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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一代建築學宗師誕生

120年前,一代建築學宗師誕生

時間: 2021-08-17 10:54:16 | 來源: 藝術中國

1947年梁思成擔任紐約聯合國大廈總部設計顧問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東渡日本,開始流亡生活。1901年4月,長子梁思成在東京出生了。其後的七十餘年裏,這個瘦削的男孩成長為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一顆明星,為中國的建築和文化遺産保護事業鞠躬盡瘁。

“棟樑——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獻展”現場

展品: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南立面水彩渲染圖,1932年,梁思成繪(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藏)

在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之際,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展開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紀念。“棟樑——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獻展”首次全面回顧並展現了梁思成波瀾壯闊的人生,將362件珍貴的文獻資料匯聚一堂。在特別設計為“墓園”形式的展覽現場,梁思成先生一生的成就呈現在一個個閃著微光的“碑石”之上。於是,人們的每一次彎腰凝視,都成為了對先生的鞠躬緬懷。

起航:家學、國學和西學

梁思成在日本度過了十一年童年時光。他在《追憶中的日本》一文中曾回憶幼時在橫濱、神戶、須磨等地的生活,譬如在橫濱時,“父親正擔任《新民叢報》主編,我們就住在《新民叢報》社二層,記得是山下町二丁目,是很熱鬧的地方。”

在日本橫濱主編《新民叢報》時期的梁啟超與子女合影,約1906年(梁思成親屬提供)

小學時期的梁思成,攝于日本(梁思成家屬提供)

1912年辛亥革命後,梁思成隨父母回國,入北京崇德國小及匯文中學就學。1915年,他考入北平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在清華園的八年裏,梁思成在學業之外也相當活躍,參加校軍樂隊,編輯校刊,還是一名跳高健將。

《清華週刊》經理部成員,右二為梁思成(清華大學校史館提供)

清華學校管樂隊成員在清華學堂前合影,左一是樂隊隊長、第一小號手梁思成(梁思成親屬提供)

少年梁思成亦積極參加愛國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時,他是清華學校學生“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的中堅分子。1923年5月,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車前往天安門參加“國恥日”紀念活動,不幸被軍閥的汽車撞傷。此番車禍令他休學一年,期間得父親悉心指導,研讀了《論語》《左傳》《孟子》《戰國策》等國學典籍。

車禍之後的梁思成(梁思成親屬提供)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學。三年後,他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建築學學士、碩士學位,其後又入哈佛大學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留美生涯為他開闢出一條西學的思路,與家學的積澱、國學的方向一起,構築起其學術成就的起點。

賓大建築系繪圖室(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提供)

梁思成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的作業,1925年(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林徽因于1928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之後二人赴歐洲旅行考察建築(梁思成親屬提供)

留學期間,梁思成和林徽因曾收到梁啟超寄去的一份禮物——古籍《營造法式》。這部北宋官方頒印的中國古代建築百科全書艱澀難解,“當時在一陣驚喜之後,隨著就給我帶來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因為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得懂。”

《營造法式》(陶本),1925年(朱啟鈐舊藏,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立志研究、破譯這部無人能懂的“天書”。而這部奇書,奠定了梁、林二人畢生重要的治學方向。

治史:書寫中國建築史和破譯“天書”

梁思成先生是中國建築史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1年,他正式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1930-40年代,他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先後奔赴十五省二百多個縣,開展中國古建築的田野調查工作。

梁思成在中山公園中國營造學社前,1930年代(梁思成親屬提供)

建築史學家、前營造學社社員莫宗江曾回憶與梁思成先生一同考察的情形:“這次計劃,到哪一省?走哪幾條線?先到北京圖書館,把原先所有的地方誌,縣誌、府志,全借出來,順著縣誌、府志上的,順著線路一路抄過去。這裡面記載的有哪些有名的廟?哪些古廟?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個本上。我們走的時候,就順著這個本子一路找過去。到了地方上,挨著個問:這廟是在哪兒?什麼地方?現在保存情況怎麼樣?哪個地方能去?” 

林徽因致女兒梁再冰的信手稿上描繪了某次考察路線,1937年7月(梁再冰提供)

通過這樣的方式,梁思成率隊發現、測繪和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建築,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應縣木塔等遼代建築,正定隆興寺摩尼殿與轉輪藏殿、太原晉祠聖母殿等宋代建築,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橋——趙州橋等眾多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傑作,並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級學術水準的論文。

梁思成考察測繪趙州橋,1933年(中國營造學社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林徽因測繪佛光寺唐代經幢,1937年7月(中國營造學社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十分注重古建築測繪,他與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築測繪圖是迄今無人超越的典範。1933年9月測繪應縣木塔時,梁思成甚至不顧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鐵鏈測繪塔剎。“梁先生上去之後我想,我要上去。沒想到我爬了幾下我就下來了。那鐵鏈冰手!”莫宗江曾回憶道。

山西應縣木塔塔剎仰視,梁思成拍攝,左下角人物為莫宗江,兩人正冒險測繪塔剎(中國營造學社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應縣木塔首層平面圖,梁思成、莫宗江實測,1935年繪圖(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抗日戰爭期間,營造學社被迫南遷,輾轉經過武漢、長沙、昆明最終落腳在四川南溪縣李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梁思成與學社同仁著就了《中國建築史》(原名《中國藝術史建築篇》)和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兩部巨作。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莊的營造學社工作室(中國營造學社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圖像中國建築史》中的插圖,英文版,1946年完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釋讀“天書”《營造法式》亦是一項大工程。經過長年潛心研究,梁思成開創性地提出了確定建築比例的基本方法,對中西建築史比較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直至“文革”前夕,他與助手們完成了《營造法式》註釋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內容。

梁思成“宋《營造法式》註釋序(未定稿)”手稿,1963年(清華大學檔案館藏)

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梁思成在1944年的文章中寫到:“知己知彼,溫故知新,已有科學技術的建築師增加了本國的學識及趣味,他們的創造力量自然會在不自覺中雄厚起來。這便是研究中國建築的最大意義。”而他對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也成為了其在城市規劃與保護、建築設計及教育領域的基石與源泉。

奮戰:城市規劃與文化遺産保護 

梁思成先生也是中國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的先驅。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時,他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市鎮的體系秩序》一文,為戰後城市的重建與發展建言獻策。1946-1947年的赴美考察之旅使他愈發重視城市規劃,歸國後將清華大學建築工程學系改稱“營建學系”,並將課程分為“建築”與“市鎮計劃”兩組。

1950年,梁思成和陳佔祥共同提出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方案建議整體保護古城區,在西郊建設新城,平衡發展城市。但“梁陳方案”最終未被採用,得到實施的是當時蘇聯專家提出的方案。

此後數年間,梁思成竭盡所能奔走呼籲,為保護北京古城而不懈戰鬥。他曾寫就數篇有關北京城市規劃與歷史的經典文章。在《關於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一文中,他這樣暢想:“城墻上面平均寬度約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遊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園之一,一個全長達39.75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

1951年在《新觀察》發表《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

梁思成整理《曲阜孔廟之建築及其修葺計劃》插圖,1935年(中國營造學社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他作為文化遺産保護開拓者和守衛者的行動遠不止此。多年間,梁思成主持或參與了曲阜孔廟、故宮文淵閣、景山萬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閣等古跡的保護修繕工程方案,並提出“整舊如舊”的保護修繕理念,這些都成為了此後文保界長期遵循的範本和原則。

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聯合國大廈和墓碑

自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梁思成設計了近二十個建築項目。“從建築類別、地域、標準和風格等多方面來看,都具有極大的跨度:從國家最主要的紀念碑到商店店面;從盛唐風格的紀念堂到屬於當時最新現代風格的校園建築;從國際最高水準的現代派會堂建築到山區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以及為父母、妻子等設計的墓碑。他的建築設計始終貫穿著一條探尋中國現代建築之路的主線:追求“新而中”。

北京大學學生宿舍,梁思成、林徽因建築事務所設計,1935年建成(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鋪面,梁思成、林徽因建築事務所設計,1932年建成(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1950年初,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向全國徵集設計方案。1951年8月29日,病中的梁思成寫信給彭真市長,指出初步方案中的“大平臺”“大門洞”等問題,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設計意見。這封信稱得上一篇相當精湛的設計論文,而且附有精細的插圖。最終委員會採納了梁思成的方案,於是有了如今這座莊嚴穩重、具有民族風格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梁思成在病床上與林徽因討論國徽設計方案,1950年(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梁思成建築設計生涯中的另一高光時刻,當屬1947年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建築師顧問團中國代表。他與其他九位國際著名建築師齊聚紐約探討方案,彼時錄下的相關影像是唯一存留下樑先生聲音的珍貴史料。

梁思成和顧問團成員討論方案,左二為勒·柯布西耶,左五為奧斯卡·尼邁耶(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影像資料,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瓦爾特·格羅皮烏斯、梁思成、密斯·凡·德·羅、勒·柯布西耶等33位國際建築師親筆聯名簽署的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朱利安·赫胥黎的信,1947年(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提供)

此外,墓碑構成了梁思成設計作品中的重要部分。1929年6月,他負責設計的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是年11月,他為父親梁啟超設計並監修的墓碑在香山臥佛寺東建成。1955年林徽因病逝,梁思成為其設計墓碑,上刻“建築師林徽因墓”,墓碑雕飾用的是林徽因給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紋飾刻樣。而為弟弟梁思永設計的墓碑,則將這位考古學家的畢生功業暗藏于設計巧思之中。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正、背立面圖,1929年建成(測繪圖由惠鵬宇提供)

梁思永墓,1954年建成(梁鑒攝)

梁思成的建築設計觀廣闊而博大,植根于祖國建築遺産的土壤。他曾經評價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大師:“他們不是文化大海裏的盲目漂泊者,他們對於自己的創作有種自覺,他們知道他們的創作與祖先遺産的關係。”這番形容亦是其自身建築師從業之道的寫照。

師者:創辦東北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建築系

梁思成先生亦是中國近現代建築教育的開創者之一。1928年學成歸國後,27歲的梁思成即創辦了東北大學建築系,任系主任。他邀請賓大建築系的同窗陳植、童寯、蔡方蔭等前去任教,“梁陳童蔡”營造事務所也是在那時成立。在東北大學,他們開創性地將西方古典主義學院派的“布扎”(Beaux-Arts)建築體系移植到中國。

梁啟超1928年5月8日寫給梁思成的家書,信中談及梁思成赴東北大學建築系任教事宜(梁再冰提供)

東北大學教師合影,右二為梁思成,1929年(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在寫給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班畢業生的祝辭中(1932年11月發表于《中國建築》創刊號),梁思成道出了他對“建築師”的定義:“建築師的業是甚麼,直接的説是建築物之創造,為社會解決衣食住三者中住的問題,間接的説,是文化的記錄者,是歷史之反照鏡……”

東北大學建築系師生合影,前排左一蔡方蔭、左二童寯、左四陳植、左五梁思成(童明提供)

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建議母校創辦建築系,培養亟需的建築人才。他提議:捨棄“頗嫌陳舊”的學院派“布扎”體系,採取“著重于實際方面”的包豪斯教學方法,並逐漸分添建築學院各係。

一年後,清華大學建築系成立,梁思成擔任系主任(直至1972年逝世)。中國營造學社在同年停止工作,與清華大學合辦了中國建築研究所。在1947年赴美考察建築教育歸來後,梁思成進一步描繪出基於“體形環境”觀念的現代建築教育體系的目標與藍圖,展現出令人讚嘆的遠見卓識。

梁思成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信手稿,信中建議創辦清華大學建築系(清華大學檔案館藏)

梁思成和學生們,1959年(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藏)

展覽現場,小觀眾在梁思成與學生們的照片墻前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先生離開人世。十五年後,他和他所領導的科研集體,因在“中國建築歷史理論與文物建築保護”研究領域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被授予國家科研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梁先生一生求索,在治史、城市規劃與保護、建築設計及教育領域開疆拓土、砥礪前行,而他自謙是個“嚴謹而快樂的‘拙匠’”——正是這麼一個“拙匠”,攜一身溫潤而純澈的星芒,為往後無數行路人,築就了前行的道路。

(文/齊嶼,圖片攝于展覽現場,部分圖文資料由主辦方提供)

展覽海報

觀展貼士:

棟樑——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獻展

展覽時間:2021年8月10日至2021年10月20日

展覽地點: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四層7、8號展廳

120年前,一代建築學宗師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