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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肜
從5月25日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事發至今，已超過大半個月的時間了，事態發展不見消減反而持續擴大。這位美國明尼蘇達州46歲的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捕制服的過程中不幸死亡，點燃了美國民眾內心長期以來對非裔美國人死於美國警方手下的憤怒，引發了全美各城市各地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和騷亂。
©DOMINIC LIPINSKI – ASSOCIATED PRESS
一直以來，在美國發生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沒有隨時間的流淌而消逝。歷史也記載了很多黑人這一族群，在特定歷史節點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僅限白人使用的休息室標牌©William Lovelace/Express/Getty Images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下，諸多黑人藝術家將他們心中對於“平等”的嚮往訴諸於藝術表達。我們都知道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可以表現創作者的價值觀——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美，什麼是醜。所以，我們見到的許多由黑人藝術家創作的黑人藝術（Black Art），不僅僅是在記錄和描繪黑人文化或非洲文化，更是作為一個個黑人個體為集體發聲的過程。而這些藝術在藝術家強烈的個人情緒和時代背景中便充滿了革命和抗爭的力量。
雅各布·勞倫斯(Jacob Lawrence)《黑人遷徙》(The Migration of the Negro, panel no. 3 )1940 – 1941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比如，1936年美籍非裔畫家亞倫·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受託為美國達拉斯德克薩斯百年博覽會創作的其中一幅壁畫——《被束縛》(Into Bondage)。畫面中，藝術家用多種事物剪影的組合描繪了被奴役的非洲人被束縛著運送到美洲的場景。一群帶著鐐銬的人低著頭，莊嚴地向地平線上的奴隸船走去。在畫的左邊，一個孤獨的女人以一種絕望的姿態舉起她被綁著的手，引導觀眾的視線看向遠處的奴隸船。然而，即使是在這樣嚴重壓迫的畫面中，道格拉斯還是畫出了希望。一個常被道格拉斯用來表現聲音傳播的同心圓圖像，從太平線上一點一點輻射開來。位於圖畫中間的黑人男性，身體佇立在奴隸區，臉卻轉向了遠處柔和彩色天空中一道孤星發出的一束光。這顆疑似北極星的星星射出的光，鋒利地穿透整片迷霧，直達男人眼中。這樣的畫面結合畫面正中黑人男性的堅毅輪廓，象徵了力量與希望。
亞倫·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 《被束縛》(Into Bondage), 1936 ©美國國家美術博物館
整幅畫作雖然主題沉痛，刻畫的事實凝重，但全篇用色卻毫無悲傷低沉之意，反而流露出了仿佛清晨朝陽喚醒大地之感，使觀者全身心侵入在對希望的渴望中。這樣的畫作我們如果只是理解成非裔藝術家對於歷史的記載就過於單薄，這勢必是道格拉斯通過繪畫來表達他內心對於平等的渴望，是他為整個黑人族群抗爭和革命的見證。
非裔美籍攝影藝術家羅伊·德卡拉瓦(Roy DeCarava)也是同道中人。當你看到攝影師的這幅攝影作品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是抗爭還是屈服？是力量還是軟弱？這幅作品攝于1963年8月28日，是攝影師羅伊·德卡拉瓦在參加華盛頓爭取就業與自由大遊行時拍攝的。整場遊行以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而達到高潮。在這張引人注目的照片中，羅伊·德卡拉瓦避開了常見的政治示威信號比如標語或人群，反而去捕捉了一個自信、堅毅的單個遊行者。照片中微妙的灰色和黑色的遞進層次塑造了這幅強有力的肖像，代表了“一個美麗的黑人女性，尤其在她美麗的黑色膚色中……我想向那個人，那個靈魂致敬。”
羅伊·德卡拉瓦(Roy DeCarava)《密西西比為自由而戰的遊行者》(Mississippi freedom marcher) 1963 ©美國國家美術館
當然，藝術的形式總是多樣的，而有著強烈革命抗爭色彩的黑人藝術更是如此。生於1960年的美國概念藝術家格倫·利貢(Glenn Ligon)就深諳此道。格倫·利貢就懂得如何利用文學、歷史等不同的形式的綜合視覺藝術來探索種族這一主題。
格倫·利貢(Glenn Ligon)《無題:四幅蝕刻畫》(Untitled: Four Etchings[A-D])1992©美國國家美術館
在他的《無題:四幅蝕刻畫》(Untitled: Four Etchings[A-D])創作中，利貢引用了左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的文章《被有色的我是什麼感覺》（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和拉爾夫·埃裏森(Ralph Ellison)的小説《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這兩部文學作品都以第一人稱寫作，經常重復使用“I”(我）這個詞。所以在解讀利貢這個創作中的文本的過程時，文中重復存在的“我”使觀者不由進入文中的“我”，繼而開始質疑自我並審視自己的身份。在《無題：四副蝕刻畫》的圖中，赫斯頓文章中的句子 “我並不總是感覺自己是有色人種”（I do not always feel colored)和“當我被尖銳的白色背景襯托時，我才感覺我是有色人種”（I feel most colored when I am thrown against a sharp white background)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隨著觀眾的閱讀，文本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因為故意模糊並破碎的字體妨礙了文本可讀性。這使得觀眾不得不在閱讀句子和理解其含義時更加困難掙扎。
所以，當我們看到類似于這些作品的黑人藝術（Black Art）的時候，我們不禁會産生更為複雜的情緒。因為創作者的訴求不再是個人內心的簡單掙扎，而是帶有歷史痕跡與文化背景的呼喊。他們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整個黑人集體。這樣的黑人藝術更值得我們作為觀眾停下腳步去駐足體味，去體會那份強有力的革命抗爭力量。而它們才是黑人藝術作品的靈魂。
亞倫·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 《審判日》(The Judgment Day), 1939, ©美國國家美術博物館
參考資料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n.d.). Retrieved June 04, 2020, from https://www.nga.gov/features/african-american-artists.html
Baraka, A. (1987). Black Art. The Black Scholar, 18(1), 23-30. doi:10.1080/00064246.1987.11412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