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在北京偶然碰到一個美國人, 是研究中國宋代藝術的美國女學者姜斐德博士，目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當她知道我的工作是研究西方現當代藝術, 馬上就對我説：“那太好了，中國很需要，非常需要。中國的當代藝術很熱鬧，但對西方情況的了解不夠，尤其批評家們對西方藝術的史和論了解很不夠，這怎麼行。” 我聽了，非常吃驚。一是吃驚她的誠實，初次見面，還沒説上三句話，就如此坦率直言；二是吃驚她的準確，一個外國人，一下就點到了中國的穴位。 “哎呀，這正是我目前著手做的事，我希望能把西方現當代藝術的全局清晰呈現出來。” “這真好。那我覺得你應該認識一下大衛•普森教授，他從美國來，是我的朋友，目前在清華教西方美術史，你們倆可以談談的。” 於是姜斐德博士有一天就約了普森教授和我到她家裏去吃飯聊天。 我們開始談中國的當代藝術。他們兩個對中國當代藝術都有極高的興趣，見到精彩的藝術家，他們立刻會顯得精神十足。姜斐德博士拿出一幅在上海買的抽象作品，有一張單人床那麼大，白的、蘭的、灰的線條和色塊，分佈很優雅，描繪很精緻，畫面上雖沒有具相，但姜斐德博士説，這不是抽象畫，這是風景畫。那幅畫倒真可以當風景看，因為畫中的線和色塊分佈明顯具有山川水流的自然韻律，洋溢著抒情氣質。普森教授看了又看，幾乎呻吟著説，“看看，看看，你們有這個，我就不明白了，為什麼還要推崇勞生伯！”——而這個畫家在中國則完全不為人知。 藝術好像是，有些女子，儘管天生麗質，但生在小城陋巷，就無聲無息，人也不去注意。而那些名模淑媛，即使相貌奇特，骨骼嶙峋，但輿論一力推崇，就成為大眾眼中的天人。 又好像是，眼下世人對藝術品的判斷已經不是一個直覺反映，而是一個觀念投射，或者輿論引導。我從這兩個美國朋友身上感到的不同在：美國人的直覺顯然保存得比較好，比較多。比如，他們都喜歡吳冠中，我問，你們喜歡他，是因為他繪畫裏中國因素比較明顯？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説，不是，就是因為他畫得好……那樣的線條分佈，那樣的空白處理非常美。他們是就畫看畫，別的想得很少。美國人待人處世，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常常顯得很單純。 單純在眼下的時代，成為稀罕的品質。 普森教授一晚上，幾乎一直在嘆息：你們為什麼要如此依賴西方，做你們自己的事，做你們自己的！他把這個話説了好幾遍。這句話，他是通過直覺説出的。對我這個中國人而言，則是花了二十年在美國生活的歲月換來的一份心得。在這二十年時間中，我好不容易把對於美國人的仰視換成了平視。我已經清楚地看到，在他們熱鬧而張揚的現當代藝術中存在的問題，庸俗和弱點，但他們最為動人的，是一派自信，一股子不管不顧的派頭。這股派頭，讓他們(“二戰”後)擺脫了歐洲的籠罩，讓一個世界都承認了他們的權威。按常識説，權威者往往不是那個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美國藝術是在技術上做得領先嗎？才不是。) 而是具有一種氣度：最大程度地認可自己，不跟著別人跑，於是大家就反過身來跟著他跑。一如我們從小的玩伴，是有那樣一種人，並不見得能爬上最高的樹，也不見得能遊過最寬的河，但他敢説了算，自在自為，眾頑童就都服他。 中國人眼下最需要什麼，健康的心態，心態，心態。我們三個對此很有共識。但這是最難描述的，又是最難度人的。因為自卑的反面就是自大，後果一樣糟糕，全都沒有彈出那個準確的音。就我的經驗看，彈出那個最準確的音，需要了解，真正的了解，真正看到西方的長處和短處。而現在肯安靜下來，觀察、體會、思考的人有多少呢？中國像一鍋煮開的粥，每一個米粒都在其中急速翻滾。 這就引出了我們談到中國對於西方藝術的研究，普森教授又開始大搖其頭。在他看來，中國對於西方美術的研究，很多地方相當不靠譜。先説翻譯，中國對西方藝術史翻譯很可能不準確。他提到兩個例子，一是翻譯他的書，把“特別好”(terrific)一詞翻譯成“交通”(traffic)。 他説：“這麼個詞能錯成這樣，我簡直不敢相信譯本的可信度。”另一個是，他的老師的幾本重要著作被翻譯了，那幾本書可不好翻譯，但譯者統共只向他的老師問過一個問題，是一個簡單的詞，簡單到你可以在酒吧裏問得到。顯然，在這件事上，問題太少似乎並不説明譯者的英文水準高。 除去翻譯的品質，另一個問題是，翻譯什麼？就選擇的譯書而言，有些書，在西方已經過時，可是中國卻不惜時間人力，把很厚的書翻譯出來，有多少用呢？還有，中國學者不能用英文寫關於西方藝術的研究論文，因此中國對西方藝術的研究根本沒有進入學術圈。我對他笑道：“這個你還真不能要求了，我們現在對於西方藝術主要還是介紹吧，真正進入研究，還差著些時日，你要給我們時間。” “可以，”他説，“但是介紹也要介紹在點子上，比如，中國目前翻譯各種各樣西方的藝術評論，那些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必須在整個西方實境中才可以有意義，尤其必須是了解西方歷史是如何一點點走到這裡的，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那麼才能對現在發生的事情有感覺，有判斷。只這樣東一篇西一篇地翻譯過來，對讀者會有多少意義呢？讀者不知道整個歷史的上下文，就無法領會作者究竟在説什麼，即使一星半點地明白一點點，可能會沒多大意義。這樣的翻譯做了做什麼？基本是浪費！” 他説的這一點，反過來理解就明白了。假如我們設想西方人推崇東方，於是今天翻譯一篇關於日本東京的展覽評論，明天翻譯一篇對北京798的某藝術家的介紹，後天又是香港拍賣行裏的什麼消息，這些東西七七八八地扔給西方讀者，那些零散的文字和消息對於西方讀者能夠具備多少意義呢？尤其是，如果他們不對整個中國或日本當代藝術的源流走向先做認真備細的研究，那些東一篇，西一篇的翻譯文章就成為散沙，不小心還會迷了讀者的眼。普森教授嘆息説：“中國，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人力物力精力？可惜，真可惜啊！” 他還提到，請他這樣的外籍教授來中國，除了上課，他幾乎沒法跟中國的同行們交流，“他們太忙，忙極了。很少能坐下來談談。他們叫我來，就是為上兩門課嗎？唉，如果有錢，還不如把圖書館藏書好好好好地加強一下，那還顯得實惠些，對吧？” “那就是説，你對我談的這些看法，沒有跟你的中國同事交流過，沒有嗎？” 他笑著搖頭。 我不放棄，説出幾個他目前任教的兩個學校(清華，中央美院)教授的名字，還堅持問他，有沒有跟他們面對面交談過？他還是搖頭，然後很得體地説，“他們大概是太忙，太忙！” 雖然他和中國的同事很少交流，但他和姜斐德博士卻都知道，在中國為數不多的史論工作者中，誰和誰關係不好，這方舉辦的活動，對立方就不參加，等等。這又引起這兩個美國人的搖頭嘆息：“這是戰場啊，戰場。” 不過普森教授和姜斐德博士馬上互相對視説，“西方這個情況也一樣會有的，一樣會有。”姜斐德博士就對普森教授輕輕笑道：“因此，我們就別只顧對著別人扔石頭啦。” “中國的藝術評論也有很大問題，”姜斐德博士對我説，“因為辦畫廊的，被展覽的藝術家，請來寫文章的批評家，都是朋友，或者‘同學’(這個詞她用中文説出)，你能説什麼不讚賞的話嗎？你能嗎？”姜斐德博士看著我問。我張口結舌，什麼也不能回答。普森教授在一邊瞪著我，仿佛都是我的錯。我的感覺很糟，好像是跟著外人揭家人的短，但人家又沒怎麼説錯。我只好改變話題，問普森教授，他剛從上海回來，在上海看了些什麼，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普森教授在上海看了好些畫廊，但他感覺那些展覽不夠好。我問他怎麼不好，他説，那些團體展，你根本不明白他們是如何被組合在一起的，團體展應該有比較明確的主題，不然，讓人看了不知所云，但它們大部分讓我不知所云。而且，説實在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國當代藝術一看都覺得熟悉，是西方有過的。隨即，他笑著掀起外套衣襟，指著貼身穿的一件黑色T恤衫説，“這倒是我這趟上海之行最大的收穫。”那件黑T恤上印著最具歷史淵源的中國圖像：工農兵。兩男一女三個頭像橫在胸前，旁邊用英文寫著“工農兵團結”。然而，這三個在中國現代史中最具權威的政治圖像，在2009年出售的T恤上居然已經是：(男)兵和(女)農臉對著臉正在親嘴，工人老大哥則待在一邊，漠然地由著兵和農忙著親他們的嘴。這個現像簡直頗具深意，因為，非常巧，姜斐德博士除了收藏中國藝術，也很注意收集流行圖像。在她的書房裏，我看到了她特別的收藏：中國特殊時期的搪瓷杯盤，上面粗劣地印製著當時的各種圖像和語辭，紅太陽啊，波浪啊，芒果啊，“大海航行”啊，“偉大領袖”啊，“萬壽無疆”啊，等等，等等，充滿了那個時代濃郁的氣息。姜斐德博士就根據1960年代流行圖像中的芒果，寫了一篇精彩論文，她把這篇文章示我，並在上面用中文規規矩矩地寫道：“請王瑞蕓指正。姜斐德，北京 2009-3-23”，寫的是繁體字。文章內容是：在1968年8月，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把巴基斯坦外長送他的一筐芒果，轉送給了清華大學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毛主席明確批示説“我們不要吃，要汪東興同志送到清華大學給八個團的工農宣傳隊的同志們。”毛主席的禮物讓全國工農心潮澎湃，熱淚盈眶，芒果在中國歷史的一段時間中，幾被視為聖物。這難道不具深意嗎？姜斐德博士手中掌握的流行圖像告訴我們，四十年前，工農兵在中國曾被賦予那麼嚴肅而且重要的地位；四十年後，普森教授在上海地攤上得到的流行圖像中，工農兵卻已經能以如此輕佻的面目出現了。也就是説，在姜斐德博士和普森教授這兩個美國人手中掌握的流行圖像中，正可以涵蓋中國這四十年的歷史變遷，而這段歷史被流行圖像反映得極為充沛而且鮮活。也就是説，中國畫廊裏的藝術讓普森教授失望，但流行圖像滿足了他，就因為流行圖像不假思索，直截了當，是什麼説什麼，用不著比照西方，亦步亦趨。這就奇怪了，藝術為什麼就不能做到這樣——活色生香？好像是，人一接觸“藝術”這個玩意兒，敢於在流行圖像裏流露的那種本色就全收起來了。人是容易被“藝術”嚇住的，進而至於，“藝術”前面還要添加上“西方”，於是，“西方”+“藝術”，雙重的權威，真正唬得死人！只有不被“西方”和“藝術”嚇到的人，才能夠站到一邊去看：在所有這些層層疊疊的現象、説辭、忙亂、急促、期待、慾念，以及鋪天蓋地的期刊、雜誌、評論、翻譯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件最重要，最值得依靠和信賴的東西，那就是你的生命本色。章 藝術從來遠不及生命本身重要，先活出光彩和滋味來，藝術自自然然就有了好模樣，真性情，別的都是白忙活。比白忙活更不好的是，本色沒有出來，愚蠢和無明卻全引出來了，這可不是藝術的本來面目，更加不是生命的正常狀態。一個生命不正常，不健康，無光彩，如何可以期待其創作的藝術有光彩？！我和兩位美國朋友這一晚的話題似乎是個悖論：一方面是，別管西方，做自己的；另一方面是，拿出力氣來，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相信明眼人看得出，這兩方面並存毫無衝突，正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就我的體驗看，凡真正了解了西方，一個人會明白許多許多東西，那種明白的感覺是真好，真讓人獲益。它自自然然就會讓人變得坦然而且從容，自信而且自在。那樣産生的自信是由知識、見識、謙和、尊重……所有這些因素相加的結果。要知道，自信和自大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自信是“明”，自大是“無明”。要去掉這類“無明”，是有很多功課要做的，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藝術史是其中的功課之一。若想偷懶，那麼你就要付代價：你的自信就打折扣，你的藝術創作或藝術批評的水準立刻就跟著打折扣，這是立竿見影的。整個事情就是這樣，誰都逃不過這樣的因果關係。 你種什麼，收什麼，這個最簡單的道理卻能涵蓋宇宙，因為這是自然規律。 眼下的中國藝術下了什麼種，收到了什麼？這個問題需要所有參與中國當代藝術的人回答。 （2009/3/28 本文刊于《美術觀察》2009年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