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與作品《美麗新世界》

文/楊力菲

如今，離赫胥黎寫成《美麗新世界》過去了近九十年，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説，今天的我們依然重新討論近九十年前的小説，依然重新討論九十年前的思想家，他對當時世界的批判依然沒有過時，其實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更可悲的是我們似乎還能預見到，再過幾個十年，這部小説依然能被我們再次提起賦予它新的意義。

前段時間，《美麗新世界》被翻拍成了美劇。劇中的世界用一種吃了就能忘記煩惱的藥丸——soma代替了人們對文化和藝術的享受，新世界裏的人不再需要看書和欣賞藝術品，就能感受到純粹的感官快樂，豐富的物質資源和唾手可得的快樂一同構成了這一理想國。

美劇《美麗新世界》海報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他認為一個社會的藝術必須堅持對公民有益的標準，並建議制定嚴格的文藝禁令，除掉頌神和讚美好人的詩歌之外，不準其餘一切詩歌闖入國境，這一單一的壟斷式的審美標準和新世界中的soma無異，赫胥黎作為文學家，用這樣一種糖衣炮彈式的方法來講述烏托邦世界，那藝術家又是如何看待烏托邦的呢？

元 吳鎮 蘆灘釣艇圖

中國文人也有烏托邦傾向，但把它稱為“桃花源”。東晉時期，戰火不斷，民不聊生，陶淵明對長期的戰亂感到身心疲憊，於是借武陵漁人行蹤這一線索，通過對他誤入的桃花源這一理想世界的描述，表達自己對自由平等生活的嚮往。這一《桃花源記》基本奠定了古代文人對美好世界想像的基礎，不同於西方人希望改造現實，建立烏托邦的主動性，中國文人的桃花源帶著避世遁世的情感傾向。

元 倪瓚 漁莊秋霽圖軸

到了元代，蒙古族的入侵使漢人的社會地位下降，種族歧視政策下的漢人徘徊在傳統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之間，漢人縱使有許多治國理政的報復也得不到肯定，文人畫就誕生於這種矛盾之中，文人畫家主張以遨遊內心理想的寫意畫來代替之前的遊觀山水畫，畫作內容多回避社會現實，強調神韻，重視意境表達。元代的失意文人們隱逸于自己創造的烏托邦中，以此來獲得心理上的安慰。

約瑟夫·博伊斯

在西方的藝術家中，約瑟夫·博伊斯無疑是德國二戰後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他的作品也被定義為西方個性自由的典範。他不僅創作了許多藝術作品，也積極投入到社會運動中去，1967年，博伊斯建立了德國學生黨，並於同年設計出了一個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國際主義世界——“歐亞大陸”，在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博伊斯看來，世界兩級分化的局面是荒謬的，東西兩個政治陣營的軍事競賽和戰爭是愚蠢的，他想通過藝術理念與社會行動來構建一個生態環保、文化自由、消除東方的共産主義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對立、最終使各民族各國家走向統一的世界，他將這種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作品稱為“社會雕塑”，並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人人都是藝術家”並不簡單意味著人人都可以成為畫家或雕塑家，在他看來，傳統藝術只面向少數知識精英的時代已經終結，藝術的概念也需要被擴展至教育、表演、哲學、政治中去，藝術行為也不再是簡單的雕刻或繪畫，而是作為影響政治的先覺條件，去激發和解放出所有的創造力。“一個想法是人創造力的産物，將這一想法通過某種方式的處理呈現出來，它就是一件藝術品，一件雕塑了。”到了1970年代之後，博伊斯創辦了許多政治組織，“政治公共關係辦公室”、“自由國際大學”、“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組織”、“自由國際大學創造力和跨學科研究促進會”，並參與了德國“綠黨”的創建，該黨致力於發展一個生態合理和社會公正的歐洲。博伊斯的所有作品和行動都有一種主動性，即試圖用藝術拯救世界、並建立起一個人類的烏托邦。

約瑟夫·博伊斯  與樹接觸

不論是中國古代文人畫家，還是如同博伊斯的西方藝術家，在他們看來，藝術不同於簡單的感官快樂，它能突破局限、並調動起人類最複雜的情感機制，就像在《美麗新世界》中，當感官遊戲的設計師第一次見到戈雅《5月3日槍殺起義者》畫作的殘存局部時所感受到的觸動一樣，soma所帶來的低級快樂在藝術品的映襯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在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他對那些站在歷史終點的人説出了自己的擔憂，他將那些得到普遍承認、在人格與法律上人人平等、身體健康且易於滿足、活在大多數人平分的小小喜悅之中的人稱為“沒有胸膛的人”，就如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説到的那樣：“我們全都是真實的，沒有信仰，也沒有迷信。因此你們挺起胸膛——可是，唉，這胸膛是空的。”

約瑟夫·博伊斯 油脂椅子二號

真正的創造性源於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衝動，若沒有了這種衝動，人人都退回到生命的自我保存之中，退回到赫胥黎筆下只能享受本能快感的動物狀態，變成只在陽光下打盹的智人。如果烏托邦到來，也許意味著藝術和哲學的終結，宋元文人們不再因鬱鬱不得志而畫出蒼山枯木，博伊斯也不會做出改變藝術觀念的那些作品，因為沒有什麼再需要去探索和爭取。在美劇版的新世界中，野蠻人約翰面對新世界中的人們落寞的説道：“看看他們，都是缸中的金魚，每天被人投喂。”歷史終點處的人不僅將失去藝術，還會失去智慧。

如今的我們在某種層面上並沒有比九十年前的人類進步多少，我們把資本奉上神壇的行為和《美麗新世界》中將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稱作創世神並無二致，我們的各種狂歡節、剁手節無非就是新世界裏的感官遊戲，我們享受短視頻的刺激不過就是在新世界中食用soma......在如今這個去全球化、後病毒時期的世界中，秩序被重新改寫，處於歷史轉捩點上的我們需要一部烏托邦小説來看待我們的當下，需要從藝術的角度來解讀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不僅要看到前一個一百年來我們的變化，更要使後一個一百年不再重蹈某些覆轍，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