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海報

展覽名稱：往來千載間—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

出品人：楊凈

策展人：徐驥

聯合策展人：寧靜

展覽時間：2020年11月7日－2021年1月4日

展覽地點：重慶市江北區盤溪路70號  徐悲鴻美術館·重慶

主辦單位：中國重慶市江北區委，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政府，徐悲鴻紀念館

承辦單位：重慶市江北區文化旅遊委，徐悲鴻美術館·重慶，時代悲鴻（北京）文化藝術中心

學術支援：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

展覽視覺：Gervision格局創界文化

徐悲鴻美術館·重慶

三人行

1927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風起雲湧的一年，新文化與舊文化交流激蕩，此起彼伏。這一年，已經65歲的齊白石在北平剛買下跨車衚同15號的院落不久，這位民間鄉野起家的國畫大師終於在北平的藝術市場站住了腳，結束了北漂的生活。他只是一個畫家，不關心時事，只是覺得國畫應該求新求變，和傳統的文人畫拉開距離。他的這種勇於變革的性情確實與那個時代的精神暗合，但對他而言這不過是湖南人天生的“霸蠻”不服輸而已，既無關新思想，也無關舊思想，他既不怎麼看古畫，也不怎麼看別人的畫，除了在老家與湖南的幾位業師學書畫外，近人他大概只學過吳昌碩，並且憑這股霸蠻之氣自成一家，後期與吳昌碩雙峰並立。當時的齊白石過上了定居的生活，還被林風眠聘為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專科學校的中國畫教授。這是齊白石第一次被傳統國畫界之外的藝術家所看重。林風眠對齊白石的認可只是一個先聲，翌年，齊白石才真正等到了改變他藝術命運的伯樂—徐悲鴻，或許這是齊白石的天命，只有受過西式教育，能夠從更開闊的眼光來看待他的藝術的人，才會認為他這樣一個鄉土出身的畫家也可以當大學教授。因林風眠不見容于傳統派，很快便辭去北平大學藝專之職而赴杭州任西湖藝專校長去了。

1948年,徐悲鴻與齊白石在宅中合影

與白石老人不同，張大千對習古人充滿了熱情，正因他有集古人之大成的天賦和努力鑽研，他模倣的功夫堪稱奇才。也是在1927年，張大千仗著倣石濤亂真的絕技在上海初露頭角，開始了他 “海漂”生涯。不過他和齊白石一樣，只想做一個純粹的畫家，並憑著過人的天分和情商，每日呼朋引伴，過著自由的藝術生活。

1936年,徐悲鴻帶藝術系學生赴黃山寫生，巧遇張大千，併合影留念

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摩登的城市，新文化新思想在那裏有尚佳的土壤。這一年，悲鴻先生剛剛赴歐學成歸國不久，在上海與田漢、歐陽予倩共創南國藝術學院，這所學院以文學、繪畫、音樂、戲劇、電影五種門類來推動現實主義藝術對普羅大眾的關懷與啟蒙，徐悲鴻正是在這一年初識了張大千。

徐悲鴻／齊白石合作《蜀葵蝦》，宣紙，101cmx35cm，1948年

1928年，徐悲鴻赴北平受聘于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結識了齊白石，對於自覺擔負起復興中國美術、改良中國畫大任的徐悲鴻來説，其“大膽吸收新的以寫生為基礎訓練”是他的教學方向，但徐悲鴻的藝術理念與北平的氛圍格格不入。他在北平孤掌難鳴，不到三個月就束裝南歸了。春季開學，徐悲鴻就回到中大藝術科的課堂上。儘管徐悲鴻最初的教育生涯是從受挫開始的，但這絲毫也沒有損壞他作為一個教育家的天賦。所以雖然在藝術理念上徐悲鴻與齊白石、張大千並不相同，但這並不妨礙徐悲鴻欣賞並推崇這兩位日後同被尊為大師的藝術家，甚至可以説，對這兩位的發現是徐悲鴻成為偉大教育家的一塊試金石—發現別人的長處還能給予無私的支援，是一個教育家最難能可貴的品質。在結識齊、張二人不數年後，徐悲鴻很快便認定他們是在“師造化”一途悟得大道，能一改國畫頹勢的當代藝術家。二人各自最著名的標簽—“五百年來一大千”與“致廣大、盡精微”，便出自徐悲鴻的盛讚。在之後的歲月裏，悲鴻先生對兩位知己的推介推崇、相助相濟可謂不遺餘力，齊、張兩位大師更視徐先生為畢生莫逆之交。悲鴻先生不但為他們編輯出版畫集，並親撰序言，而且在1942年重慶磐溪石家花園創立中國美術學院研究院（並非今日之同名院校）時，所聘正研究員唯有齊、張二人—儘管他們當年並不在渝。

齊白石／張大千合作，《荷蝦圖》，宣紙，100cmx34cm，1948年

有意思的是，雖然三人訂交之後共同參加過多次與其他藝術家的聯展，且其中有不少更是悲鴻先生策劃籌辦的，但他們在世之日卻只舉辦過唯一的一次三人聯展—1947年10月18日，天津永安飯店。而當時的整個10月，徐悲鴻都身處藝術論戰的漩渦之中。他面對的是北平固守舊傳統的畫家群體，他與他的追隨者作為革新派，與傳統派進行了一場關於國畫新舊之爭的持續而密集的輿論戰。這次聯展就舉辦于這場論戰益趨白熱化的時期。就在同一天，悲鴻先生論戰的對手通過北平市美術協會，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茶社召開新聞發佈會，對他此前刊于《中央日報》的《建立新國畫基礎》發表了辯難。

徐悲鴻／齊白石合作《蜀葵蛙》，宣紙，101cmx35cm，1948年

事實上，齊白石、張大千與徐悲鴻在追求雄強、求新求變以力改國畫頹勢的目標上是“革命的同路人”，三人各自有“師法自然”的通途。張大千超元越宋直取唐風，食古能化；齊白石取材民間，求樸拙之氣，與腐朽傳統拉開距離；徐悲鴻則西為中用，致力於以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精神來改造疏離生活、純粹以筆墨遊戲為尚的明清文人畫主流。三人雖互相欣賞，但取徑不同，風格趣旨各異，因而此前三人從無同展，固永安飯店的這場大展顯得極不尋常。展覽的具體情形或許已不可考，但對齊、張二位大師而言，這次聯展很有可能是對摯友悲鴻先生的一次以畫代説的聲援。

齊白石／張大千合作，《荷蝦圖》，宣紙，100cmx34cm，1948年

次年，徐悲鴻與張大千、齊白石分別即興合作了四幅水墨，這四件精品也是三人在國運將變之際的最後合作。此後，徐悲鴻與齊白石留在了北平，迎接解放的新中國，成為至今仍影響中國的偉大畫家，而張大千則遊歷世界，在西方贏得了“東方之筆”的國際聲譽。

齊白石 ，《月下尋舊圖》，宣紙，151cm×42 cm ，1930年初期

藝術如何發展本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論爭不過是每個時代各自的問題表徵罷了。藝術家們各持一詞，都是在試圖用自己的方式來回答時代的問題。對徐悲鴻先生而言，齊白石的藝術不師古尚古，而張大千尊的是他理想中尚未衰落的晉唐藝術，兩位大師代表了他理想中的兩端—古與今，並且最重要的是這兩端都以“造化為師”，所代表的是古今最雄強、最有朝氣、最有生命的中國畫，而悲鴻先生自身兼取中西最優秀的藝術修為以改造中國畫頹勢的執念，使得徐、齊、張三人的藝術在徐氏理念中構成了一條古今中西交匯的序列。或許我們大膽猜測：上個世紀的那場聯展是悲鴻先生內心深處的對北平論爭的一個申辯，他想吶喊的是以一種更高維度的境界與視覺角度來看待我們的藝術，這是一種能夠跨越古今中外的宏大感觀。如果評徐悲鴻先生是將中國畫裏融入西方繪畫方法，那麼週游世界的大千先生是讓西方能夠理解中國博大藝術精神的交流，是一種“東風西漸”式的努力，徐悲鴻、齊白石、張大千三人打開了東方至西方雙向交流的通途。

我們跨越時空，邀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這三位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美術家（力作）相聚于中國美術學院研究院址，以補78年前他們未能如願同舟並濟之憾事。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將偉大的藝術家們再度交匯，啟示的就是我們前輩早已展現過，如今卻被我們遺忘的宏大視野，這種視野不僅往來千載，而且跨越東西，它讓我們不但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觀中國藝術，還可從當下、從未來看中國藝術，不但從本民族看自己的藝術，還能從世界感中國藝術，甚至從中國探世界藝術。

藝術家簡介

徐悲鴻

徐悲鴻

原名壽康，後改名悲鴻。江蘇宜興屺亭鎮人。少時隨父刻苦學習傳統書畫，一九一九年留學法國，深入研習素描和油畫。歸國後長期從事美術教育，先後任教于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和北平藝專。三十年代在歐洲各國舉辦中國現代藝術展覽，推動中國藝術走向世界。抗戰期間，在南洋、印度等地多次舉辦畫展，籌款支援抗戰。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奠基者和開創者。

徐悲鴻中西繪畫皆精，在引進西方寫實藝術的同時提倡關注現實，主張﹃傳統中國畫的改良﹄，注重作品的思想內涵和時代精神。曾創作《九方皋》《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等寓有進步思想的大幅歷史主題繪畫，影響甚巨。尤以奔馬聞名於世。

齊白石

齊白石

原名純芝，字渭青，號蘭亭。後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湖南湘潭人。初以木匠為業，後專門拜師學習詩畫，後成以書畫為生的職業畫家。一九一七年赴京後，結識京城名家陳師曾，在其鼓勵下，開始﹃衰年變法﹄。一九二二年所畫山水繪畫被陳師曾攜往日本，賣價豐厚，由此在北京揚名立萬。六十歲後，﹃衰年變法﹄重視創造，融傳統寫意畫和民間繪畫技法于一爐。所畫花鳥蟲魚蝦蟹，筆墨縱橫雄健，造型簡練質樸，色彩鮮明熱烈；闊筆寫意花卉與微毫畢現的草蟲巧妙結合，神態活現。論畫謂﹃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世。﹄盧溝橋事變後辭教蟄居，拒與日寇漢奸合作。一九四六年被徐悲鴻聘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名譽教授，一九四七年任教于清華大學營造係。畢生受徐悲鴻推崇，與徐為莫逆之交。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名譽教授。一九五〇年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一九五三年被文化部授予﹃傑出的人民藝術家﹄稱號，同年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一任理事會主席。一九五六年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授予國際和平獎金。九月十六日于北京醫院逝世。

張大千

張大千

張大千，名張爰，一八九九年生於四川內江。曾赴日本京都學習染織，由日返滬後拜上海書法家曾熙、李瑞清為師。因念未婚妻謝舜華去世而曾出家為僧三月，法名大千。一九二一年開始臨倣石濤，漸在上海揚名。一九二八年與徐悲鴻初識于上海，此後成為畢生知交好友。一九三七年因七·七盧溝橋事變困居北平，應故宮文物陳列所之聘，任國畫研究班導師。一九三八年，駐北平日本司令部多次派漢奸勸張大千齣任偽職，張推諉不從，化裝逃出北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率領子侄門人赴莫高窟考察臨摹壁畫，畫風為之一變。一九五二年籌劃移居南美,後遷居阿根廷首都近郊曼多灑，受到阿總統貝隆及夫人接見。一九五六年在法國尼斯港的“加尼福裏尼”別墅與畢加索會晤，西方報紙將這次會晤譽為“藝術界的高峰會議”“中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此後屢獲國際盛譽，一九八三年心臟病復發，醫治無效，于四月二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