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國博館藏“大盂鼎”靜待啟運往上海博物館  攝影：許柏成

6月10日，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大盂鼎”啟程運往上海博物館，參加即將於6月18日開幕的“鼎盛韆鞦——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器特展”。大盂鼎，與大克鼎、毛公鼎在清末並稱“海內三寶”，1951年潘氏後人潘達于將珍藏的大盂鼎、大克鼎無償捐獻國家。多年之後，“大盂鼎”，“大克鼎”重聚上海博物館，與其他19件青銅鼎一起展出。在為期一個月的展出之後，“盂克雙鼎”將共同在國家博物館展出，屆時北京的觀眾也將一飽眼福。

“建黨百年共襄盛舉 國博上博館際合作”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現場 攝影：許柏成

6月10日下午，“建黨百年共襄盛舉 國博上博館際合作”新聞發佈會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國博常務副館長陳成軍表示，此次國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並以兩件國之重器為核心，在建黨百年各自策劃主題展覽，是中國博物館人通過展示我們祖先所創造的輝煌文明成就和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偉大貢獻，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的一次極具意義的嘗試。這次展覽是國家博物館“不求所藏、但求所展，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理念的重要實踐。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説，“鼎盛韆鞦——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將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的有銘青銅鼎21件，均為上海博物館1952年成立以來，社會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稱中國文物天地最壯美、最瑰麗的詩篇之一，從文物的前世今生來看，它們的前世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燦爛輝煌，也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銅藝術方面所達到的高度。從晚清以來，收藏家的藏寶和護寶行為中，我們看到了收藏家發自內心的最深摯的愛國情懷，還有對文化傳承的那種熱忱，那種力量。為配合雙鼎互展，上海博物館將於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舉辦“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學術研討會”。屆時將邀請數十位國內學者圍繞商周考古新發現、青銅器與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開研討。

大盂鼎 （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大盂鼎，鑄造于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與大克鼎、毛公鼎在清末並稱“海內三寶”，是迄今所見西周時期銘文較多、體型最大的青銅器之一，也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厚重雄偉，磅薄大氣，為國家一級文物。

大盂鼎 局部（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大盂鼎通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153.5千克，器壁較厚，兩隻立耳微外撇，折沿，斂口，腹部橫向寬大，壁斜外張，成垂腹狀，下承三蹄足。器表以雲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端飾有浮雕式饕餮紋。

大盂鼎 銘文（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大盂鼎器腹內壁鑄有銘文19行291字，記錄了周康王在宗周對盂的一次冊命，大致內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歷史，指出縱酒是商朝滅亡的原因；勉勵盂傚法其祖南公，恪盡職守，夙夜在公；賞賜盂鬯（chàng）酒、輿服和南公之旂，以及奴僕1700余人；盂感念王之冊命，為祭祀南公而作寶鼎。這篇銘文作為目前所見西周時期較早的“冊命”類出土文獻，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資料，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文字發展到書法藝術的早期作品，其佈局優美，書風瑰麗，是西周金文的傑出代表，金文藝術的典範之作。

大盂鼎 局部（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多數研究認為，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陜西出土，幾經輾轉，為晚清鑒藏家潘祖蔭收藏，雖歷戰亂，但保存完好。1951年潘氏後人潘達于致信文化部門：“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毅然將大盂鼎、大克鼎無償捐獻國家，隨後入藏上海博物館。1959年籌建前中國歷史博物館時，大盂鼎應征北上。從此，雙鼎分鎮京滬。

大盂鼎 局部（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人員持續對大盂鼎開展研究，不斷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作為國家博物館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大盂鼎在基本陳列和專題展覽中，作為中華五千多年悠久燦爛文明的代表性物證長期面向全世界公眾展出，真正實現了潘達于先生將寶鼎向社會公眾展出的夙願。2004年大盂鼎赴上海與大克鼎聚首，在“人壽鼎盛——百歲壽星潘達于捐贈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中展出，賀潘達于先生百歲壽辰。

大盂鼎 局部（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陳介祺在給潘祖蔭寫信時激動難抑地説：“（盂鼎）真三千年來之至寶，成康以後之人，恐即不得見，況秦漢乎，況宋之後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為而出，殆天之為矣！”

大盂鼎 局部（國家博物館供圖 攝影：陳拓）

著名學者陳夢家曾高度評價盂鼎説：“所見銅器中的重器，此鼎為第一瑰寶。銘文之長雖不及毛公鼎，但內容更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偉。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製作精於後者。製作、銘文和體量又都超過虢季子白盤。”有人將盂鼎與同為晚清時期發現的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合稱“晚清四大國寶”，可謂名副其實。

大克鼎 西周孝王（西元前10世紀末）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重201.5千克 潘達于女士捐贈 上海博物館藏（上海博物館供圖）

大克鼎鑄造于西元前10世紀末的西周時期。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每組變形獸面紋間、足部的獸面紋鼻梁皆設寬厚的扉棱。紋飾線條質樸簡潔，有別於商代晚期以來華麗繁縟的青銅器裝飾風格，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革。

大克鼎 （上海博物館供圖）

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上傳下達王的命令。銘文內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這篇銘文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也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 （上海博物館供圖）

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出土，具體出土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光緒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鐘、盨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後不久即為工部尚書潘祖蔭所得，潘祖蔭去世後，由其弟潘祖年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後人為保護大克鼎等珍寶費盡全力，特別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讓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蘇州淪陷後，先後有數批日軍闖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終沒有找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1年，潘達于女士決定無償捐贈大克鼎和另一件國寶大盂鼎給國家。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克鼎從此成為了上博最重要的“鎮館之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