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500年藝術史，其中的一條隱線就是東西方藝術的互動。而這樣的互動，早已發生在這500年之前。比如，當我們對璀璨的文藝復興推崇備至時，常常對它的一個源頭不置一詞。實際上，一個世紀前就不斷有學者提出，宋元便攜的卷軸繪畫和中國藝術的自然主義風格影響了中世紀藝術，成為促成佛羅倫薩、錫耶納、羅馬等地文藝復興萌芽的直接源頭，明確體現在杜喬、喬托、洛倫採蒂等早期文藝復興巨匠的木版畫和濕壁畫中。這樣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東方人的面孔、絲綢、織金錦、文字和中國傳統服飾紋樣出現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中，也不僅直觀表現在對中國同類題材和人物的借鑒（比如洛倫採蒂在錫耶納市政廳壁畫《好政府的功效》中的打谷場景，就與南宋樓《耕織圖》局部十分相像）。除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繪畫中這些顯而易見的中國圖像和符號，中國風景畫和禪宗繪畫對於和諧自然的追求，以有形空間寓無形之境的中國道家和佛家精髓，也深刻影響了14世紀歐洲基督教繪畫“對超自然力量的表現”。法國學者艾田蒲説：“在義大利風景畫中滲透的中國藝術風格比在一個蒙古人的肖像中可能要深刻得多。”

布歇《中國花園》1742年布面油畫40.5cm×48cm法國貝桑松美術館藏

從西向東，16至17世紀，耶穌會士利瑪竇等精通中文的歐洲學者首次將油畫聖像、精裝銅版插圖書、雕塑帶到中國，向中國人講解西洋透視陰影和凹凸畫法。在中國藝術的接受方面，西洋藝術對明末波臣派肖像畫、清初沒骨法花鳥畫産生了直觀可見的影響。到18世紀，上至宮廷，下至民間，從以郎世寧和乾隆的西洋趣味為代表的清宮傳教士美術，到“倣泰西”畫法的年畫大量在江南集市上出售。這些西洋影響都早已為我們所熟知，在中外學者關於中國藝術史的著作中反覆書寫，成為中國近現代以來持續受到西方的影響和衝擊，進而不得不做出反應才逐漸走向獨立自強的歷史鋪陳。

法國博韋皇家手工工廠《皇帝出行》

相比之下，從東向西，中國對西方的影響方面，在中外學者關於西方藝術史的主流書寫中卻常常要麼一筆帶過，要麼不置一詞。然而，流行于歐洲18世紀的“中國風”（Chinoiserie），卻是西方思想史和藝術史上繞不過去的事實。在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的想像中，中國這個哲學家的國度，有著比西方更優越的政治哲學、道德和體制，它的藝術、工業與法律、政策都“堪為世界各國的楷模”。路易十五甚至仿傚乾隆皇帝的春耕大典，蓬巴杜夫人則把自己想像成乾隆的香妃，在她鍾愛的宮廷畫師布歇筆下，深受中國風影響的洛可可藝術盛極一時。中國刺繡、服飾、瓷器、漆器、傢具、建築，對歐洲17至18世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藝術的影響持續存在著，這個東方烏托邦在華托、布歇的畫筆下被反覆描繪，濃郁的東方風情在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宮、德國宮殿和官邸中，在荷蘭、英國民間裝飾和工藝製品中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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