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長城(二),紙本水粉, 30×21cm,1978年
文/馮宇
老一輩藝術家都是心手合一,都是“行者”。吳冠中曾説:“尋尋覓覓,為了探求美,像採蜜的蜂,畫家們總奔走在偏僻的農村、山野、江湖與叢林間。他們不辭辛勞,只要聽説哪風景好,人物形象好,即便是交通最艱難、最危險的地區也總有畫家的腳印。”2013年起,宗其香之子宗海平身扛攝影機,按畫索驥,重走父親當年路。今天,我們也可以沿著藝術家的足跡,來場藝術之旅。
這次,我們走進爬長城,涉海灘,遊漓江,拜廟宇。風光無限好,藝術有乾坤。
長城
長城,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防禦工程,中國古代人智慧和心血的結晶,也是中華的象徵,民族的脊梁。馮法祀、吳冠中兩幅作品陽光燦爛,吳冠中更是表現巨龍長城,向著天際,逶迤而去。
馮法祀,長城,木板油畫,39.5×51.5cm,1975年
北戴河
北戴河鴿子窩是由於地層斷裂所形成的臨海懸崖,形似雄鷹屹立,故名鷹角石。又因常有成群鴿子朝暮相聚或窩于石縫之中,又名鴿子窩。因地形獨特,也是觀日出的最佳地點。
許幸之作品中,主體鷹角石迎著朝陽,水面平靜無波,遠處白帆點點,再遠去鴿子群飛,一幅愜意祥和的畫面。宗其香作品中,巨石屹立,微波盪漾,船隻往來,遊人散佈。李瑞年則摒棄了一切事物,畫面純粹,海天相連,鴿子窩靜默著,屹立千年。
許幸之,鴿子窩,木板油畫, 20.3×29.1cm,1960年
李瑞年,鴿子窩,布面油畫,46×61cm,1983年
宗其香,東山鴿子窩,紙本彩墨, 28.5×39.5cm,1984年
石家莊
1970年代初,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師生集體下放到河北獲鹿縣(現石家莊市獲鹿區)某部隊農場,200多名師生分別住進李村和小壁村的百姓家中。吳冠中和祝大年、袁運甫被分到李村。在這段時間內卻誕生了很多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好作品。
1970年,吳冠中下放農村勞動期間,與同事、學生攝于李村
1990年代筆者在文化部下屬公司工作,與吳冠中先生有過幾年合作,記得有次他對我們説了一句話,記得大意是:如果活著不能畫畫,生命就沒有意義了。吳冠中像一隻小蜜蜂一樣,一刻不能閒。在李村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悄悄畫畫,沒有畫布,就買來馬糞紙壓成的小黑板,沒有畫架,就用糞筐替代,因此在當時被稱為“糞筐畫家”。
吳冠中,房東家,木板油畫, 42×43cm,1972年
吳冠中在李村的這批作品充滿了真摯的情感與濃郁的鄉土氣息。《麻雀》、《高粱與棉花》、《高粱》(青高粱)最具代表,其中包括《房東家》:一棵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大石榴樹被安置在房東家院子正中央,紅花綠葉的團狀石榴樹與黑白灰組合的長方形房屋形成強烈對比,給人很強的震撼力。據他自己透露,他把村裏最好看的石榴樹移置在畫面裏,村婦和兩扇門不是顏料所畫,是黑板的本來顏色。
祝大年,李村棗樹,工筆重彩,85×120cm,1970年代
祝大年在李村被稱為“板凳畫家”。他與吳冠中畫風截然不同。但對於這兩幅作品,他們都是將主體果樹放置畫面中央,毫不掩飾地讚美——對豐收的讚美,對土地恩賜的讚美,也對棗樹在貧瘠土地上依然奉獻的讚美。祝大年作品中,院子裏是一棵高大挺拔的傘狀棗樹,粒粒果實飽滿晶瑩,似紅寶石一般。樹下農具井然擺放,家禽悠閒覓食,院子有限的地方還種植蔬菜,這是一戶勤勞整潔的人家,這應該也是祝大年的房東家。
袁運甫,小學生們,紙本水粉,39×54.5cm,1972年
一直疑惑糞筐怎麼可以做畫架呢?看了袁運甫這幅《小學生們》,終於明白了,北方的糞筐原來是這樣的!
哈爾濱
哈爾濱是一座充滿異域風情的東北城市。具有標誌性的聖·尼古拉教堂是在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援下,于1900年在哈爾濱紅博廣場建成的。1966年8月,因“破四舊”被紅衛兵拆除。2006年復建,命名為“尼古拉藝術館”。顯然蕭淑芳和李斛畫的是原建的尼古拉教堂。
蕭淑芳,哈爾濱古教堂,紙本水彩, 28×39.5cm, 1961年
蕭淑芳所繪是一幅全景圖,形象主體在畫面最右側,典型的歐洲建築,綠樹環抱,畫面左側也是一座歐洲教堂,通體紅色,身在異域的兩個夥伴,遙遙相望。兩者間寬闊的馬路上,汽車行駛。整幅作品,色彩鮮艷,筆調輕鬆,一幅童話世界。
李斛,聖尼古拉教堂,紙本彩墨,41×28cm, 1962年
李斛則描繪尼古拉教堂全貌。晚霞滿天,暮色淡淡,整個畫面籠罩在粉紅色的光暈下,教堂莊嚴肅靜,但不失溫暖柔和。
內蒙古大草原
蒼茫原上,草肥馬壯,野曠天低,驍勇豪放。
蕭淑芳,草原小家,紙本水彩,25×38cm,1955年
蕭淑芳和古元這兩幅作品作于同年,是一起去內蒙寫生而作,表現的景物也基本相同:氈房、牛羊、農具,甚至婦女服飾都是喜慶紅色,一派祥和的草原生活畫卷。前者作品天空和草地五五分割,畫面柔和溫婉;後者則俯視草原,利用水彩的優勢,將大面積的天空色彩變幻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讓觀者心曠神怡。
古元,草原風光,紙本水彩,24.5×32cm,1955年
騰格爾是內蒙古音樂界的一張名片,妥木斯則是內蒙古美術界的一面旗幟。不同於以往作品明艷的色彩,這是一幅輕描淡寫:清月高懸,暮色蒼茫,外出的人急馳而歸,氈房炊煙嫋嫋,那一點火光是家人的等候,是家庭的溫暖,也是希望的火焰,遙呼圓月,一縷溫情在心頭。
妥木斯,宵,布面油畫,60×80cm,1985年
火焰山
火焰山是由於地殼運動而産生的獨特地質現象,溝壑林立、曲折雄渾、寸草不生、綿延百里,更因山體赤紅,甚為壯觀。
李斛,火焰山,紙本彩墨,27.8×44.5cm, 1950年代
李斛和古元兩幅《火焰山》構圖比例恰恰相反,李斛的紅山只佔1/5,路徑如蚯蚓蜿蜒而去,一條清澈的河流順山而走,沖淡了炎熱。古元的紅山則撲面而來,一條藍色高挂,那是朗朗晴空,駝隊踽踽前行。古元的作品裏,駱駝比較常見,大漠飛沙,西出陽關,甚至晚年的藏書票,都有駝影。頂風冒雪,堅韌不屈,默默奉獻,是駱駝,也是他的人生寫照。
古元,火焰山,紙本水彩,35×42cm,1984年
許幸之作品《油站朝暉》,表現西北油田開採的場面。朝暉既是沐浴朝陽,又寓石油這一朝陽産業。整個畫面白、黃、紅,耀眼奪目卻不混亂,銀白色的油站與遠方的紫紅對比強烈,又與盡頭的白色呼應。油罐、房舍、鑽塔井然,給人以秩序美。
許幸之,油站朝暉,木板油畫,44.2×61.8cm,1962年
瀘定橋
董希文一直強調油畫要有民族風格,他身體力行。1954、1955和1961年三次進藏區。特別是後兩次,歷時數月,創作頗豐,這批作品也在他遺留作品佔有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就在其中。如果説他1961年的西藏作品具有頌歌的基調,那麼1955年的這批寫生作品則傾向於紀實性質。
董希文,大渡河瀘定鐵索橋,木板油畫,40×53cm,1955年
《大渡河瀘定鐵索橋》,作者以仰望的角度,來表現這一座抗戰的歷史豐碑。畫面河水盪漾,富有韻律,鐵索橋依然,人們踩在英雄們匍匐過的橋面上往來穿行,遠山碧綠,雲霧繚繞。作者手法老練,在短時間內,將河水、大橋、遠山和雲彩有序納入畫面,一氣呵成。董希文有一種對具體對象非凡的感受和把握能力,因而他的作品具有真切的具體性,又有一種超越于具體對象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崔開璽,瀘定橋,布面油畫,53.5×77cm,1975年
1975年,人民美術出版社組織部隊系統的一批藝術家重走長征路。崔開璽曾和我提及此事,他回憶説他和何孔德、彭彬、高虹等人從北京出發,到成都後接上張文源、艾軒等人,一路軍車護送。《瀘定橋》畫面中,很顯然看出他就在橋的這頭,直面走來的人群。鐵索橋搖搖晃晃,又一次見證歷史。
1975年,長征路上寫生團翻越黑水縣境內的留影。前坐者張文源,左三艾軒,右一何孔德(黃道明攝)
布達拉宮
1961年中國美術家協會組織畫家赴西藏寫生,董希文推薦已經離開央美的吳冠中一同前往。這次寫生,也是吳冠中藝術歷程的重要階段之一,甚至形成“西藏系列”。雪山、牦牛、藏民、寺廟一一落入筆底,誕生《紮實倫布寺》《拉薩龍王潭》《布達拉宮》等經典作品。總的來看,這時期的作品畫面具有平面性的色彩分佈,線條與平面相結合,在大色域內強調色彩的豐富性,能看到他受印象派繪畫以及19世紀歐洲畫風的影響,也展現他寫生過程中如何發展和探索自己的語言風格的痕跡。
吳冠中,布達拉宮,紙本油畫,28×36cm,1961年
兩年後,戴澤也奔赴這一聖地。同樣的冬景,但不失溫暖,側面描繪,遠遠的仰視,既是對巍峨古建築的敬重,也是對藏傳佛教的敬仰。
戴澤,布達拉宮,紙本油畫,52×40.3cm,1963年
西雙版納
相同題材,相同尺寸,不同作者,不一樣的表達手法。
宗其香,稻香千里,紙本彩墨,68.5×138.5cm,1961年
雲南風景是宗其香西南區域除桂林之外表現最多的題材。這裡山清水秀,溝壑叢林,民風淳樸,民族特色。最引人的還是大榕樹。宗其香用寫實的手法,將盤根錯節、粗壯繁茂的大榕樹細緻表現。透過樹榦遠看,是廣闊的稻田,是富饒的土地,也是安居樂業的象徵。
吳冠中,榕樹,紙本彩墨,69×138cm,1992年
樹是吳冠中最喜愛的題材之一。90年代後吳冠中少作油畫,水墨化為行而上的表達。在《榕樹》中,他用簡練而粗重的黑色線條表現榕樹虬曲厚重的樹榦,在背景中表現氣根的灰色細線條更襯得榕樹強勁有力。整個畫面疏密有致,真正做到從繁蕪的現實表面抽離出本質的美,西雙版納的老榕樹所散發出來的旺盛生命力,恰如作者古稀之年仍煥發出強勁的藝術創造力。
漓江
徐悲鴻、馮法祀、宗其香、李斛師徒四人終於在這裡匯合。藝術之程也似取經之路,一路追隨一路探索,歷經艱辛,最終取得真經。
徐悲鴻,漓江春雨,紙本水墨,73.8×113.8cm,1937年
春雨漓江是個什麼景致?作為北方人,只能腦補一下,那一定是很美的,否則宗其香在徐悲鴻作品《漓江春雨》之後50年再讚漓江,那一葉扁舟也繼往開來,同名作品應和恩師。
李斛,漓江春曉,紙本彩墨,114.5×190cm,1973年
《漓江春雨》是徐悲鴻對水墨技巧的另一個創新,他巧妙地將水色山色與筆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創造性地用山巒與樹木的倒影書寫雨中漓江的秀麗景色,畫面中除了一葉扁舟之外,全無線條,純用變化奇妙的墨塊組成畫面,呈現彼此起伏的山峰、若隱若現的村莊和錯落有致的樹木。徐悲鴻很多作品題款“靜文賞之”,這是他滿意之作,這也是愛意表達。
馮法祀,桂林風景,布面油畫, 90×120cm,1985年
李斛《漓江春曉》灰白墨色表現,右下角一團粉色桃花點亮春天;大師兄馮法祀依然是大刀闊斧,用色塊塑造《桂林風景》之明澈。漓江倒映桂林,學生也是老師的明鏡。
(本文作者為勢象空間副總經理)
宗其香,漓江春雨,紙本彩墨,45.5×68cm,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