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誕辰100週年，從他的故鄉到巴黎、紐約、倫敦、北京，全球眾多藝術機構均推出相關展覽或活動，以紀念這位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德國藝術家。在一眾展覽中，愛爾蘭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正在展出的“多元統一：約瑟夫•博伊斯在愛爾蘭”（Unity in Diversity: Joseph Beuys in Ireland），將目光聚焦在1970年代博伊斯遊歷愛爾蘭的這段歲月，通過一系列攝影作品引領觀眾步入其中，撕開這位最為神秘、也極具爭議的藝術巨人傳奇人生的時光一隅。
愛爾蘭國立美術館博伊斯特展現場，攝/李莞潸
在職業生涯中，博伊斯拒絕將他的藝術歸入任何類別。他模糊了生活與藝術之間的界限，拓展了藝術的定義；他相信“人人都是藝術家”，提倡社會的每一個份子都有能力改變自己、改變世界。對很多人來説，“難懂”是博伊斯的標簽。翻看他的過往仿佛成了探案時尋覓真相的過程，他讀什麼書、交什麼樣的朋友、去看怎樣的世界、怎樣看這個世界……線索般的絲絲縷縷，借由1974年在愛爾蘭的這些照片，幫助我們窺探這位“藝術巫師”在那一時刻的精神一隅。
誰拍下了博伊斯？
約瑟夫·博伊斯于1921年出生在德國西部臨近杜塞爾多夫的小城克雷費爾德（Krefeld），這裡在18世紀時興起紡織業，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是受到歐洲王室歡迎的“絲綢之城”。博伊斯出生時，曾經盛産絲綢的名城雖已式微，但博伊斯的童年仍是在“黃金的二十年代”（德語：Goldene Zwanziger，英語：The Golden Twenties）中度過的，而原生家庭則“對博伊斯反叛、狂傲個性的産生有著重要的影響。”
約瑟夫·博伊斯，1976©Caroline Tisdall
二戰期間，19歲的博伊斯加入了德國空軍。1944年3月，博伊斯的戰鬥機在前往蘇聯領土上執行任務時被擊落，他的顱骨、下巴和全身多處受到了嚴重創傷。在博伊斯的敘述中，他是被當地遊牧的韃靼（Tartars）部落族人救活的，韃靼人往他身上招呼味道濃烈的奶酪和牛奶，並用帳篷的毛氈和刺鼻的動物脂肪包裹住他破碎的身子，以此保住了他的命。不過，當德軍搜救隊找到博伊斯時，並沒有在他身邊發現韃靼人的身影。無論真假，這個頗具個人神話色彩的故事成為了博伊斯藝術身份的起源，在他日後諸多藝術作品中，毛氈和脂肪成為其創作的兩大核心元素。他將藝術視為一種神奇的、變革性的力量，並相信強有力的“神話”（myth）比“現實”（reality）的“真相”（truth）含量更足。
約瑟夫·博伊斯，“油脂椅”（Fat Chair），1964
約瑟夫·博伊斯，“滲透鋼琴”（Infiltration for Piano）/觀念藝術，1966 ©WikiArt
戰時受傷的經歷還“成就”了博伊斯日後的經典戴帽造型，他曾跟親密的朋友及合作夥伴卡羅琳·提斯達爾（Caroline Tisdall）提到過，是墜機後腦殼裏殘留的創傷後遺症讓他戴起了氈帽。在本次展覽中，拍攝下約瑟夫•博伊斯在愛爾蘭時光的記錄者正是這位卡羅琳·提斯達爾。
約瑟夫·博伊斯 ©Caroline Tisdall
1970年代，卡羅琳•提斯達爾是英國《衛報》的藝術評論家，她出生在莎士比亞的故鄉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母親曾是出演莎翁戲劇的女演員，據説博伊斯非常喜歡她的媽媽。卡羅琳與博伊斯相識于1972年的藝術活動中，那一年，也是博伊斯因不可調和的矛盾而被他的母校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開除的黑暗時刻。
1972年10月11日，約瑟夫·博伊斯被開除後，在警察的注視下離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拍攝者/ Ernst Nanninga
博伊斯曾于1947年至1951年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求學，對他來説那段時光是“刻骨銘心的經歷”，因為是藝術使他從二戰後的精神崩塌中重新“活”了過來，並窮其一生與藝術相伴同行。
1961年，博伊斯開始擔任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紀念性雕塑教授，並作為1960年代“激浪派”主導者之一，為藝術與生活的結合帶來“創世紀”般的全新維度。此處插播一條小八卦，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至今仍廣為流傳著他那間“神秘而寬敞的20號房工作室”的大無語事件：某位盡職的清潔工有一次不小心把博伊斯放在工作室的兩件“油脂”作品當作垃圾丟掉了。然而博伊斯並沒有責怪人家，“反而覺得自己長久以來堅持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的緊密關係得到了巧妙的驗證”。
1969年，博伊斯在接受採訪時曾動情地説過：“教學是我最偉大的作品。”同樣在1969年，他還説過這樣一句話——
“歷史由我自己決定，而非歷史決定我”
I myself determine history--it is not history that determines me.
離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後，博伊斯雖然暫別課堂，但有了更多的時間探索世界，他的一段段旅程為藝術創作注入源源不斷的新能量。他走向世界，也讓自己走入世界，正是在這些年，他積累起了國際聲譽。在相識的1972年後，博伊斯幾乎所有的旅行都有卡羅琳•提斯達爾相伴，她用5000余張攝影作品記錄下那些“陪博伊斯度過的漫長歲月”，包括1974年博伊斯與印第安土狼共處一室的著名行為藝術表演作品《我愛美國，美國愛我》（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約瑟夫·博伊斯，“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勒內·布洛克畫廊（René Block Gallery）, 紐約，1974 ©Caroline Tisdall
離開美國後沒多久，同樣是在卡羅琳的陪伴下，博伊斯于1974年秋冬開始了這段愛爾蘭之旅。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間，博伊斯不斷踏上愛爾蘭島及不列顛諸島的土地，這些旅程成為了他的藝術遺産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麼是愛爾蘭？為什麼是1970年代？
對於沉醉於“神話”力量的博伊斯來説，愛爾蘭及不列顛諸島古老的凱爾特文化（Celtic）無疑對他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愛爾蘭別具一格的自然風景、奇詭傳説、文學與詩歌均是“文化復興和治愈的源泉”，盡數吸引著博伊斯。而1970年代也是探索藝術與政治之間關係的關鍵時期，在六十年代動蕩的余波中，許多大規模抗議活動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北愛爾蘭衝突在其中尤其矚目，擁有敏銳政治嗅覺、積極參與社會問題的博伊斯自然不會忽視它的存在。
約瑟夫·博伊斯在紐格萊奇墓（Newgrange）的古代凱爾特雕塑前，1974。紐格萊奇墓是愛爾蘭最為著名的史前墳墓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遺産博恩河河曲考古遺址群（Archaeological Ensemble of the Bend of the Boyne）的一部分，約建造于新石器時代的西元前3200年。©Caroline Tisdall
約瑟夫·博伊斯在北愛爾蘭世界遺産“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1974。巨人堤道海岸是由總計約4萬根六角形石柱組成8公里的海岸，石柱連綿有序，呈階梯狀延伸入海，被認為是古新世時火山噴發後熔岩冷卻凝固而形成的；其名稱起源於愛爾蘭民間傳説，堤道是由傳説中的愛爾蘭巨人建造的。©Caroline Tisdall
使博伊斯著迷的還有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早在1960年代前後，博伊斯就開始了“《尤利西斯》續篇”的創作（Ulysses Extension），據他所言，畫在筆電上的數百幅鉛筆和水彩畫是“應詹姆斯·喬伊斯的要求”而作。鋻於詹姆斯·喬伊斯已于1941年離世，這個“要求”大概率是托夢而來的？
約瑟夫·博伊斯，“《尤利西斯》續篇”（Ulysses Extension）©VG Bild-kunst,Bonn,2021.Photo:Wolfgang Fuhrmannek,HLMD.
持續創作多年後，博伊斯的這一系列作品最終以《在愛爾蘭給某個神秘人的秘密素描手冊》（The Secret Block for a Secret Person in Ireland）之名于1974年開始展出，他將這個展覽帶到了愛爾蘭及北愛爾蘭。
1980年，在愛爾蘭街頭仍能見到1974年《在愛爾蘭給某個神秘人的秘密素描手冊》的展覽海報（右圖；左圖為原始海報）©Caroline Tisdall
雖然離開了教室，但博伊斯並沒有離開“教學”。《在愛爾蘭給某個神秘人的秘密素描手冊》展出期間，博伊斯在愛爾蘭全境進行了多場“博伊斯式演講”，並創作了多塊“博伊斯的黑板”。如油脂和毛氈一樣，“黑板”也是博伊斯發掘出的個體符號，黑板上的講解與涂寫“繪畫”出了博伊斯精神對話的痕跡——“當我不在場時，黑板即代表了我的存在。”
上圖：演講中的約瑟夫•博伊斯，愛爾蘭，1974，©Caroline Tisdall。下圖：“黑板，都柏林，1974“（The Blackboards, Dublin 1974）© Hugh Lane Gallery. © Estate of Joseph Beuys, Bild-Kunst Bonn / IVARO Dublin, 2021
對深陷暴力衝突的愛爾蘭來説，博伊斯在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都是一股鼓舞人心的力量。當他彎腰觸碰愛爾蘭的花草與土地，當他站在詹姆斯·喬伊斯的居住地望向愛爾蘭海時，那種力量，正在醞釀。
約瑟夫·博伊斯，愛爾蘭，1974 ©Caroline Tisdall
約瑟夫·博伊斯，愛爾蘭桑迪科夫（Sandycove，詹姆斯•喬伊斯去往歐洲之前、在愛爾蘭的居住地），1974 ©Caroline Tisdall
博伊斯將愛爾蘭視作“歐洲的大腦”，在結束這段旅程後的第二年，博伊斯完成了“歐洲的大腦”（the Brain of Europe）的創作。
約瑟夫·博伊斯，“歐洲的大腦”（the Brain of Europe），紐約，1975 ©Caroline Tisdall
不止是對於愛爾蘭，對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來説，博伊斯都是釋放“神話”的能量彈。但博伊斯卻堅信“創造力不是藝術家的專利”，因為“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能創造的藝術“並不是指人們放在客廳或博物館裏的單個作品，而是指事件、對話和思維過程”。
博伊斯這句最為出圈的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會讓人聯想起美國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那句“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有趣的是，這兩位藝術家恰巧是歐美當代藝術界最具影響力、也最具代表性的“神話”人物。也許在“神話”與“神話”之間，更容易實現對話。
約瑟夫·博伊斯（左）與安迪·沃霍爾（右），慕尼黑，1980 ©Schellmann Art
“人人都是藝術家”是一句耐讀的話，反過來説，藝術家首先都是個“人”——他讀什麼書、交什麼樣的朋友、去看怎樣的世界、怎樣看這個世界，最終決定了他成為怎樣的“人”。“難懂”的博伊斯説教學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但其實，他自己才是博伊斯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教學也只不過是他的輸出之一而已。
所以，他走了多遠的路才成為博伊斯？答案或許也在愛爾蘭的風中飄蕩過。（作者：李莞潸）
約瑟夫·博伊斯在 “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1974 ©Caroline Tisd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