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寫”顧名思義即書法裏的用語，作動詞；但在我們傳統文化中它又是“書法”的直呼名詞，指狀態，行為與狀態又與人的品性直接相關。早在漢代先人已認識到書寫顯示的不光是技巧而已，同時反映了書寫人的性格和天性：“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這種認識逐漸參透到對繪畫的評價上，尤其是以後文人學士的畫論中經常把個人的品行思想和情感“寄”于具體表現的藝術作品中，往往在畫的題跋中稱“寫于何時何地”而不是今人所題：“畫于何時何地”，看似一字之差，實為大不同，這裡牽涉到一個“不滯于物”的問題。繪畫相對書法，由於內在本質的矛盾心理（人心物態之關係），由於它的線條、形式、色彩和結構的關係而變得複雜了，但是我們在畫論裏早知道，早在唐代，書寫中非正統的筆法已在繪畫中應用，多變的書寫方式更便於處理物與心的矛盾，以至於類似專斷的變化對表現藝術家特有氣質所因有的趣味和功效有很好的作用。“文人畫”正是在這中“不滯于物”的形式發展中形成的。
今日用的“書寫之道”我想其意義不僅涉及“書寫工具，書寫線條，書寫過程以及和承載之間所構成的圖像特徵的關係”。儘管它還有彌留“人文畫”之氣息裏的用意，但其美學涵義，追究到底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調節（減少“滯于物”的危險）。一個“道”字便把我們與遠古的先人聯繫起來，“道可道，非常道”就連各個時代對道的理解也都有差異，更因為其宏淵的內涵，形而上的宇宙觀，歷來對各時代的繪畫産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就連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和約翰.凱奇的音樂，也受到其輻射照耀。可見“道”又是大智，“人受萬物于天，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理決定事物的本質。朱熹説：“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這裡氣所指則是事物的形式。萬物皆有自己的不同存在形式，類比藝術就更能使我們清晰。“書寫之道”的本源及今日之可能，人的不同決定了形式不同，理念的不同正是每人各異的開始，而人受制于天下時代，因此今天的時代必有今天的人和藝術形式。“書寫之道”在當代的新解將溶于每個藝術家的修為。
至於書寫在當代藝術創作中的前景，本人並不樂觀，原因有二：其一，當代藝術類別與形式已非常豐富，並在“創新理念”的催化下還將有更大的變化。相比之下平面藝術形式弱化與式微已是大勢，且平面繪畫裏能與書寫相牽連的藝術家少之又少，因為書寫性涉及到細微的神經末梢，有此類敏感的人本來就不多。其二，現代生活的物質環境和科學思想，尤其是在西方羅格斯工具理性滲透下的現代文明，正幾何級的快速發展，對我們這樣一個已認識到本民族在世界之林的落後，百年來尋求探索急切改變現狀，證明自己能溶入世界，趕超先進的國家來説，更是快馬加鞭。急速運作的現實已不容人們有絲毫懈怠，與利益的誘惑相比有幾個人還能修身養性，靜觀，坐而論道？前文人“受制于天下時代”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説的。
然而話説回來，如果我放開眼量，凡事的變化又是符合自在規律的，物極必反昭示了所有的現狀都是運動而暫時的。後現代的現象和理論也證明了人類進入綜合時期，二元對立在網際網路中瓦解，多元政治和經濟促進了東西文化互滲。解構重組又使古今時空融合，一切皆有可能。農耕文化在今天也有引人入勝的吸引力，西方實證理性帶來的物質主義之後，我想東方天人合一道學價值理念會召喚疲憊的人類，這大概就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預言的“下個世紀將是東方的世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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