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研究叢書 《中國書法史觀》 盧甫聖 著
本書是盧甫聖先生最新的書法史著作。不同於其他的同類型作品，本書不做一般意義上的史料鋪陳和時間梳理，而是著重從三個維度揭示中國書法的獨特價值：
一，從語意到語境
藝術的發展自有其規律，而這種表現為規律的進程卻是具體的人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完成的。通常的書法史會告訴你什麼是“篆書”“隸書”“真書”“行書”“草書”，由篆書至草書，是否就是那樣條理明晰的依序發展而來的？為什麼作者會把它們具體區分為三種基本字體和三種書寫方式？
二，從視野到視角
我們總是概略性地把南北朝書法歸納為“南帖北碑”，那在這種概略性的面貌下，為何西南一隅會出現極具北碑色彩的“二爨碑”？郭沫若用王丹虎墓誌的濃厚隸意否認同時代的《蘭亭序》高度成熟的楷化，那北方書壇與南方書壇是如何分別走向楷書的？
三，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王羲之以降的以二王書法為核心、以歷代名家為譜係的千載書統固然是美美與共的，那為何以傅山為代表的“寧拙勿巧”“寧醜勿媚”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審美價值與書法史意義？這種清代盛行的崇碑趣味又是汲取了哪些散見在書法長河中的“原始性”片段？
盧甫聖先生梳理了書法史上的“歷史文本”與“非歷史文本”，雄辯地指出“以面對過去的方式把傳統轉化為當前的生活狀態，是書法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的最根本的存在依據……是美與用、專與泛、古與今的有機整合，更是歷史文本與非歷史文本的有機整合。”當我們將書法視為一種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藝術形式時，盧甫聖先生以帶有哲學色彩的抽繹闡述了書法的“獨一無二”，完成了從形態層面到思想層面的勝利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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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八個章節，十余萬字，
精選配圖三百餘張，
涉及作品兼顧代表性與偶然性，精英性與大眾性，
既有讓人耳熟能詳的人與書，
也有讓人拍案叫絕的“意外驚喜”，
文圖相匹，當能讓讀者獲得截然不同的書法精神之旅。
盧甫聖，藝術家，美術史家，出版人，文化學者。浙江東陽人，現居上海。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係，中國美術學院、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上海市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畫師。曾任上海書畫出版社總編輯、朵雲軒總經理，《書法》《朵雲》《藝術當代》《公共藝術》等刊物主編。他擅書畫、工詩詞、兼治美術理論，著有《天人論》《書法生態論》《中國文人畫通鑒》《中國畫的世紀之門》《中國文人畫史》《海派繪畫史》等著作。
正文
八大線索勾勒書法篆刻史的歷史軌跡
高清圖版
兼顧代表性與偶然性 精英性與大眾性
註釋
用多於正文3倍的篇幅做文化語境的解讀
對若干重要歷史節點追加稍趨深入的闡述
自序
盧甫聖
二十六年前，我為《中國歷代藝術書法篆刻編》寫過一篇序文，以最概括的線索，勾勒了書法篆刻發展史歷史軌跡。由於該書為彩印畫冊叢集，體大而價昂，故頗有抽取序文單獨出版的呼聲。此事延宕至今終於成遂。在審訂文字之餘，選輯適當的配圖，並且擴充註釋體量，對若干重要歷史節點追加稍趨深入的闡述。後者或許有助於彌補序文過於簡約疏闊的缺點。
對於本然的歷史來説，再精准詳盡的概括或尋繹，均不過是人為的剪影。本書的存在意義，主要為提示視角而非提供視野，因此像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牝牡，方能一超直入。這種應合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寫史方法，實際上基於一個今人看古人，亦即以當代眼光回顧過往歷史的潛在立場，而這種立場本身，又是進入網路主題詞檢索時代仍需繼續寫史和讀史的出發點。換句話説，構成一門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史學，必須通由史觀激活史料，使整合語境的觀照成為可能。唯其如此，序文變身專著，不妨坦然釋然，幾經斟酌的書名，也便謂之《中國書法史觀》。
內容節選
【第六章 註釋7】中國的文字教育和書寫訓練具有悠久歷史，而且往往作為安邦治國的長期政策來推行。周、秦、漢、晉正值文字變遷和書體演化階段，這項國策執行得比較全面而充分，唐代以後字形書體趨於穩定，文字學的權重逐漸讓位於書法。與元政權的寬鬆放逸不同，明王朝特別重視書法素養，國子監、儒學、社學等各級學校，對書法教育都有明文規定。如《洪武重申學規教條》，要求諸生“每日習倣書一幅，二百餘字，以羲、獻、智永、歐、虞、顏、柳等帖為法，各專一家，必務端楷。”民間普遍沿用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比官學的習書安排更多：“四日內以一日專寫字，從影寫開始，以後全日自一千五百字增至三四千字，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明廷還設立過歷史上少見的中央書法教育機構，選進士中優秀者為庶吉士，入翰林院修文習書，擢社會上能書者為翰林院習書秀才，給廩祿以進能備用，甚至還像現代大學少年班一樣，舉薦書法神童入翰林院深造。書法教育成效首先見驗于科舉考試，文徵明、董其昌均因早年書法欠佳，排名受到影響，要晉身一甲、二甲進士，更非“詞翰雙美”不可。現存青州博物館的萬曆二十六年狀元趙秉忠殿試真跡（圖 108），書體步趨鐘、王，洋洋數千言一氣呵成，不難窺見其深厚功力。明初承西晉以來的中書舍人制，永樂朝設內閣後，中書舍人入直以書寫辦事，其為帝王寵幸的書法樣式，楷書為主，衍至行草，不僅影響到朝廷各部門，而且漸及省、府、州、縣，成為遍佈朝野風靡百年的流行書體。這種官倡書法，近人常與清代烏、方、光的館閣體相提並論，並套用當時流行詩文中的臺閣體以名之。實際上，明代早就賦予了“中書體”的習稱，孫能傳、方摺子、趙崡等人的相關記載頗多，其師法晉唐而強調“豐腴溫潤”“雍容矩度”的書風特色，以及溯源於宋璲、沈度（圖 109）而沿流任道遜、姜立綱（圖 110）之類的迤邐軌跡，亦不難尋繹和體會。應該説，從書法教育到中書體流行，作為明代書法社會控制系統的氾濫現象，一方面接續了元代書統新闡釋的勢能，以法意相參、文質雙彬的努力，使層積已久的形式意蘊獲得了再一次重構，另一方面又消蝕著書法新闡釋的價值內涵，在幹祿功利驅使下表現為對時尚樣式的因循，從而滑入與其期望相左的方向。這難免成為明代善書者眾而大家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圖108 明 趙秉忠 殿試卷（局部）
圖109 明 沈度 千字文冊（局部）
圖110 明 姜立綱 咏易詩
《中國書法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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