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樸棲甫（park seo-bo）一直活躍在南韓當代藝術界的前沿，並不斷熱切追求其自身的發展，而他亦以此聞名於世。樸棲甫于1956年開始了他的藝術之旅，為戰後南韓抽象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于1957年成立了南韓現代藝術家聯合會（korea modern artists association），向現有的美學實踐以及學術藝術（academic art）理論提出了挑戰，也因此極大地影響了與其同時代的藝術家。他對現代歐洲藝術概念的興趣使得他的作品不具有明顯的形式但是卻透露出自由表現主義的痕跡，而這正是南韓抽象藝術戰後發展壯大的informale風格的源頭。樸棲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包括“原生質（protoplasm）”和Genoplasm 系列作品都是informale風格的作品，並利用了存在主義的方法，他創作出了一種特有的語言對時間意識和存在意識提出了質疑。八十年，“描法”（“秘密方法secret method”）系列作品使他形成了他如今聞名於世的單色風格。ecriture一詞源自法語“écrit”，意為“描法”。“描法”系列作品的特點是，單色背景中對線條的探究。極簡主義的平面上點綴著鉛筆勾勒出的線條的無數凹痕，以強調手的重復活動。鉛筆所創造出來的這些粗糙而有手感的凹痕在不斷的重復活動中、藝術家不斷傾空其自身的活動中得以完成。

藝術中國近期專訪了樸棲甫先生。

藝術中國：您是如何將現代審美觀念同傳統的東方審美觀念相結合的？

樸棲甫：這個問題用一兩句話很難解釋出來。就像我經常説的，中國人的智慧是一個源泉，我們通過中國的老莊思想，歷史文化能學到很多東西，這其中很多都是在生活中點滴積累出來的。但是奇怪的是，在中國的這些優秀的思想，在藝術作品中卻完全找不到這些東西的影子。這樣豐富的文化卻不能表現出其豐富的狀態，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東洋文化的遺失感。但是過了很久之後再看這樣的現象，就像我所説的南韓70年代的藝術運動，思想上的掏空，打破固有的方式，這些方面有著驚人的歷史上的一致性。在這個角度上，雖然簡短一句話説不清楚，但是現代和傳統的精神是相輔相成的。

藝術中國：您如何看待南韓當代藝術的發展？

樸棲甫：這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説呢？我認為南韓藝術最高峰是70年代，50年代我們經歷過戰爭的痛苦之後，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種考驗。以這個為基礎，我們國家發展方向的討論，各種傳統與近現代化差異的衝突下，産生了很多的素材。於是進入了70年代後，我到底是誰、我在做著什麼，會産生對自己這樣的懷疑。對已經過去的五六十年代的行為的一種反思。最後的結論和老莊思想非常一致，自然是一種智慧，這樣自發的思潮之後産生了很獨特的魅力，70年代的文化是最有韻味的時期。我們國家的很多普通人都推崇的一種方式，即使不變現出來，這和極簡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極簡主義是指最細微的表現方法，我們倡導的則是把形式主義全部拋掉，是完全的不表現。就像我經常説，人們原來都認為容器要裝滿水才有魅力，經過70年代的運動之後南韓的藝術家明白，不要只看重眼前，將瓷器容器掏空之後，它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反而是更充實、更有內涵的。這是南韓70年代最大的特點和形式，也是我所認為的中國藝術家們現在正在進行的掏空自己的一種運動。我也希望中國藝術，也能因此達到跟南韓70年代一樣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