媽媽和他説我們一起挺過今天，未來可好了，明天可有意思了。這裡表意是一個特別溫暖的期許，這個期許作為母親與兒子的交流特別重要。但19歲説的未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就是19歲的未來。但片中的現在“可有意思”了嗎？所以它表層是一個希望的期許，內在是一個五味雜陳的東西。

Q：這部片子整體節奏似乎有意進行了放慢，全片也沒有激烈的情節，視覺流動感沒有那麼強烈，甚至有時會有一種影像的凝滯感，這是出於怎樣的一種藝術考慮？

耿軍：我不想在影視創作的慣性裏面去帶著觀眾往前走。觀眾放下思考，跟著影像走，我不喜歡這樣的東西。我希望我的影像與觀眾同步，因為我電影裏面每一個人，説出的每一句話都是經過內心思考的，我要把這個物理時間留出來，把這一部分凸顯出來，就像有留白才有這一張畫的中心點。要是太快的話，大家都看不到，我要把思考的物理時間留出來一點。電影是一個媒介，是一種交流的藝術，它就是要面對觀眾，我想當片中每一個人物説出的心裏話時，把時間留給大家，給大家一個體會和電影裏人物同步的時間，我想做這樣的事情。這個時代裏大家太匆忙了，可能沒有時間去靜下來踏實與電影裏面的人物交流。這其實很奢侈，無這種奢望可能有點過分，但我是要這麼做的。

我要把我自己對電影的敬意，在作品裏呈現出來。電影當然有商品和娛樂的屬性，但電影還有藝術屬性和審美的多樣性、風格的多樣性，我覺得要做一點嘗試。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會買單，不會覺得這是有嚼頭的，我覺得都沒問題，但我自己的努力是要呈現審美的其他可能性，風格的多樣性，我要把我的表達建立在電影藝術裏，商品屬性可能沒那麼強。

Q：《東北虎》依然選擇了鶴崗進行拍攝，能談談您對家鄉鶴崗的感情嗎？鶴崗在您的電影創造中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耿軍：我的童年、少年、青年都在鶴崗長大，我童年過得非常歡樂，因為我完完全全是在郊區長大，沒有被學業束縛，我父母對我的管束也不是很嚴。大地在我腳下，天空都是我的，那種野蠻生長的一個環境。所以我的家鄉會變成我情感的棲息地。在我的電影裏面，我拍到的地方，都是我童年、少年、青年生活過的地方，是有情感溫度的地方，我想把這個東西留在影像裏面。我之前拍的電影裏的場景，在兩年之內就被拆掉了，也就是這個城市的記憶被拆掉了。一個地方的新陳代謝，從開始到發展到頂峰再到衰敗，這是自然規律，誰都無法抗拒。但是我們有兩三代人在這生活，有很多記憶是值得留戀的。我對有我情感的地方，有自己情感溫度的場景，我是在意的。我在意的那些東西，我留在影像裏面。兩年之後它們被拆掉了，我可能是在進行一個搶救性的拍攝。雖然我拍的都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但我的影像可能有文獻價值的意義。

Q：這部電影在製作上和以往比有哪些升級？如果拍攝時資金、技術、人員等各方麵條件更充足的話，您理想中的《東北虎》可能會拍成什麼樣子？團隊合作狀態如何？

耿軍：它是升級了，比如説我之前寫劇本，要把夜戲改成日戲的，因為夜戲的室外場景我拍不了，我沒有發電車。拍攝《東北虎》的時候，這些問題就解決掉了，有發電車了，室外的夜戲我也能拍了，這是工業保障裏一個基礎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有最直觀的體現和改善的。目前《東北虎》對於我來説，製作上是充裕的，它有兩個月的拍攝週期，有一百多人的劇組，一個蘿蔔一個坑，每一個崗位都有人。我之前拍獨立電影的時候沒有這多人，只有十幾個人，所有事情包括美術、置景、服裝、化粧等都是我們自己來幹，要耗費很多體力。拍《東北虎》的時候不用耗費那麼多體力，大家都在幹，所以《東北虎》現在的呈現是我很滿意的。我所有的力量都用上了，我所有藝術上的心思也全都用上了。

我的重要的主創，包括製片人、攝影、錄音都和合作了好幾部電影了，都是很有默契的老朋友，美術是後加入進來的，也迅速成為了朋友，不存在需要現來磨合。我們每天就是要跟時間賽跑，鶴崗的維度與北歐有點接近，下午三點半就黑天了，所以每天到兩點半的時候我會有點著急，還有一小時黑天了，今天那兩場戲能不能拍完。我們每天只有兩場戲的任務，

60天120場戲，時間是充裕的，所以都沒有問題。

創作中自我的充分表達，詮釋熟悉的“陌生感”

Q：談到東北電影，比如《鋼的琴》、《鐵西區》、《通往春天的列車》《冰下的魚》等都在展現東北的社會變遷和人物生活，您覺得自己作品中最獨特的是什麼？

耿軍：我不做這個評價，我自己評價自己的電影是很無禮的，我也不評論別人的電影。因為我是一個導演，不是一個電影評論人，導演和評論是兩套體系。我覺得別人怎麼説都是自由的，因為電影在這個時代是一個自由的輿論場，想誇就誇，想罵就罵，別人怎麼去概括和比較都可以，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我不能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我還是把把這個權力交給大眾和評論家，他們怎麼評論都沒問題，我尊重他們。

Q：您的作品更多講述了一些小人物甚至是失敗者的故事與生活，您會青睞底層敘事嗎？

耿軍：我從來沒有拍過底層，我拍的是一個廣大層，是人口基數最多的這群體，我就是這個群體的一員。我每個角色都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認知，在我的電影世界裏面，我從容表達的。我沒有戴任何眼鏡，因為我在表達我自己，是我自己熟知的人群，是我熟知的環境。

Q：文學劇本是電影拍攝的前提，劇本是編劇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提煉加工後，遵循電影表現手法和拍攝原則進行的文學呈現。您除了是《東北虎》的導演，也同時是這部電影的編劇，您的作品會從文學上汲取一些靈感嗎？您如何看待電影與文學的關係？

耿軍：電影與文學、喜劇都是近親。我生活裏最重要的文化活動就是閱讀，我特別喜歡純文學類的小説。它能讓我知道人類世界裏面關於人性的多層面的東西，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類的情感，人類的記憶。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很平淡的，我自己遇不到，但通過閱讀可以補充，可以延伸。

閱讀對我來説特別重要，它直接影響我的創作，寫得好的我都喜歡。我2021年的閱讀是很失敗的，在年初的想今年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看完，但到年底了我沒有看完。我前段時間看了村上春樹的新書，看了美國華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還有南韓八零後女作家金愛爛的短篇集，我都非常喜歡，他們是這個時代特別棒的作家。包括東北籍的作家班宇、雙雪濤、鄭執等，我覺得他們都寫得非常好。我其實不太挑食，國內國外的，我覺得寫得好的我都挺喜歡。那些可能是這個時代裏最珍貴的，但現在紙質版書的銷量確實很低，我覺得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如果紙質版書銷量高了，我覺得這個文化環境才能有所改善。如果一個區域裏大家都不看書，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Q：您是怎樣走上電影這條道路的？您進行電影創作近二十年，電影對您來説意味著什麼？

耿軍：電影對我來説，意味著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我對這個環境的看法，我對人類的認知。我以我的方式進行電影創作，我以我的風格，我的審美樂趣進行劇本寫作和電影拍攝。我19歲的時候逛圖書館，看小説，看《大眾電影》，看劇本。那個時候是錄影廳、電影院特別蓬勃的時代，我們經常走進錄影廳和電影院，看香港、看歐洲、看美國，我我覺得那是外面的世界，對於一個青年人來説特別有吸引力。電影太有魔力了，它能把燈黑掉，大家一起進入這個故事裏面，跟著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去感動，走出影院好的電影還會帶來思考。因為那個時候是電影廠時代，是電影學院畢業的專業人士才能搞電影，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做編劇。

我在十九歲時開始嘗試寫了一個劇本，但也沒寫完，二十歲的時候就闖蕩到了北京。像我這種文化不是很高的人，也沒什麼技術，就變成了來京務工人員。其中有幾年時間我去北京電影學院旁聽，視聽語言課、導演課、文學系的編劇課等。我的成長是24歲的時候，那時候是2000年，數位時代到來了，很多獨立作者已經用數位、用DV拍出了作品，像楊荔鈉拍出了《老頭》，杜海濱拍出了《鐵路沿線》這樣特別震撼的紀錄片。我就知道，如果電影廠膠片我們靠近不了，DV是可以影像書寫的。

2000年初我開始試著拍些短片，第一個短片很失敗，第二個短片得了一個小獎。我就開始拍第一個長片，2003年我有7000元存款，我用5000元拍了我第一個長片，就入圍了法國南特電影節和荷蘭鹿特丹電影節，也發行DVD收回了成本。這些鼓勵對一個年輕人來説，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動力，內心燃起了熱情，從那之後就一直拍了下來，運氣不錯拍到了現在。

19歲對我來説特別重要，19歲是一個懵懂的時刻，當有一個模糊的目標，就能果斷地奔向它。我覺得那個時候可能承載著勇敢、銳氣，同時又有點懵懂，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友善地對待我們，但我果斷的去了。這對於我的人生來説很重要，我會在我的電影表達力，將這些東西融進去。

Q：有人説“耿軍的電影不是從攝影棚和影視城里長出來的塑膠花，而是黑土地上的真東西”，未來您創作的方向也依舊會聚焦東北，延續您一貫的風格，還是會一些新的不同的嘗試？ 

耿軍：我是對未來沒有任何規劃的人，這一點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辦法去設想以後會怎麼樣，對我來説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持續創作。我接下來的兩部電影也還是在拍東北，我可能還會拍好幾部東北，因為我的表達才剛剛開始。一部叫《漂亮朋友》，一部叫《刺客與明信片》，還沒有進入前期拍攝，因為和之前一樣，找資金是非常有難度的。

Q：您的電影開始面向市場和商業，會不會對您藝術創作帶來困擾？

耿軍：還沒有形成，因為我沒有違背自己去妥協什麼。我覺得我現在做的，還是自己最想表達的事情，也沒有受資本的干擾，我的表達是充分的，困擾在我這是沒有體現的。可能在某些點上，比以前負擔會重一點，要讓投資人們都能收回成本賺到點錢，這種事偶爾會冒出來想一下，但也僅此而已。

Q：《東北虎》去年就獲得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影片獎，現在這部電影又進行了公映，這也是您的電影首次進入院線，您內心是什麼感受？

耿軍：這部電影于2021年6月份在上海電影節全球首映，那個時候很忐忑，還有點緊張。一部電影用盡了自己的全力製作出來，當它面對最普通的觀眾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聲音反饋回來？這其實還挺忐忑的。我那時候是這麼想的，如果來看電影的都是朋友，朋友嘛，誇幾句好話是應該的，朋友嘛，批評幾句也是理所當然的。當今年1月14日這部電影在院線上映的時候，我沒有那麼緊張了，我最直觀的感受其實是疲憊。採訪、宣發，工作中的配合等讓我很疲憊。因為我個人的人生的經歷特別有限，但接受媒體採訪就要一遍遍聊這些事，這對於我來説挺疲憊的。導演是一個幕後工作者，個人其實無所謂，我覺得關心作品就夠了，更希望大眾關心作品本身。

Q：電影可謂是一種大眾藝術，從您的角度出發，您認為一部好電影要具備哪些因素？

耿軍：在我的認知裏，一個電影不好看是有罪的，但一個電影不可能所有人都覺得好看。我自己看電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喜歡的電影不代表這個電影不好，只不過是我不喜歡，我自己的審美能力沒有達到，我自己知道這個問題出在我身上。但特別直觀的是，好電影不分商業還是藝術，爛電影一眼就能看出來。我喜歡的好電影是有觀影樂趣，有審美上的陶醉感，有熟悉的陌生感。我特別喜歡熟悉的陌生感，熟悉的是人跟人之間的事，是人類共通的社會生活情感體驗，陌生是“哎呦，他是這麼聊的，他是這麼拍這個電影的，這種體驗還挺得勁兒”。“陌生感”另外一個方位的詮釋叫新鮮感，新鮮感就意味著有想像力，有創造力，不是嚼口香糖，不是老生常談，不是一個陳舊的東西，而是有新鮮感和創造力的東西。我覺得這幾點很難，但這確實是我的追求。這些點之後，是看完這部電影走齣電影院的時候，還能帶來一點思考，我覺得就是一部好電影了。

耿軍：

1976年出生於黑龍江省鶴崗市，中國內地導演、編劇、製作人。

2003年，拍攝的DV短片《散裝日記》獲得第1屆國際DV論壇年會劇情片優秀獎。

2004年，拍攝了DV故事片《燒烤》，該片入圍法國南特電影節新電影單元、荷蘭鹿特丹電影節未來電影單元。

2008年，自編自導劇情電影《青年》，該片入圍羅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2013年，執導劇情電影《鐮刀錘子都休息》，該片獲得第51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獎。

2017年，執導犯罪喜劇電影《輕鬆+愉快》，該片入圍第54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  ，其個人亦入圍了最佳導演獎。

2018年，執導黑色幽默電影《東北虎》，2021年6月獲得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爵獎，影片于2022年1月14日院線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