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宏（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記者：2004年，您作為領銜專家，承擔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研究”課題。自此，城市藝術設計學這門全新的理論，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作為該學科的創始人，請問您當初為什麼會將藝術設計引入城市規劃？城市藝術設計如何與其他規劃要素相融合？

鄭宏：城市藝術設計學是聚焦全球化背景下對城市特色“趨同”問題進行的學術研究。趨同化是全球城市發展中普遍存在和關注的問題之一，也是當前我國城市建設一個令人擔擾的文化走向，千百年來風情各異的許多景象不復存在，而經過再造的城市全都似曾相識，甚至“千城一面”。

城市特色是國家文化重要資源，是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文化競爭力重要標誌之一。城市特色“趨同”，無疑是城市文化資源和競爭力的萎縮。我國正處於高速城市化進程中，趨同化問題尤為嚴重，主要原因就是長期重視城市物質和工程技術規劃，忽視城市藝術規劃與設計，所以建立一個完整的城市藝術設計學理論體系，是探索解決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特色“趨同”問題的有效途徑。建立城市藝術設計學科體系，充分發揮藝術設計學科的優勢和特色，是藝術設計學內容的擴展與創新，也是城市規劃與藝術設計學科的交叉和創新。

城市藝術設計學運用藝術設計方法與規律，以城市藝術化設計與城市藝術品創作為主體，著力解決城市“特色危機與趨同化”問題，提升和優化城市形象和藝術品質。把我們的每一座城市，既建成為“能用、好用、耐用”的城市，又建成為“能看、好看、耐看”的城市。

城市藝術設計學的提出，源於我自身的美術和藝術設計專業背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藝術設計的基本內容，即將藝術結合衣食住行各個領域。而我真正開啟城市藝術設計的探索之路，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1987年我被公派清華大學建築系進修，期間選修了朱自煊先生的《城市設計》課程，9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給本科生講授《景觀設計》等課程，教學內容以城市景觀設計為主。1999年6月，我應《世界建築》主編陳衍慶先生邀請，參加在清華大學舉行的“1999年建築師大會城市設計論壇”，並提交了《藝術設計城市景觀》報告。2000年我主編《中國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叢書》，得到張仃院長的支援。

2001年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藝術設計城市景觀》，同年10月發表《北京城市廣場群的研究》一文。2004年，在《城市藝術設計學初探》文中，我提出城市藝術設計學是一門亟待建立的前沿學科，得到城市規劃界專家認同與支援。一直以來，城市功能規劃與城市藝術設計規劃脫節，城市品質、城市特色和城市個性品質不高。所以我建議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中進行城市藝術設計專題研究，得到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支援，2004年我主持承擔了《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研究》課題任務，這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第一次進行這樣的專項課題研究，也是北京規劃委員會正式採用城市藝術設計作為城市規劃研究一個專項內容，得到各方面支援與認同，特別是趙知敬主任及建設部等資深專家的支援，為我探索中國城市藝術設計學奠定了基礎。

城市藝術設計必須了解和掌握城市規劃基礎原理，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城市規劃工程要與城市藝術規劃、藝術設計創作相結合，在城市規劃建設中納入城市藝術創作設計。凡是城市規劃成就高的城市，均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均有城市創作介入，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規劃設計，就是以城市藝術創作為先導的規劃作品。

記者：城市藝術設計研究離不開前人的理論探索和城市實踐，能否介紹一下在這一研究領域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

鄭宏：儘管城市藝術設計相關學者有很多，但明確強調城市藝術設計價值的代表人物應屬奧地利學者卡米諾·西特及其著作《城市建設藝術》。當然，在梳理近現代城市藝術設計相關人物時也離不開伊利爾·沙裏寧、吉伯德、愛蒙德·N·培根、凱文·林奇、蘆原義信，以及中國著名城市設計教育家朱自煊等學者。

卡米諾·西特是直接研究城市藝術設計問題，其他學者只是在探討城市設計中部分涉及城市藝術問題，所以西方城市藝術設計研究代表人物就是卡米諾·西特。他是奧地利近現代著名城市藝術規劃設計研究開拓者，1889年出版了《城市建設藝術》一書。他根據大量古代城市空間實例考察歸納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見解。思考古典城市與現代城市藝術差異，以及如何處理面臨的各種問題，為現代城市藝術設計形成與發展奠定基礎。

伊利爾·沙裏寧，曾編制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城市規劃，出版了《城市——發展、衰敗和未來》《形式探索：藝術的基本途徑》等著作。他強調城市設計工作作用，提出體形環境設計理念。

凱文·林奇，美國著名城市設計學家，曾經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開設城市設計課程，曾出版《城市意象》一書，論及城市構成五大要素即道路、邊緣、地域、節點和標誌。這五個要素也是控制與營造城市點、線、面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蘆原義信，日本著名城市設計學者，于1975年出版《外部空間設計》，提出積極和消極空間、空間的加減法等概念，對城市設計影響頗大。

朱自煊先生，中國當代城市設計先驅、城市設計教育家，中國首倡城市設計學者，他在城市設計和城市保護理論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

這些學者及他們的理論，均或多或少涉及城市藝術設計。城市進入現代化、工業化發展之後，城市發展價值多樣化，城市藝術設計價值面臨更多挑戰，城市“去藝術化”成為一種“噱頭”，但我們堅信城市藝術仍然是現代城市規劃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建立城市藝術設計專項規劃概念十分重要。

記者：您主持的《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研究》課題，是城市藝術設計的一次重要實踐。課題在總體規劃層面探索城市藝術設計，將城市規劃功能與城市藝術規劃設計相結合，挖掘城市藝術設計價值，請問其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

鄭宏：2004年《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研究》課題成果主要由七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回顧與問題分析，以及幾次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城市藝術設計定位、回顧與分析，包括1938年《北京都市計劃大綱草案》、1953年《改建擴建城市規劃草案的要點》、1958年《北京市總體規劃説明（草案）》、1983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1993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北京城市藝術設計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首都北京城市歷史空間系統保護、現代空間系統創新和生態空間系統發展不平衡；二是古都與首都功能疊加，造成保護與發展矛盾；三是首都北京城市形象特色需要依賴古都特色的觀念具有片面性；四是城鄉美學趨同，城鄉藝術設計發展目標定位模糊；五是首都北京城市空間藝術設計形態缺乏創新體系和創新元素；六是低估了房地産建設對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的負面影響；七是首都北京城市整體識別系統規劃缺失；八是北京城市新建區域擴大，非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特色弱化，邊界地標象徵元素缺失；九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管理缺位等。

第二部分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體系建構，包括建立首都北京城市“三係一體”框架意義和作用，以及“三係一體”的體系概念和北京城市藝術設計體系。

第三部分是首都北京與外國首都城市藝術設計比較，包括首都功能類型比較分析，如法國首都巴黎、美國首都華盛頓、巴西首都巴西利亞、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以及首都比較啟示等。

第四部分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理念，包括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理念和實施“三係一體”發展戰略。

第五部分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的實施，包括實施保護戰略的北京城市歷史空間藝術設計系統保護；實施創新戰略的北京城市現代空間藝術設計系統創新，其中有“米”字創新軸線、廣場群、“八大節點”、生態藝術帶（圈、廊）重點對景、識別系統及控制元素等；實施發展戰略：北京城市生態空間藝術設計系統發展，包括中心區公園、綠地等；遠郊區自然保護區、舊地、林地等。

第六部分是北京城市藝術設計元素，包括廣場與廣場群、戶外廣告、道路、公共設施、建築屋頂、城市色彩、公共藝術與雕塑、城市照明、城市尺度，以及古都老城門與首都北京新門戶標誌等。

第七部分是從北京城市藝術設計發展戰略層面得出的基本結論。

該課題通過了由王瑞珠院士擔任組長的專家評審組的驗收。

記者：2018年，您主持完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課題。這是城市藝術設計的第二次重要實踐。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城市藝術設計時面臨著怎樣的難點和挑戰？如何通過城市單體或整體塑造，來強化副中心城市特色，為副中心發展注入新動能？

鄭宏：該課題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作為切入點，提出副中心城市藝術三大功能，即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高附加值、增強城市競爭力；建構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三係一體”基本研究概念與框架；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精神塑造、城市特色塑造和城市魅力塑造建設三大目標，並在大量調研基礎上，針對存在的主要問題——城市辨識度低、特色不足、價值塑造取向模糊等難題，進行探索性思考，提出方案建議。

我們通過借鑒世界著名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藝術相關案例實踐經驗，結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環境與城市藝術建設目標，創造性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的“一個體系”“二個策略”和“三個方案”，與此同時，還提出了“城市特色單體塑造與整體塑造”創新方法，以及城市藝術“控制與營造”等創新理念，為破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精神及城市魅力塑造難題提供方法和途徑，這也是該課題研究的原創性研究學術價值與實踐價值所在。

今天我們進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除了其自身價值特徵與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遵循城市藝術規律，運用城市藝術方法化解副中心城市建設面臨的“雷同化”風險，探索副中心城市特色、城市魅力和城市精神。

目前我國城市規劃與設計重控制，輕營造，這是導致城市“雷同化”一個重要的原因。而城市藝術設計是在城市規劃控制的同時，引入控制與營造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建立“三係一體”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框架，對副中心城市藝術系統與要素有一個明確定位，分析三大體系構成優勢與劣勢，明確難點，尋求突破。

值得強調的是，為了借鑒世界城市藝術及副中心藝術經驗，我們團隊進行了部分國外城市藝術專項調研，如日本東京副中心城市藝術與南韓世宗市等，全方位吸收世界一流城市藝術及副中心城市藝術規劃、設計與創作智慧。

同時，為結合北京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目標與要求，我們進行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現場調研及國內相關城市調研，如上海城市副中心城市藝術調研，杭州京杭大運河拱宸橋濱水帶及天津海河濱水等，取得大量一手資料。與此同時，還進行了大量文獻調研工作，為探索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精神、城市特色和城市魅力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北京副中心城市藝術研究面臨著許多新問題，極具挑戰性，我們以創造性、前瞻性方法進行原創性探索，提出一些新方法、新理念與新途徑，希望本課題研究能夠為北京副中心城市藝術建設目標實現出實招，提出理念與方法支撐。

為強化副中心城市特色，我們提出了二個策略，即城市藝術單體塑造與整體塑造，並進行了大量的相關案例研究。城市藝術單體塑造案例，包括雪梨歌劇院、北京央視大樓、紐約自由女神、新加坡魚尾獅、丹麥美人魚、巴西裏約熱內盧基督像、青島五四廣場五月風雕塑、義大利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美國新奧爾良市義大利廣場、法國巴黎埃菲爾鐵塔、英國倫敦塔橋等；城市藝術整體塑造案例，包括法國巴黎城市藝術整體塑造、美國華盛頓城市藝術整體塑造、英國倫敦城市藝術整體塑造及捷克布拉格城市藝術整體塑造等。另外，我們對城市藝術區也做了有針對性的案例研究，如法國巴黎拉德芳斯藝術區、日本東京立川藝術區、日本東京新宿藝術區等。

記者：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藝術已成為能夠穿遊于城市空間，為人們提供精神體驗、精神文化感受，甚至形成文化認同的一種重要因素。如在城市規劃中，現在更多地注重宜居、宜業、宜遊等，其實是把城市當做一個巨大的文化現場、一個巨型的文化空間。請問是否可以通過城市藝術設計，讓大家走進城市時，不僅獲得對功能的滿足，更能獲得文化的體驗，感覺到賞心悅目，生活更美好？

鄭宏：城市藝術是城市高品質發展不可或缺的內容。由於城市藝術從多種尺度層面規劃設計創作“藝術品”，如城市中軸線藝術規劃、廣場群規劃等宏觀尺度規劃，只能通過鳥瞰才能體驗；也有微型尺度的城市藝術，如城市雕塑、城市地面的鋪裝就在身邊，觸手可及。將藝術設計全方位融入城市各個尺度和全要素之中，這才是城市藝術最為特殊之處。美國首都華盛頓和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規劃案例就十分典型，無論宏大尺度的城市中軸線，還是街道、街區、廣場、河道、綠地和公共藝術，以及公共交通設施巴士、共用單車、廣告牌、道路鋪裝等，都融入了城市藝術設計，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的藝術綜合體，城市所有的功能要素均可以與藝術設計相結合，甚至於就是一個“藝術品”。

記者：高聳的旗桿、飄揚的國旗，是天安門廣場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也是構成國家象徵的標誌性符號之一。但目前還缺乏針對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和旗桿高度的專項研究。這些年來，您獨闢蹊徑，將其選作重點研究對象，並頗有所得。您曾提出“大國巨幟”的概念，請問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為什麼要加大尺度和提升旗桿高度？

鄭宏：“大國巨幟”概念的提出，是我十多年來持續研究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與旗桿高度設計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2017年，我撰寫了《大國巨幟——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設計再思考》一文，提出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的美學取向與定位。這是我在2010年《天安門廣場國旗懸挂尺度設計研究》和2012年《天安門廣場國旗旗桿高度設計研究》基礎上的發展與深化。2019年，我圍繞“大國巨幟”的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設計環境，又提出《天安門廣場旗群設計構想》，構成一個完整的以“大國巨幟”國旗升挂尺度為主體的國家儀式旗幟系統。

目前，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和旗桿高度設計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國旗升挂尺度小，二是旗桿高度低。我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了大量文獻和現場調研，以及相關案例調研，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大國巨幟”的設計理念。

隨著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加大和旗桿高度提升研究深化，旗桿位置作為廣場空間中心問題的研究也非常關鍵。“大國巨幟”的國旗升挂尺度設計理念的確立，必然對其在廣場空間秩序與定位有所影響。因為“大國巨幟”強調加大國旗升挂尺度和提升旗桿高度，要形成以國旗旗桿為主導的廣場空間關係，強化國旗旗桿的廣場中心作用。正如1949年開國大典前，陳乾先生明確旗桿選址的功能、意義與定位，設置旗桿位置就是確定了天安門廣場中心點，即設置廣場中心的“0”點位置，同樣也是確定城市空間中心的坐標“0”點。

天安門廣場國旗基座首次建成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慶典前夕。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做出了“迎開國慶典、整修天安門廣場”的決議，具體任務之一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北端、天安門城樓與正陽門城樓之間的中心軸線上修建國旗旗桿及基座。城市規劃專家陳乾先生，參加規劃工作的第一項任務，即負責擬定整治天安門城樓和廣場的規劃，具體內容是確定國旗基座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位置。他在進行國旗基座定點規劃時，從恩格斯關於“0”的性質分析中得到啟發：“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確定的內容。在解析幾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旦確定下來，就會成為一切運算的中心，從而決定其他點和線的方向。新中國的國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標誌與象徵，把它的旗桿所在地作為首都規劃的“0”點應是無可爭辯的歷史選擇。陳乾先生認為：“從把旗桿位置定下來那一刻起，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的中心就歷史地被規定了。天安門廣場的改造也要從這一點和這一天開始。隨之而來的就將是整個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國首都在亞洲大地的崛起。”

其實，從文獻調研觀察，廣場中心點的表述曾有兩個，一個是以旗桿位置為廣場中心點，一個是以人民英雄紀念碑位置為廣場中心點。但根據1949年開國大典前陳乾先生的國旗旗桿選址理念與定位，以及人民英雄紀念碑選址與後續建築關係變化的相關歷史文獻資料記載，先是紀念碑位置南移，同時，紀念碑主立面由原朝南向而改為朝北向，即紀念碑主立面朝向國旗旗桿，紀念碑成為以國旗旗桿為中心廣場的南端圍合建築；紀念碑東西兩側的人民大會堂和國家博物館的建築中心點沒有對位紀念碑，也形成以旗桿為中心的圍合建築群。

總之，我認為探索通過加大國旗開挂尺度、提升旗桿高度，以及明確以國旗旗桿為廣場中心的空間關係、廣場主導形象塑造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憲法規定天安門廣場是每日升挂的地方之一。由於其升挂地點特殊，不僅廣場空間環境尺度巨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如何展現一個大國的國家形象。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悠久而豐富，是當之無愧的大國，天安門廣場的國旗升挂尺度設計應體現這樣一個定位，即應具有“大國巨幟”審美價值取向與定位。

首先，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設計是國家形象和儀式功能的重要內容，不僅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城樓等元素共同構成國家形象系統，而且應在這個系統中具有主導作用。

其次，提出“大國巨幟”概念作為國旗升挂尺度設計依據、定位與目標，具有創新性意義。“大國”是“巨幟”尺度設計的內在需求與要求。所謂“巨幟”就是巨大的尺度升挂國旗，通過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的大尺度設計，更能體現國家形象與內涵，其大尺度設計直接影響國旗升挂的審美展現效果，是國家形象塑造不可或缺的內容。

最後，通過加大國旗升挂尺度與提升國旗旗桿高度，可以為國家形象優化與創新提供新的載體，增添國家形象創新元素。

記者：“大國巨幟”概念下的國旗升挂尺度和旗桿高度設計該如何定位為宜？您對其尺度設計有何建議？

鄭宏：因為“大國”是尺度設計內涵，“巨幟”是體現尺度設計形象表現的目標要求，所以“大國巨幟”概念進一步明確了國旗升挂尺度設計和旗桿高度設計的定位與目標。

一要加大國旗升挂尺度。將現狀升挂尺度1:9.09，加大到1:6.65，這也是開國大典升挂國旗時的尺度關係，或建議1:6等國旗升挂尺度，以確定國旗升挂尺度審美價值定位與基本取向。這有利於強化國旗升挂形象與功能在天安門廣場的主導作用，強化國旗升挂形象的視覺形象感知力和顯示度，展現國家力量、精神與氣魄。

二要提升國旗旗桿高度。旗桿高度的高與低定位直接影響廣場空間形象，有三種可能性：一是旗桿低於建築群，即現狀；二是旗桿高度與建築群高度相同；三是旗桿高度高於建築群。一旦旗桿高於建築群，必然形成廣場主導形象和廣場中心。

從廣場建築物設置過程觀察，實際已經形成以旗桿為中心的天安門廣場空間秩序和空間結構。第一，廣場儀式空間主體是國旗升降儀式，從最初的簡單儀式已逐漸發展完善，但隨著國旗升挂尺度加大，現有國旗升降儀式的創新，應當創造性研究與“大國巨幟”相適應的升降國旗儀式。第二，從廣場和長安街空間關係確定國旗升挂尺度設計定位。因為廣場是相對完整的矩形空間，同時由於其巨大空間尺度，必然呈現開敞性，長安街與廣場空間融合度較高，部分長安街與廣場空間是重疊的，應當將東西長安街空間感知國旗升挂尺度要求考慮進去，甚至於要從更多城市要素的角度來考慮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表現力。

擬將現狀30米旗桿高度，提升至35米，這也是1949年開國大典時設置的旗桿高度。隨著天安門廣場擴建，與廣場巨大尺度相協調，提升旗桿高度還有各種方案建議，如高度49米、81米、99米或100米等。改變目前旗桿高度低於廣場建築群高度的現狀，使國旗旗桿高度在天安門廣場、北京南北中軸線上及中心城更加凸顯，突出其在廣場中心點和制高點作用，形成一個新城市豎向輪廓線形象。同時，也提升國旗展示氣勢和表現力，有利於增強國家意識，展現“大國巨幟”的國家形象氣勢與魅力，成為首都北京國家形象展現的又一個新亮點。

記者：今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廣場東西兩側100面紅旗，迎風招展，訴説著中國共産黨的百年風華。您專注天安門廣場國旗研究多年，請問這次旗群的設置對優化天安門廣場國家儀式空間有何重大意義？

鄭宏：隨著天安門廣場國旗升挂尺度設計研究的深化，圍繞廣場“大國巨幟”國旗升挂尺度及旗桿高度的整體設計研究，我逐漸萌發了關於廣場旗群設計概念的思考。天安門廣場的旗群設計為進一步優化天安門廣場國家儀式環境藝術提供了一個建設性思路。

廣場旗群設計，是指以旗群圍繞廣場中心的主旗桿構成一個完整的天安門廣場旗群景觀，形成一個完整、統一、豐富和多層次的旗群景觀系統，創建一個更加整體的以國旗為主體的旗群景觀體。雖然天安門廣場經過近70年的多次改造擴建，以及國旗旗桿更新與國家廣場儀式創新探索，但圍繞廣場主旗桿更加整體的廣場旗群概念設計未見提及。之前，在廣場設置了二組旗陣，一組是國旗旗桿與紀念碑之間，另一組是在正陽門北側，均為東西方向排列，然未能形成旗群設計概念。廣場旗群設計概念的缺失，是天安門廣場國家儀式系統亟待完善的一項規劃設計工作。

天安門廣場旗群設計是國家形象塑造與儀式空間優化的重要創新點之一。圍繞廣場主旗桿形成旗群景觀，可以增加廣場重大活動莊嚴和隆重的氣氛，也構築一道新的獨特風景。旗群可以設置國旗群，也可以設置為主題旗群或彩旗群等類型。旗群設計可以有效地塑造整體的國家形象，形成豐富的廣場空間節奏，並賦予它們更多的人文內涵，整體地展現國家首都政治、文化等精神面貌。

旗群設計要堅持選位適當、尺度適宜、功能適用、形式多樣、個性鮮明、主題突出的原則，使旗群設計産生認同感、親切感、凝聚力、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因為旗群均為飄動的形象，通過旗群色彩、形狀、動態、光線、視覺及聽覺等多種感知元素共同作用，使旗群景觀更具有感染力、震撼力和衝擊力。

2021年7月1日廣場旗群的實施，充分説明我提出的廣場旗群設計構想原創性意義與價值。此次旗群設置，優化了國家形象塑造；進一步完善了國家儀式環境；增加並豐富了國家儀式的隆重與熱烈的審美感染力；強化了廣場中心國旗的國家主導性與層次感；完善了廣場空間邊界豎向景觀形象塑造；同時，廣場旗群設計既隆重熱烈又經濟實用，可以減少臨時景觀設置與投入；並填補了天安門廣場旗群設計研究的空白。

天安門廣場的旗群設計對空間優化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一是形成不同空間圍合關係；二是形成主輔分明層次關係；三是創造廣場空間的對比與變化；四是完善廣場內外空間的銜接與過渡；五是形成豐富空間的滲透與層次；六是營造空間的引導與暗示；七是強化廣場空間程式組織；八是有利於廣場空間分區；九是增強廣場邊界形象塑造力；十是增強廣場整體感知強度。

旗群使用方便、靈活、安全性好。總之，天安門廣場旗群設計，它既可以營造並增強慶典的喜慶、熱烈、隆重之景觀藝術表現力，可以有效整合目前廣場幾處旗陣，形成更加整體的旗群景觀，也可以長期作為廣場慶典或重大活動使用。（作者：《北京規劃建設》文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