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1949年。公共汽車上售票員胸前挂個袋，將售票所得的錢往袋裏扔，一如北京常見現象。我買了票，付的是硬幣，售票員接過硬幣，尚未及扔入袋，便立即找給我鄰座一位紳士模樣的先生，他付的是紙幣，須找他錢。但他斷然拒絕接受售票員剛從我手裏收的硬幣，售票員於是在袋中另換一枚硬幣找他。我被歧視，我手中的英國硬幣也被英國人拒收。巴黎，在街頭排隊等候公共汽車，車來了，很空，排隊的人亦寥寥，我在排尾，前面的人都上車了，我正要跨步上車，車飛快開走，甩下我這個黃臉人。中午，美術學院的學生大都在就近餐廳用餐，每人托個菜盤，付餐券後，由工作人員給分一份菜，分給我的肉總比別人的小，或者僅是一塊骨頭，後來幾個中國同學碰面聊天，原來大家的待遇正相同。在課室裏，老師、同學很友好，甚至熱情，藝術學習中無國籍了，藝術中感情的真偽一目了然。是西方藝術的魅力吸引我漂洋過海，負笈天涯。為了到西方留學，我付出了全部精力，甚至身家性命，這個美夢終於實現了，但現實的巴黎不是夢中的巴黎，錯把梁園認家園，我雖屬法國政府的公費留學生，但卻是一個異國的靈魂失落者。學習，美好的學習，醉人的學習，但不知不覺間，我帶著敵情觀念在學習。我不屬於法蘭西，我的土壤在祖國，我不信在祖國土壤上成長的樹矮于大洋彼岸的樹。“中國的巨人只能在中國土地上成長，只有中國的巨人才能同外國的巨人較量”，這是我的偏激之言，肺腑之言。 北京，1950年。大概由於也吃過那麼多苦，常常想起玄奘，珍惜玄奘取來的經典。我將取來的經傳給美術學院的學生，從此我被確認為資産階級形式主義者，承受各式各樣的批判。從童年到青年，我認識的祖國是苦難的祖國，我想在作品中銘刻這深重的苦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放初期的鑼鼓和彩旗豈能掩飾百年的貧窮真實，但我構思的作品一幅也不許可誕生，胎死腹中，最近我發表了短文《死胎》，抒寫50年前胎死腹中的母親的沉重。無法觸及深層的社會題材，我改弦易轍，改行作風景畫，歌頌山河，夾雜長歌當哭的心態。離開巴黎，我對西方的敵情觀念並未消減，反而更為強烈。每作畫，往往考慮到背後有兩個觀眾，一個是我的老鄉，一個是西方的專家，能同時感染他們嗎？難，我以我這一生拼搏在這個“難”字上了。 我經常參加全國性的大型美展之評選。“內容決定形式”成了美術創作的法律，於是作品成了政治口號的圖解，許多年輕人很用功，很認真，赤膽忠心，但不理解造型美的基本規律，製作了大批無美感的圖畫。我自己在教學中仍悄悄給學生們灌輸形式美的營養，冒著毒害青年的罪名。果然有一位學生被直接毒害了，他的畢業創作我評5分，但系裏用集體評分辦法改評為2分，不及格，影響畢業。1979年是大手筆在中國大地上劃出的一條歷史分界線，我有幸被劃入80年代。從1979年起，我公開發表在教室裏對學生的悄悄話：“繪畫的形式美”，“內容決定形式？”“關於抽象美”。毫不掩飾地説，我發表這些必然引火燒身的文章，確是懷了救救中國美術的心情，救救中國美術是為了與外國美術較量，我的敵情觀念始終沒有淡化，雖然自己倒站在了中國美術界主流派的敵對方位，成為眾矢之的。 與外國的交流多起來，形式美、抽象美等等早都成了流行語，時髦話，但天下永不太平，我又惹了是非，是對待筆墨和傳統的立場問題了。 祖先的輝煌不是子孫的光環，近代陳陳相因、千篇一律的“中國畫”確如李小山呼籲的將走入窮途末路。我聽老師的話大量臨摹過近代水墨畫，深感近親婚姻的惡果。因之從70年代中期起徹底拋棄舊程式，探索中國畫的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其實就是結合現代人的生活、審美口味，而現代的生活與審美口味是緣于受了外來的影響。現代中國人與現代外國人有距離，但現代中國人與古代中國人距離更遙遠。要在傳統基礎上發展現代化，話很正確，並表達了民族的感情，但實踐中情況卻複雜得多多。傳統本身在不斷變化，傳誰的統？反傳統，反反傳統，反反反傳統，在反反反反反中形成了大傳統。叛逆不一定是創造，但創造中必有叛逆，如果遇上傳統與創新間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則創新重於傳統。從達·芬奇到馬蒂斯，從吳道子到梁楷，都證實是反反反的結果。中國近代畫家中有思想有創造性者首推石濤，他的“一畫之法”闡明瞭他對“法”的觀念，認為法服從感受，每次感受不同，法(也可説筆墨)隨之而變，故曰“一法貫眾法”“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別人攻擊他沒有古人筆墨，他的畫語錄可説是針對性的反擊：即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筆墨”誤了終生，誤了中國繪畫的前程，因為反本求末，以“筆墨”之優劣當做了評畫的標準。筆墨屬於技巧，技巧包含筆墨，筆墨卻不能包括技巧，何況技巧還只是表達作者感情的手段和奴才。針對以上情況，我發表了“筆墨等於零”的觀點，這個零，是指筆墨價值的統一標準，故開宗明義，我強調：“脫離了具體畫面，孤立談筆墨的價值，其價值等於零。”我自己同時在油彩和墨彩中探索，竭力想在紙上的墨彩中開闢寬廣的大道，因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紙上的中國畫沒有前途了。由於敵情觀念和不服氣吧，願紙上的新中國畫能與油畫較量，以獨特的面貌屹立於世界藝術之林，從這個角度看，我對中國畫不是革命黨，倒屬保皇黨了。 魯迅先生説過因腹背受敵，必須橫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橫站在中、西之間，古、今之間，但居然橫站了50年，存在了50年，緣于祖國正在大步前進，文藝作家享受到日益寬容的氛圍，今值大慶之年，以此短文回顧昨日，祝賀今天和明朝。 載《文匯報》1999年10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