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0日，“潮——胡偉作品展”在寧波美術館開幕。這是繼2019年5月在北京798藝術區唐人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物墟·象渾——胡偉作品展”之後，胡偉舉辦的第二個大型個人作品展。

對於觀眾而言，這是一個視覺體驗不同於以往的展覽。當走進由造船廠改建而來巨大的展廳，會被前所未有的語言、恢宏雄渾的氣場和滄桑質樸的氣質所震撼。歷經潮來潮去、經過數萬次沖刷的“海礁”，飛流直下的“水幕”，氣勢升騰、燦爛飄渺的“朝暉”、“春韻”，還有充滿了洗盡鉛華的漂浮物的“海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作品都是藝術家胡偉用宣紙，礦粉，各種植物、礦物顏料及金屬渣，並經過大量的水沖刷之後製作而成。

展覽開幕式之後，藝術中國對藝術家胡偉進行了採訪，通過藝術家的講述，讓我們更好地走進他的藝術歷程和心靈世界。

“潮——胡偉作品展”現場

藝術中國：“潮”在寧波美術館開幕之後得到很多好評，大家尤其是對這個主題“潮”與展覽地點、藝術理念的契合讚譽有加，您是如何確定這個主題的？

胡偉：2019年5月，我在北京唐人當代藝術中心舉辦了我從日本回來的首個展。因為我與寧波有很多工作上的聯繫，寧波的很多領導也去看了展覽。寧波美術館的韓利誠館長看完展覽以後，興奮地對我説：“胡老師，這個展覽很好，非常適合在我們寧波美術館展覽。我們館空間很高很大，可以在我們那做一個跨年展，給寧波的普通觀眾一場有新面貌的展覽”。我當時説可以，這個事就這麼定下來了。與寧波的緣分始於7年前，中國美協、浙江省文聯和寧波市委宣傳部商定在10年裏在寧波做5屆雙年展。我是中國美協綜合材料藝委會的主任，所以我直接參與了這個項目的制定和實施，有時一年會來七、八次，寧波當地非常重視對當地綜合材料繪畫人才的培養。

我來寧波後才知道海上絲綢之路要早于陸上絲綢之路，而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海上絲綢之路從秦漢開始，經過隋唐，繁盛于宋，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很多貢獻。寧波1844年開埠，早于上海外灘20年，對中國的近現代文明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説寧波是人傑地靈之地絕對不是虛話，王陽明、黃宗羲、虞世南、潘天壽、陳逸飛等一大批歷史和當代文化名人都是寧波的。雖然《潮》這個展覽在寧波舉辦，半年前才把主題定下來，但我對海洋的文化思考和藝術創作時間就比較早了，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就是1987年到1996年間我在日本留學的時期，那時我創作了大量關於海洋的作品。

“潮——胡偉作品展”現場

我是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後中央美院第一屆中國畫係的學生，那時候中國畫係的老先生們剛剛回來，葉淺予、蔣兆和、劉淩滄、李可染、李苦禪、蕭淑芳等很多一大批先生都在國畫係，作為一名學生，很感榮幸和榮耀，真的是“天之驕子”。那時候生活很單純，就是讀書和畫畫。課程設置很完整嚴密，比如素描就有六位先生來教，是以前在油畫係的李天祥、趙友萍、高亞光、高潮、曾善慶等，從石膏幾何體到石膏頭、石膏全身、真人頭、真人全身、雙人體……這一套套下來，文金揚先生的解剖課每個禮拜都有。課程上不完，書也讀不完。改革開放以後的大學生關心時事政治和國際文化，尼采、叔本華等的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的書也讀了很多。畢業之後我又做了葉淺予的助理，幫他整理文稿，陪他到各地去講學。有時他講不動了，就叫我代替他講。當時就是覺得一切都是來得那麼容易、很順暢，沒有什麼問題。

1985年我很榮幸獲得了國際青年年美展的金質獎，1986年國家教委派我去日本讀博。到了日本以後，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當時日本的經濟很好、展館條件很好、保險制度也很好，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藝術機構都願意把作品借給日本展出。日本東京的190個美術館幾乎是每天都有換展，讓人目不暇接。我除了讀書就去看展，那時候一下子就感覺懵掉了。今天大家出國，就像北京到天津一樣。當時出國很困難，需要很多的手續，我們在國內實際接觸的國際文獻和資訊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這些資訊是通過選擇以後才拿進來的，不是國際大美術、大文化。我們以前讀書、教書，創作、研討，中國美術界提出“中國畫將往何處去”，李小山發表文章“中國畫已經窮途末路”，到日本後就覺得面對這樣一個世界，這些問題太簡單了。在國外的話沒有感受到什麼叫東方與西方，什麼叫古典與當代，就是過來了一個展覽，這個展覽裏面糾纏著歷史也糾纏著今天。所以我在開車的時候特別喜歡聽一個電臺節目叫“古典也流行”。古典與今天是纏繞在一起的，怎麼能夠掰得開呢？

胡偉作品《海灘》（局部）

有一次，日本有一個民間友好團體招待東京藝大的中國留學生到一個沿海的地方去修學。傍晚我在夕陽下，對著大海，看著白色的沙灘、棕色的礁石和潮起潮落，一下子就感覺到了大海的深邃、包容和浩瀚，沒有你我、遠近，沒有盡頭也沒有視點。世界山川、大海河流都是一樣，沒有今天和以前。海底的水翻涌了多少年，裏面的沙石、珊瑚，甚至是一塊木屑一根草，不能分清它們是唐宋還是明清的，統統都歸於自然。過了不久，我在東京的美術館看了一次關於環保的展覽，裏面有很多圖片，還有很多漂浮物。這些漂浮物都特別漂亮，有可能是被海水沖刷了幾十幾百上億年。所以感受到大海是包容一切的，把一起歸為一個一，然後交給你，再要回去。

回東京以後我就很激動，花了半年時間創作一批抽象的、具象的、半具象的小稿。當時日本著名的策展人、我的忘年交米倉守先生看了以後，告訴我應該做一個展覽。我就請教他應該取一個什麼題目？結果不謀而合。他當時給了我一個字——“涌”。因為“涌”在日語裏是推過來、靜靜還過去的意思，也體現了日本美學四大概念之一的“物哀”。“物哀”不是對事情的失望和絕望，而是對時間的感嘆。當我拿到一塊石頭、一塊木屑，我看到這是一千年以前留下來的東西，它承載著時間的光澤。傳統和當代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過來，再要回去，你拿得慢了，它就走了。所以那個展覽辦得很好，就是推過來以後拿得很及時。文化藝術是一個迴圈往復、無窮無盡的過程。當時就覺得傳統與當代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我在日本留學的十多年，創作的作品一件也沒有發表，存在倉庫裏。我經常開玩笑，要等70歲以後辦一個留學回顧展。那時候畫畫心靜如水，畫兩個山包，能把石青渣靜靜地推幾百遍。現在的作品才推了50多遍，因為現在心沒有那麼靜了，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潮——胡偉作品展”現場

如果説今天這個展覽還有一點可取之處，我覺得是我的文化思考和藝術表現基本是連在一起的，它積讚了我四十多年來的人生和生命體驗。朱乃正先生給我的作品題字“藝術之難，乃于風神”，米倉守先生當時也和我談：做藝術有兩個東西——寂寞感和嚴酷感，也就是肖谷先生在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三生有幸”段裏唱到的“山高、水深、忍饑挨餓”。山高水深是必然的，畢竟藝術之難就是要抓住神采，就是要靈魂出竅，也就是神經抖動的一瞬，心靈打開了。這是不容易的，是對一些主題進行長期深入思考後的突然迸發。

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肖谷先生注意到2015年以前我的作品很漂亮，在經歷過輝煌絢爛之後突然又沉寂下來了。這是一個藝術家經過文化思考、經驗積累後的一個必然結果，那個年代我嚮往的是生命的升騰。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東方的理想》。前面的章節提到了很多內容，比如東西方的思考、中西交流的思考、在東京留學期間的思考、複製古代壁畫時的思考，比如什麼是現狀美感？是歷史形成的而非人為選擇等等，寫了很多，而最後一章題目叫《塵埃落定》 。

“潮——胡偉作品展”現場

藝術中國：1985年您憑藉《李大釗、瞿秋白和蕭紅》榮獲國際青年美展金獎，當時已經是一種很成功的探索。您現在回顧過去30餘年的藝術過程，您的感受是什麼？

胡偉：這是我回國以後很多媒體都問過的一個問題。1980年代的那些畫已經被認為很新潮，已經和傳統的中國畫很不一樣了，在當時中國美術界也公認是一種好的思考、好的方向。我當時作品的市場特別好，好到我還沒開始畫就要定件，這在當年是很少有的，而且畫價在當時也是“天價”。為什麼我一到日本去突然間就變了、不再畫了？甚至是回國以後完全變了一個樣子，看不到以前的胡偉了。

其實就是藝術家要尊重本心。我是個很任性的人，就是認準了一件事以後在所不惜。比如我畫了那麼多畫，很多的出版社找來，我都謝絕，不做畫冊、不做宣傳。回國二十多年間，我有很多機會可以做展覽，但一個也不做。畫了畫也不給人看，都裝到了倉庫裏。有人批評我説這是對我個人和作品生命的浪費，1998年畫的作品讓它沉睡了20多年以後才見世，這是對自己的不尊重也是對社會的不尊重，但我也沒去仔細想過這些事。原因就是剛才提到的，突然之間支撐我創作那些作品的塔崩壞掉了。我突然意識到中國美術應該是放在國際大美術的這個盤子裏去考量。中國畫的好和壞，應該放在世界文明發展史裏去考量。今天中國美術的好與不好，不應該是我們站在國內的角度去評判，而要放到世界文明的維度裏面去。

觀眾觀看“潮——胡偉作品展”

2017年我出差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當時正在展出《帝國時代——中國古代秦漢文明》。這個展覽從中國32個重要博物館借調展品，3個月展期內觀眾有35萬人。我問策展人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展覽？對方回答他們有一個計劃是5年做3個關於中國的展覽，第一個是《鏡花水月》，當時有76萬觀眾，未來還有一個展覽。這個展覽意圖在於告訴西方人，影響世界文明發展的兩個帝國、兩大文明體系——一個是羅馬帝國，影響西半球；一個是秦漢帝國，影響東半球，而且這種影響不僅僅是歷史，而是歷史的必然和延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抓住了文明最核心的主題，這時候他的腦子裏沒有東方和西方，只有一個問題——影響世界文明發展是什麼？

在日本的10年間基本是在這種思考裏面糾纏，進一步退一步這樣子。在做過展覽《涌》，思路打開以後，這種探索與困惑就顯得更加沉重了。回國以後我建立了綜合材料繪畫工作室，培養了300多個學生，帶著學生做了很多工作。今天中國材料繪畫家喻戶曉、登堂入室，在當年可不是，是很偏甚至在很多體系裏是受排擠的。我們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所以這個問題是最好回答的，就是尊重本心。

胡偉作品《海礁》（局部）

藝術中國：今天您的藝術實踐和觀念逐漸建構起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這個體系從出發點到方法論，帶著一種中國的思維色彩，您是一開始就有這種意識與願景，還是在實踐中一步步摸索出的？

胡偉：當然是一步步的，雄心做不成事情。最後出現的這種狀態可能是比較宏大的，但它還是要靠具體的藝術思考和很多作品積澱起來的。

説到藝術表現我倒是一直有這種思考。我畫畫，不論是中國畫還是和彩墨畫、彩墨拼貼，我很少用筆。我不是不能用筆，而是我現在的狀態、技法不需要筆，可能用盆、用盤、用木棍更好。我不太需要一般中國畫筆法講究的折釵骨，屋漏痕、錐畫沙、綿裏裹針等，我把它們都歸納成是在紙面上觸摸的一類東西。還有“墜落”，這在中國古典作品裏有很多，和我們的潑彩潑墨是一樣的。我畫畫的時候沒感覺拿筆和拿盆拿盤有什麼區別，我經常講“筆在心裏不在手上”。皴擦點染、抑揚頓挫，不論用盆和用筆，它們的關係是一樣的，而且我用盆畫畫一樣可以追求中國古典用筆的意味。我上學的時候李苦禪老師説墨一定要調勻了才能去畫鷹的背，如果他筆筆都是在表現濃淡變化，那就不是李苦禪了，所以在中國畫歷史上這方面是一直在變的。

觀眾觀看“潮——胡偉作品展”

藝術中國：學術研討會上，有觀點稱您是中國古典和當代的擺渡人，對這一點您是怎麼看待的？這是您的一個使命嗎？

胡偉：這個問題上我的認識比較淺，我覺得如果是對中國美術和國際大美術有相當了解的人，是自然不會陷到一個東西裏去。它是一潭水，都是混在一起的。比如説我們能夠講我們今天穿的衣服就一定和秦漢時期沒有關係嗎？文化藝術一直都是這麼一個週而复始的過程。

至於擺渡這個問題，我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或是藝術團體的負責人，除了自己作品的發表之外，的確是應該發出一些聲音和觀點。這些觀點還應該在一個團體裏得到認同，通過這個團體來推動這個觀點的傳播和實施，推動一些藝術形態的呈現。這麼來説的話，我在中國美協綜合繪畫藝委會裏面還是起到一點點作用的。我們這個藝委會非常團結、和諧，但在關鍵的藝術方向問題探討上都是不讓步的，有時候開會還很激烈。一般在這個時候我就會提出一個問題，我們下個展覽到底是要什麼？我們作為中國美術的創新平臺，我們的責任是什麼？是讓人看到五花八門的材料堆進來，還是材料後面的文化概念？這方面我是不含糊的，然後我們再制定一個評審機制，主題把握……我是提出觀點供大家討論，統一認識之後再沿著這個方向去發展。今年是這個藝委會成立的第10年，我覺得綜合材料繪畫在這10年發展得非常快，正像中國美協范迪安主席説的：它給中國架上藝術打開了一個窗口，有著無限的發展空間。

因為我們以前的藝術作品太講究規律性了，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形成了一種樣式化、公式化以至於形態上的雷同，這也是我們作為展覽評委的苦惱。

觀眾觀看“潮——胡偉作品展”

藝術中國：一個“潮”字，讓人聯想到西風東漸、聯想到改革開放40週年等過去的歷史，“潮”的未來是哪？您的下一個展覽將會是什麼？

胡偉：還沒有去想下個展覽。但我習慣做大作品，我想接下來要做就做一個場面比較大的展覽。沒有一個系列作品的話，是撐不住的。現在很多藝術家的展覽比較像回顧展，像我們在國外看到的倫勃朗、巴爾蒂斯等的展覽。一般在世的藝術家都是主題展，比如我的老師平山鬱夫先生的展覽是“從奈良到長安”。我下個展覽還是要做主題展，不見得還是用“潮”的概念，但還是會延續我的文化思考——關於東方和西方、古典與當代，像潮水一樣，涌上來退回去。這就考驗藝術家你要什麼了。在海灘上要撿什麼？是一塊石子，一塊木屑，還是掬一捧水？還是就是感受海潮的氣息或者聲音？我覺得都可以。

胡偉作品《海礁之三》（局部）

這個展廳裏的作品《海礁之三》是去年在北京318藝術區的一個小工作室做的，上面的海浪是後來潑上去的，在潑之前其實作品已經完成了。當時是我的一個學生徐海軍在旁邊幫忙。當時他打開手機，他太太發給他資訊，説家鄉浙江台州被海水淹了，街道上是3米高的水，海邊浪一撲過來是沒有地平線，沒天沒地，什麼都沒有了，當時我的那種心情突然就來了。我就説趕緊去準備材料，大夥兒給我準備了十幾盆（調好的水），我就去潑這個浪，這個畫就被淹掉了，成為現在的樣子。我們後來想，如果這個空間再大兩倍的話，不是做9米，而是27米或30米，可能作品的效果會更好。因為作品小了，就會去想這些浪從哪出來從哪收尾，又出現那些老習慣，包括虛實、疏密、大小等。如果面積再大一點，就不會去想。沒天沒地，什麼都不存在，只有浪。因為空間小，自然就會掉入中國畫的傳統習慣裏面去。

在這個展覽結束以後，稍微休息一下，我覺得將來還是會在一個大的文化思考裏去做作品。我目前不太可能去做一個拼湊起來的回顧性展覽，那要等到70歲以後了。

（圖文/許柏成 視頻/滿建行）

“潮——胡偉作品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