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斯畫廊總裁馬克·格裏姆徹（Marc Glimcher） 

4月8日晚，佩斯畫廊官方公眾號發佈文章《馬克·格裏姆徹（Marc Glimcher）：與COVID-19相處的一個月》，講述了佩斯畫廊總裁馬克·格裏姆徹感染冠狀病毒的整個經過和在紐約逐漸康復的心路歷程。馬克·格裏姆徹稱，“我自己與這個病的較量也恰逢我們所有人一生所經歷的巨大變化。”以下為全文：

是去中東的那次旅行中嗎？還是阿琳·舍切特（Arlene Shechet）在紐約展覽的開幕酒會上？應該不是洛杉磯弗裏茲藝博會（Frieze LA）…

大家不斷問我是在哪感染了冠狀病毒。答案是：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3月4日星期三，我開始感到不適。沒什麼特別令人警覺的。就是發冷、咳嗽、全身酸痛。

那是一個月前發生的，但是現在感覺恍若隔世。

第二天晚上，我打電話給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告訴他，我不能參加為他籌備了將近一年的展覽的開幕。他當然理解，但是當他説：“我覺得現在你要是來開幕，然後感染所有人，就真是瘋狂了。”在我看來，是他反應過度了。

我那天躺在床上，發燒到102華氏度（38.9攝氏度），伴隨著發冷和出汗，一陣陣的咳嗽、胸口的灼熱感和壓迫感讓我不得安睡。對我而言，最令人驚訝的是身上的疼痛感，尤其是上背部的肌肉痙攣引起的刺痛。我被困在床上，接到畫廊部門負責人的電話，隨著我的情況變糟，他們開始考慮應急方案。

我的妻子費爾法克斯（Fairfax）的反應比我快。我對自我隔離的認知大概就是躺在壁櫥裏，腳伸在櫃門外。費爾法克斯讓我回到床上（幾天后我們才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星期五下午，她讓一名身著全套個人防護裝備的醫生來到公寓並對我進行了流感測試，結果呈陰性。到星期一，我們無畏的醫生（謝謝你們，哈桑博士和什拉因博士）獲得了一些寶貴的Covid-19測試，為我們所有人（費爾法克斯、我和我們20個月大的兒子）做了擦拭取樣。

到周中，我們所有人都開始感覺好些了。我兒子一天晚上發燒到99華氏度（37.2攝氏度），但很快就好了並且沒有其他症狀。幸好我較大的孩子們與他們的母親安全地呆在布魯克林的公寓中，似乎病毒只留在了費爾法克斯和我在曼哈頓的公寓裏。

那時，我開始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病毒如何影響畫廊的事務上了——我們原本計劃在紐約拍賣周之前舉辦一個專門呈現馬龍收藏（Marron Collection）的展覽，現在變得不可能了，其他計劃中的展覽、表演和項目看起來也不確定。在病床上，我為團隊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同時，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國家陷入一系列混亂和失誤的境地，我們被關在門內，等待似乎永遠也不會出現的測試結果。

近日紐約街景 © reuters.com© Aspenia Online

3月12日，星期四，我決定關閉畫廊。3月13日，星期五，是佩斯進行遠端工作的第一天。（我們設在香港和首爾的畫廊短暫地嘗試著重新開放，但我們在紐約的175人的團隊在所有這些星期後仍然呆在家裏。）

做完測試六天后，我、我的妻子和年幼兒子的檢測結果均呈陰性。我們松了一口氣，即使還是有一些懷疑，我們之後去拜訪我的父母，80歲的阿尼（Arne）和米莉（Milly）。到家後，我們收到一條消息，説我們的測試有缺陷，樣本需要重新被檢測，我兒子的結果又變成了陽性。醫生告訴我們，我們很有可能也都是陽性的。

當我們等待第二次測試結果時，我的症狀又開始出現，著名的冠狀病毒第二波症狀，咳嗽和呼吸急促又回來了。當一個個線上會議變成了展示我肺部不適的場所時，我熟練掌握了運用螢幕上的“靜音”按鈕。對我來説，第二波的特點是讓人精疲力盡。一絲一毫的勞累都會使我躺在床上幾個小時。

即使我自己的世界在縮小，藝術世界正在以我們從未經歷過的方式發生著變化。在我們的畫廊，我們盡力利用技術和網際網路來持續讓藝術家發聲，因為我們的展覽、藝術博覽會、拍賣和博物館展覽已經紛紛消失在我們眼前。我們迅速採取行動，在我們的官網平臺上舉辦了線上展覽，讓我們可以看到因實體畫廊空間被關閉而不得見的作品，並舉辦了一系列原創線上展覽，希望這些展覽能夠與一個新近孤立的藝術世界産生共鳴。而維持畫廊生命的商業交易似乎開始顯得超現實：在一週之內，與藏家談論購買藝術品的過程從毫無結果變為了不合時宜。

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孤獨與我們的幾代藝術家的生活並沒有什麼不同，這種孤獨通常伴隨著創造性行為。本能地，我們轉向他們，當我們探索新的日常生活的時候，他們的聲音至關重要。

我自己與這個病的較量也恰逢我們所有人一生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到了第32天，除了揮之不去的咳嗽之外，我基本感覺良好（幸運的是，我的父母沒有受到影響），但是我面臨著我從未想過的問題，我將不得不回答：我的畫廊如何應對兩到六個月很少或沒有收入？這一切將如何改變我們在藝術世界以及未來的行為方式？

作為畫廊主，我們的業務與未來緊密相連：一次工作室訪問使我們想到未來的展覽，一次客戶拜訪使我們考慮未來的藝博會，與策展團隊的會議使我們想像一些新書或表演項目。目前，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讓一切基於當下，並重新考慮某些並不太可持續發展的做法的可行性：新的定價、過度行銷、迎合投機商、相互破壞的競爭、精心設計的拍賣記錄以及絕望地尋找資金並花掉它們，只為了證明自己有錢可花。

在我生病的第19天早上3點，我的呼吸變得非常困難，以至於我醒過來掙扎著去呼吸一點空氣。躺在黑暗中，試圖不吵醒我的妻子，我的害怕升級為恐慌。在那個黑暗的時刻，就像大多數與死亡擦肩而過的人一樣，所有關於租金、工資、保險的計算都消失了，我人生的核心顯露出來：什麼是我會有所不捨的，什麼人是我會有所不捨的，我做出了什麼貢獻？

第二天早上我趕去醫院，醫生確認了我的肺部清晰，從那以後我一直在穩步好轉。

在這場危機中，許多寶貴的生命消逝了，而更多的生命被巨大的悲痛永久地留下了傷痕。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康復有所意義。我很幸運，有一個美麗的家庭和一個畫廊，畫廊裏充滿了努力奮鬥創造的藝術家、朋友和同事。這種康復——我們的康復——可能是漫長而複雜的，但輸贏與否，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去抗拒那些破壞和侵蝕我們創造力的事物，去擁抱和保護真實，去堅持和啟發我們的生活和藝術。

（圖文來源：佩斯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