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不可預測的水位，尼日利亞拉各斯瀉湖上有超過10萬間“高蹺房屋”（圖片來源：CNN）
位於尼日利亞拉各斯瀉湖上的“漂浮學校”，以為周邊貧民窟裏的孩子們提供學習的場所（圖片來源：CNN）
編者按：2020年開始以來，我們的心便不斷為海內外疫情持續跳動的數字牽動。作為中國全面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與父輩們相比，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從未切身感受和經歷過任何大的社會事件或公共危機，對災難的感知、認知和應對經驗幾乎為零。然而，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的當下，每一位有公民意識的人都在開始思考，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我可以為這場疫情做些什麼？事實上，在本輪疫情演變為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之前，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危機，早已向我們發出了警示。這些警示，或源於自然，或來自人為。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火、病毒流行…“9·11”、歐洲移民危機、地緣政治威脅…人類的處境已經不像我們想像中那般美好。
本文源自“How art deals with disaster, from Guernica to the climate crisis”（初載于2019年7月29日，CNN，作者：JJ Charlesworth）。從戰爭、災害到當今世界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本文探討了西方藝術史上一系列以災難為題材的藝術作品。對人類生存的思考，是傑出藝術的重要標誌。此刻，我們重新編譯此文，並增添了部分新內容，希望以當下為時機，在藝術的表達中，與大家共同尋求災難的意義。
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中，蘇珊·桑塔格曾寫道，“同情是一種不穩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轉化為行動，否則就會枯竭。”奧拉維爾·埃利亞松曾説：“如果我們只是去想藝術，去想氣候變暖，我們的‘想’根本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藝術，如何回應災難？
當人們面對災難，比如戰爭、饑荒、自然災害時，我們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和首要任務當然是先活下來。藝術往往是在事後才被創造出來。
正是這種時間和空間差，使人們終於得空審視藝術，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藝術在應對人類災難時的“緊張”，因為最終，在面對這樣一件作品時，人們心裏總會盤旋著一個問題：這有什麼用呢？
近些年來，我們對災難、公共危機的感受日益明顯，危機和災難充斥著全球社會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地緣衝突，恐怖主義，因難民問題導致的種種悲劇，氣候變化……它們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人類的安危。有人説，危機感和焦慮感已經成為21世紀人類命運的精神寫照，正因如此，藝術家們也在以越來越直接的方式對此作出回應，並試圖警醒那些沉睡的人們。
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外，觀眾在公共裝置作品“冰鐘(Ice Watch）”現場與冰塊互動，展覽由冰島裔丹麥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和地質學教授米尼克·索利夫·羅辛（Minik Thorleif Rosing）共同創造。Credit: DANIEL LEAL-OLIVAS/AFP/Getty Images
2018年，冰島裔丹麥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和地質學家米尼克·索利夫·羅辛（Minik Thorleif Rosing）及其團隊與航運公司合作，在格陵蘭島Nuup Kangerlua峽灣打撈了24塊脫離冰蓋的冰塊，並將他們運往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與僅僅讓公眾觀看一件藝術作品相比，埃利亞松更希望以一種可以直接體驗和可觸及的方式讓人們知曉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在眉睫。他説：“如果我們只是去想藝術，去想氣候變暖，我們的‘想’根本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泰特現代美術館在社交媒體上引用埃利亞松的話作為宣傳標語——“把你的雙手貼近冰塊，聆聽它，嗅它，看著它，與此同時，一起見證當下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的生態改變”。
另一件具有爭議性的作品，是瑞士裝置藝術家克裏斯托夫•布切爾（Christoph Büchel）在2019年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的裝置作品《我們的船》【Barca Nostra (Our Boat)】。這是一艘2015年在地中海沉沒的船隻殘骸，當時這艘載有數百名移民的漁船從利比亞黎波裏出發後撞上了一艘貨船，並最終在地中海地區沉沒。船上至少有 800 人因此遇難。
這件作品被停靠在威尼斯的一處碼頭邊，四週沒有任何文字解釋或説明，在當時引發了人們激烈的爭論，人們質疑該作品：它究竟是對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出於正義和道德層面的抗議，對受難者的紀念；還是僅僅將遇難者的死亡變成了一場當代視覺奇觀。藝術家自己把這艘船解釋為“人類悲劇的遺物和紀念碑”。但不管藝術家怎麼説，針對這件作品最長時間的批評和質疑是，它將遇難者的死亡置於雙年展的舞臺之上，成為那些熱衷文化的遊客們在度假品茗時娛樂消遣的對象。
我們的船， 克裏斯托夫•布切爾 Credit: BARCA NOSTRA
那麼，問題來了，當一件藝術作品試圖介入人類所經歷的災難或痛苦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呢？
丹尼爾·裏伯斯金（D.Libeskind）設計的柏林猶太人博物館（圖片來源：UIUC GOES BARCELONA）
丹尼爾·裏伯斯金（D.Libeskind）設計的柏林猶太人博物館（圖片來源：UIUC GOES BARCELONA）
蘇珊·桑塔格在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關於他人的痛苦》中認為，藝術出於道德目的的主張和訴求，和我們與事件的距離和親近程度有關，也與我們是否選擇有所行動有關。目睹他人的痛苦，要麼會激起我們的憤慨和行動，要麼就是使我們失去知覺，變得更加冷漠。她曾寫道，“同情是一種不穩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轉化為行動，否則就會枯竭。問題是如何對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對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覺得‘我們’束手無策——但‘我們’是誰？——而‘他們’也束手無策——‘他們’又是誰？——那麼你就會開始感到沉悶、悲觀和冷漠。”
這是桑塔格在“9.11事件”爆發之後寫下的。近20年前，有關“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畫面在電視上被24小時不間斷滾動播放，堪稱全球電視界的“奇觀”。20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智慧手機可以時時接收到很多悲劇性的畫面，但我們的處境並沒有好轉。這些充滿“魔幻”色彩的圖像在無形中，正在讓人們的感覺變得麻痹。
與普羅大眾不同，藝術家們天生的好奇和敏感，使他們對這類事件毫無免疫。“9.11”事件之後，現代音樂先鋒、作曲家卡爾海因茲·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曾愚蠢地宣稱“9.11”是“全宇宙最偉大的藝術作品”，而藝術家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則用“視覺驚艷”來形容它。鋻於此，藝術還能有什麼益處呢？
徐冰，《何處惹塵埃》
同樣面對“9.11”事件，中國藝術家徐冰創作的《何處惹塵埃》以9·11事件中紐約曼哈頓下城的灰塵為創作材料。藝術家將收集來的粉塵吹到展廳中，經過塵埃的落定，展廳地面上由灰白色粉塵顯示出兩行中國七世紀禪宗諺語“AS there is nothing from the first，where does the dust itself collect？”（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怕、緊張的恐怖危機此刻被籠上一層靜謐、詩意、充滿禪味的薄紗。
理解災難的意義
當人們終於渡過或走出了一場危機，藝術在某種程度上，為人們重新審視和理解災難的意義，創造了空間。在西方藝術史上，對人類災難的應對是一系列重要作品的基礎。例如，畢加索的《格爾尼卡》（1937年），紀念了西班牙內戰期間，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重鎮格爾尼卡遭到空襲遇難的受害者，畢加索用寫實和象徵性的手法，以單純的黑、白、灰三色為畫面營造出低沉悲涼的氛圍，渲染了悲劇性色彩，使其成為現代主義的傑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象徵。
《格爾尼卡》誕生的一個多世紀以前，在拿破侖戰爭之半島戰爭（1807-1814）的血腥衝突之後，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傳世石版畫集《戰爭的災難》更成為藝術直面人類自己一手製造的恐怖災難的見證。即使到了現在，這些作品對諸如處決、強姦、酷刑等戰爭惡行，和被丟棄在亂葬坑裏的屍體等一系列場面不加修飾的刻畫，仍然令人心驚。
"格爾尼卡" (1937) ，巴布羅·畢加索 Credit: Courtesy of Museo Reina Sofia, Madrid
"格爾尼卡" (1937) ，巴布羅·畢加索 Credit: Courtesy of Museo Reina Sofia, Madrid
然而，通過藝術直面恐怖和災難，有時也會使我們對自己眼見的立場充滿疑惑。這些200年前的畫面與今天恐怖分子傳播的錄影暴行有何不同？那些錄影中的暴行不斷挫傷著我們的士氣，使我們失去知覺，使我們變得冷漠，就像桑塔格所擔心的那樣？
戈雅，“食肉禿鷲”，“戰爭的災難”系列作品之一 Credit: Fotosearch/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戈雅，“這是事實”（This is the truth），“戰爭的災難”系列作品之一 Credit: Courtesy Wikimedia Commons. Artist Francisco Goya
戈雅“災難”系列的最後一張圖片為我們提供了某種答案。與其他畫面不同，這幅畫描繪了一個現實性的場景，卻充滿象徵意義。它展示了一對男女——女人，在一片光明中，容光煥發，光彩奪目，宛若天人，她攬著一個彎腰駝背、憂心忡忡的勞動者，向他，也向我們，指著周圍簇擁著他們的麥穗、果樹，一隻羊羔靠在她身邊，一派田園牧歌式的景象。戈雅為這幅畫取名”這是事實！”。或許，在戈雅眼中，事實原本如何已不重要，未來應該如何才是重點，那就是快樂，繁榮與和平。
生命最終將戰勝死亡，是戈雅為這一系列作品所作的最後注腳。這是一種想像的決心，一種宣泄，或用戈雅所熟悉的宗教術語來説，是一種救贖。同樣，雖然對格爾尼卡進行轟炸是可怕的，但繪畫“格爾尼卡”卻提供了一種稀釋、調解這種恐怖感受的經驗，在“吸收”死亡的同時，也將死亡變成了一件藝術品。像這樣的藝術是具有挑戰性的，它在視覺的空間裏，將我們置身於災難的現場，讓我們在想像中去體驗和經歷，然後，由我們自己決定，是否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去度過和戰勝它。
這些藝術品以一種過來人的視角讓今天的人們思考過去的災難。但今天，現實也已變得糟糕。
宮島達男，《福島海域水中的倒計時聲音》，2014，行為視頻截圖
2011年日本福島核危機後，日本藝術家宮島達男于2014年創作了《福島海域水中的倒計時聲音》，他將福島海域中的水提取出來，從九倒數至一，將自己的頭浸入海水中。這一刻，藝術家將自身真正與千千萬萬受核輻射污染的萬物連接在一起，以無言的行為表達了藝術家的批判，也暗示了人類生命的衰敗、停頓與新生。
像埃利亞松、克裏斯托夫•布切爾和宮島達男等藝術家創作的這類作品可被視為“行動”的號召，或一種激進主義。今天，這類作品面臨的問題是，它們是否能夠激發人們思考如何戰勝災難的意識？屢見人類的種種悲劇畫面，它們又是否在讓我們變得更加被動和麻木？
願“只有一個地球”，不再僅僅是一句“Slogan”，一場一年一次的活動，一次形式上的儀式。（編譯/臺馨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