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畫9》（Prison Paintings9，1972），Gülsün Karamustafa。圖片來源：©Gulsun Karamustafa
藝術家時常會因為各種大小原因而與社會脫節。這種與社會隔絕的孤立狀態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條件下各有利弊。有的藝術家需要調整工作方式以保持創作的持續性。有的藝術家則需要深度考慮在隔離條件下進行藝術創作的可行性。
據説莎士比亞的《李爾王》（King Lear）和他的一些巨作就成型于他與社會隔離的時候。對於我們這樣的普通人，與日常週遭的一切消遣娛樂分離開來，無疑會給我們的腦力創作蒙上一層無形的壓力。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能于避世狀態之下創作，是一種特權。不是每個人有都有這種能力。于藝術家而言，每段避世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用自己獨有的方式在避世中揮灑著自己的創造力。
接下來將與藝術家和泰特交換（Tate Exchange，社會與藝術交融問題交流地）成員，共同探索作品收于泰特美術館的藝術家們對隔離之下藝術創作的應對之策。
避世的益處
《拉布拉多的旅行》（Voyage to Labrador，1935-6），Alfred Wallis。圖片來源：Tate
《聖艾夫斯：白帆船》（St Ives harbour: White sailing ship），Alfred Wallis。圖片來源：ArtUK
對一些人來説，避世是一種選擇，是一種讓其得以逃避現實、專注于藝術創作的方式。畫家艾爾弗雷德·沃利斯（Alfred Wallis）就以隱居於聖艾夫斯（St Ives）的家中進行創作而聞名。在那裏，他通過回憶來作畫。有許多藝術家在專門的工作室裏工作。他們的創造力只有在那裏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從這一點上看，在遠離社交活動、能專注于藝術創作的環境中工作，對藝術家們來説是有利的。
藝術家喬治婭·奧姬芙（Georgia O’Keeffe）和弗裏達·卡羅（Frida Kahlo）就以長時間呆在工作室創作而知名。奧姬芙曾耗時四年在新墨西哥阿比丘鎮（Abiquiu, New Mexico）修復一座面積約為465平方米的西班牙殖民時期建築。這是一次對她藝術實踐意義深刻的經歷。
以大型雕塑聞名的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為“避世”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讀角度。儘管路易絲·布爾喬亞的作品常常以“介入物”的形式存在於各種公共空間，但她的創作靈感往往是獨自産生的。隔離的空間為她提供了靈感。
她這麼説道：“孤獨，即便是長久的孤獨，也會有極大的益處。”
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的《繪製工作室II:色彩變化與圖像跳躍版(約翰·凱奇有戲)》（Mapping the Studio II with color shift, flip, flop & flip/flop (Fat Chance John Cage)則是根據藝術家偶然發現的材料進行創作的。
《繪製工作室II:色彩變化與圖像跳躍版(約翰·凱奇有戲)》（MAPPING THE STUDIO II with color shift, flip, flop, & flip/flop (Fat Chance John Cage)，2001），Bruce Nauman。圖片來源：Tate
布魯斯·瑙曼是這麼説的：“觸發這件作品創作的是老鼠。那個夏天我們家和工作室進來了很多田鼠，數量多到連貓都懶得去抓它們。那時我很沮喪地呆在工作室裏，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麼創作思路都沒有。最後我決定從手頭已有的素材出發。我有的只有那只貓和老鼠，恰好工作室裏還有一台紅外錄影機。所以我趁晚上不在那裏的時間，提前把錄影機設置好在晚上打開，看看能拍到些什麼。後來我想，為什麼不乾脆利用工作室和這些小東西來製作一幅地圖呢？讓這些小動物，貓和老鼠，來繪製工作室的地圖，一定很有意思。所以我在工作室的各個位置都設置了攝像頭，用來拍下老鼠在工作室各處遊走的場景。”
瑙曼最後對總量將近四十二小時的素材進行剪輯處理，創作出了兼具滑稽與暴力的藝術作品。
圖片來源：©Bruce Nauman/ARS, NY and DACS, London 2020
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説，隔離是地緣、政治因素和生物因素強加給他們的結果。藝術家、神經多樣性活動家安娜·法利（Anna Farley）通過選擇的自由與否來區分孤立和獨處：
“與世隔絕意味著我有機會去提煉出我所關心的的東西，能更加專注于我的所想所做。我覺得對於藝術家來説，隔離是一次打破自我、進而發展的好機會。這有助於當代藝術家或流連或超脫于主流藝術産業形象的塑造。我有自閉症，孤立自閉是我的一種症狀，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無時無刻都在面對著這個問題。這並不是我的個人選擇。也許這就是孤立這個詞之於我的意義。而獨處是一種我可以做出的決定，是一種可以將我的靈與肉與外界脫離的方式。”
法利在英國因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強制隔離期間承認道，強制隔離也是有益處的：
“我利用這段時間開發了一個進行藝術創作的地方。與此同時，我也在探索一段健康的工作關係對於作為藝術家的我的意義。我在試著不讓藝術把我完全吞噬掉，也在試著探索平衡個人健康和藝術創造力的那條分界線。”
對已有的東西要有創造力
《2號房間》（Room no.2，1984），Irina Nakhova。圖片來源：©Irina Nakhova
瑙曼的作品經由他的個人能力而得以實現，他看到了已有素材中的新的可能性。縱觀歷史，藝術家們多受由政府強制管控後所提控的空間和材料的限制。
在蘇聯時期，由於創作不受官方認可，莫斯科的藝術家們不得不在自己家裏進行藝術創作，把自己的公寓當作展廳來用。這就是著名的APTART藝術團體，其中藝術家包括瓦迪姆·扎哈羅夫（Vadmin Zakharov）、安德烈·莫納斯提爾斯基（Andrei Monastyrski）和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藝術家伊琳娜·納霍娃（Irina Nakhova）則于1983至1986年間，將自己的公寓改裝成了一件臨時裝置作品——2號房間（Room no.2）。
1973年，智利人民聯盟政府被推翻，智利進入政權獨裁時期。藝術家歐金尼奧·迪特沃恩（Eugenio Dittborn）創作出了“航空郵件畫作”（Airmail Paintings）系列作品，以此作為他與外界溝通的橋梁。這些畫作被故意折起來並寄往國外。迪特沃恩把這些折疊起來的畫作比做成了漂流瓶中的信件。當這些作品在畫廊中展出的時候，旁邊還會附上寫有展出地點地址的信封。
《挂著的航空郵件5》（To Hang Airmail Painting No.5，1984），Eugenio Dittborn。圖片來源：©Eugenio Dittborn
像納霍娃和迪特沃恩這樣的藝術家們，不得不去適應外界的強制隔離。創作了互動繪畫和雕塑的數字藝術家Jason Wilsher-Mills則表示，由於他做的是數字化藝術創作，他認為他有能力良好適應隔離狀態下的工作。當被問到在新冠病毒疫情下他是如何進行創作的時候，他這麼寫道：
“不論是疾病、殘障緣故還是因這樣的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阻礙中，正是我身體上的殘疾使得我得以良好適應環境並去改變自己的行為。我的輪椅就是我的工作室，我的電腦就是我的會客室。從某一點上來説，成為數字藝術家就像是上天給我的額外賞賜一樣。在現在這麼一個階段，我通過電子技術進行藝術創作和分享的日常，使我很快就適應了當前的局面。”
與霍娃和迪特沃恩和與自己經歷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的情形一樣，Wilsher-Mill也有自己的圈子。他是致力於發展和支援殘疾人主導藝術的機構Shape Arts（泰特交換的合作夥伴）的成員之一。參與這些機構而産生集體歸屬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隔離所帶來的不良情緒。
Jason Wilsher-Mills如是説：“即便只有現實虛擬，能與優秀的、支援你的人為伍也是很好的。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持續創作。能夠與他人溝通、有人支援，能大膽承認自己以後可能需要他人幫助也是很重要的事。”
找尋靈感
《火山口#6》（Crater #6，1999，印刷于2008），Mark Ruwedel。圖片來源：©Mark Ruwedel
脫離了社會和能激起創作火花的常規刺激，轉而關注將自己“困在”封閉空間的藝術家們也很有意思。像馬克·魯韋德爾（Mark Ruwedel）這樣的藝術家就喜歡將“偏遠”作為自己的創作主題。他的攝影內容不乏人跡罕至的廢棄鐵路和沙漠。他將這種隔絕感和遙遠距離感轉化為了自己的記錄主題。
藝術家哈姆賈·阿尚（Hamja Ahsan）在談話中提及了他是如何在隔離帶來的緩慢感中找尋靈感的。回顧和內省有助於藝術家們重新探索他們作為藝術家的意義，有助於藝術家們在封閉狀態下繼續進行藝術創作。
哈姆賈·阿尚説道：“在隔離狀態下，生活節奏慢了下來，人的感知也被放大了。房間整理也成為了一種策展活動。我回顧了從孩童時期到現在這麼多年裏的檔案、圖片和一些藝術作品。我搞了一場家庭圖片展——把我母親從20世紀60年代她孩童時期到現在的照片列印展示了出來。”
《監獄畫15》（Prison Paintings15，1972），Gülsün Karamustafa。圖片來源：©Gulsun Karamustafa
獨處，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靈感來源。在導演薩姆·泰勒-約翰遜（Sam Taylor-Johnson）的作品《雷龍》（Brontosaurus）中，她展示了一幅男子聽著叢林音樂在臥室裸舞的畫面。在最後，導演以一組慢鏡頭結束了影片。從畫面上來看，泰勒-約翰遜不過是拍攝了一些日常會發生在公共場所的行為。但正是因為主角的裸體狀態，使得這些畫面成為了一種私人行為。觀眾們通過觀看這個獨處畫面成為了偷窺者——我們在一個角落偷偷觀看著別人的獨處行為，而被偷窺者並沒有意識到他正被攝像頭偷窺著。
想要尋找隔離期間的靈感，大可參考那些在被監禁期間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古爾森·卡拉穆斯塔法（Gülsün Karamustafa）因在1971年軍事政變後幫助和教唆政治活動人士被收監于土耳其。她的作品《監獄畫》（Prison Paintings）系列由15幅作品組成，描繪了監獄囚犯們的私密時刻，反應了卡拉穆斯塔法對獄中日常生活的個人理解。這些作品皆為卡拉穆斯塔法出獄後依據回憶所繪製。
“畫出來是為了記住，是為了將發生過的事情記在心裏”，古爾森·卡拉穆斯塔法如是説。
Malangatana Ngwenya。圖片來源：YouTube截圖
馬蘭卡塔納•恩格文亞（Malangatana Ngwenya）因參與對抗葡萄牙爭取獨立的莫三比克民族解放陣線，于1964至1965年被收監。他在服刑期間創作了很多繪畫作品，而這一入獄經歷也對他日後的作品創作産生了影響。
二戰期間，法國畫家鮑裏斯·塔斯利茨基（Boris Taslitzky）被送往法國聖敘爾皮斯-拉普萬特（Saint-Sulpice-la-Pointe）的集中營。那段時間他就在牢房墻壁和教堂墻壁上畫畫。他後來被轉移至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即便是在那樣的條件下，他仍設法偷來畫紙為獄友繪製肖像畫。易卜拉欣·埃爾-薩拉希（Ibrahim El-Salahi）在20世紀70年代入獄時期繪製了一些作品。他在小水泥塊上繪製草圖，警衛接近時就埋進沙子。正是這一舉措，創造出了作品《逃無可逃》（The Inevitable）。
隔離之下的創造是怎麼樣的？
《遙遠的愛》（Faraway Love，1999），Agnes Martin。圖片來源：©estate of Agnes Martin
許多藝術家在隔離期間承受著不小的壓力，這一情況也因此引起了人們對於危機之下藝術創造壓力問題的探討。對於一些藝術家而言，隔離意味著個人經濟陷入困難，資源受到限制，心理健康受到影響。
抽象畫家艾格尼絲·馬丁（Agnes Martin）在成年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據她後來的回憶，她那些寧靜安詳的繪畫作品實際上是她個人和精神鬥爭的産物，那是一種無憂無慮的心境。1967年，艾格尼絲·馬丁變賣財産離開了紐約，開著皮卡車和露營車，開始了為期18個月的美國、加拿大環遊旅行。她約有整整五年沒有進行任何藝術創作。她在給蘭諾·陶尼（Leonore Tawney）的信中這麼寫道：
“我必須試一試獨立自主。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1973年，艾格尼絲·馬丁結束休息回歸創作。她隨後製作出了一本包含有30幅作品的、名為《晴天》（On a Clear Day）的作品集。這麼看來，花點時間獨處休息和恢復，對於一些人來説未嘗不是好事。
許多在避世隔離狀態下産生的作品，無形之中記錄了孤獨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麼許多藝術家沉迷于避世的原因。
羅莎琳德·納沙希比（Rosalind Nashashibi）的影片《薇薇安花園》（Vivian’s Garden）講述了一對母女獨居的故事。在影片中，母親伊麗莎白·懷爾德和她的女兒薇薇安·薩特在瓜地馬拉有著一個叢林般院子。她們住的這間房子和院子，既是恐怖地也是治愈地。在影片中，這對母女一方面遭受著罪犯鄰居的威脅，忍受著洪災、綁架和闖入者帶來的恐懼。另一方面，她們卻也過著美好的田園生活——在美麗的環境中進行藝術創作，過著互相照顧彼此的平靜簡單的生活。
《與現實生活同行》（Living with Practical Realities，1978），Stephen Willats。圖片來源：© Stephen Willats
英國藝術家斯蒂芬·威拉特斯（Stephen Willats）的作品《與現實生活同行》（Living with Practical Realities）則讓人得以一覽高樓大廈裏的孤獨。在這個作品中，威拉特斯對大廈中的一位老人家莫蘭夫人進行了為期6個月的跟蹤攝影和採訪。
對自己孤立自閉狀態的記錄，有可能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與他人産生共鳴。任何形式的創作都可能是藝術。行為藝術家謝德慶（Tehching Hsieh）就曾自我封閉一年，保持沉默不與外界溝通。這場行為藝術就是他的表演《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One Year Performance 1980-1981）。他每小時打一次卡、拍一張照。最後將這些圖片以動畫的形式製作出來，以展示他一年中的變化。
《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One Year Performance 1980-1981），Tehching Hsieh。圖片來源：© Tehching Hsieh
用Busy Being Black的創辦者、主持人喬希·裏弗斯（Josh Rivers）的話來説，隔離之下的創造完全取決於創作者本人：
“我想對那些正在創作作品，尤其是以個人政治為創作基礎的人説，我們的社會需要你。我們總是彼此需要著。你們的聲音、你們的藝術、你們的視頻，你們的詩歌和音樂，你們的愛和耐心，甚至是你們憤怒，都能幫助別人少一分孤立，少一分孤獨和迷茫。能讓我們戰勝集體孤立的是團結一致，而藝術正是幫我們度過困難時期的強有力工具。”（文章來源：Tate.Org；編譯：李琦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