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建立中國支點 構建和諧世界——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下）

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自2003年創辦以來，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雙年展之一，也成為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雙年展之一。本期藝術沙龍我們邀請到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策委會召集人陶勤，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策委會召集人王鏞，共同就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的誕生、發展與未來展開對話。

傳播匹配大國的主流國家形象

藝術中國：首先，雙年展是20世紀以來國際上非常流行的大型學術展覽形式，如威尼斯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德國卡塞爾文獻展。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是怎樣的一個契機促成了北京雙年展的誕生？

陶勤：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國際社會其實有了解中國當代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狀態的願望。藝術是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形象很好的載體。但是我們看到，西方社會舉辦的展覽呈現的中國面貌往往是片面的或者有失偏頗的，這説明國際社會存在著一個表現中國現實的西方標簽。我們如何以主流美術的形式真正地傳播中國的國際形象？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我們有必要把中國的主流美術置於一個國際化的界面，在國際的視野裏，真正地傳播我們中國的形象，而雙年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

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從2002年開始提出立項，2002年9月18日下午，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具有美術史意義的下午。因為我們立項成功，國務院已經批准我們可以在2003年舉辦雙年展，所以那天下午，我們舉辦了首屆北京雙年展的第一次策劃委員會會議。那天下午的討論足足有四個多小時，最後確定首屆北京雙年展以繪畫和雕塑作為展品的主調，並把“創新、當代性與地域性”作為主題寫入展覽。這兩項都被寫入了章程，也弘揚了我們的審美價值觀。經過這些年的運作，可以看到我們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

王鏞：實際上自1895年威尼斯雙年展創立以來，特別是在20世紀的下半葉，很多國家都在舉辦雙年展，這成為了一種風潮，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有很多也在舉辦雙年展。發展中國家也希望在世界藝壇上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2002年1月，我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的名譽主席靳尚誼先生一起到孟加拉國參加第十屆達卡雙年展。當時我們感觸很深，孟加拉國很小，又不是很發達，都能夠舉辦十屆（20年）雙年展，達卡是孟加拉國的首都，而我們中國的首都北京還沒有一個相應的雙年展。當時很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藝術家都問我：什麼時候你們北京辦個雙年展我們也能去參展呢？回來正好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和中國美術家協會之間舉行了一個春節座談會。當時我就提出來，中國應該擴大文化交流，比如舉辦北京雙年展，結果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同志特別感興趣，説“我們陶勤也早就有這個想法，在前一年就提出要辦一個北京雙年展”，叫我趕緊寫一個報告。於是我就寫了一個關於籌辦中國北京藝術雙年展的可行性報告，當時叫藝術雙年展，後來還是覺得在中國“美術”這個詞比較流行，就叫美術雙年展了。報告給了當時國務院領導，就批下來了。當然這個是經歷了一個很複雜很艱難的申報過程，劉大為同志為申報這個項目也做出了突出貢獻。

我們怎麼想的呢？我們就想，中國現在經濟上已經開始崛起，那麼文化也應該相應地崛起，或者説文化也應該在世界上産生更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的報告就強調了舉辦北京雙年展的世界文化戰略意義。在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當中，中國儘管經濟上已經很繁榮了，但是在文化上聲音還比較微弱。魯迅當年就講過，他認為是“無聲的中國”，就是在世界上沒有發出應有的聲音。我們舉辦這個展覽希望在世界上能夠有自己的發言權。我們作為東道主，邀請世界各國到中國來辦雙年展，就可以體現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又能體現出中國不是一個封閉的、保守的國家，而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國家。

我們第一屆雙年展能夠邀請到45個國家，這跟陶秘書長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而且後來第6屆北京雙年展的時候到了96個國家，這是很了不起的,這個參展國的數字目前是世界第一的

藝術中國沙龍現場

構建和諧世界，以學術主題引發人類共鳴

藝術中國：第一屆的主題叫“創新、當代性與地域性”，這個問題直至今天仍然是世界藝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主題是怎麼提出的呢？

王鏞：這也是我們大家討論的結果。雙年展的主題現在看來很重要，但是早期都是沒有主題的，到了20世紀中期，才樹立了主題意識。我們在討論主題的時候希望能夠體現北京雙年展總體的策劃思想。當今時代特別提倡創新，包括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的重要性。我們的創新規定了一個當代性，一個地域性。當代性主要是指國際性，當代國際藝術的共同潮流或者趨勢，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又強調地域性，即文化的多元。我們現在雖然經濟全球化了，但是文化不應該一體化。在當代性中我們兼顧了國際藝術潮流和各個國家、地區的藝術特色，反對文化一體化或者西方化。我們希望通過創新、當代性與地域性，促進當代國際藝術的多元發展，這也符合藝術自身的規律。

藝術中國：首屆北京美術雙年展籌備組織時，各個使館的反應是怎樣的呢？陶秘書長能不能幫我們回憶一下。

陶勤：説實話我們第一次做北京雙年展的時候，包括劉大為主席都特別擔心外國藝術家不來參加，所以我們幾乎是每個使館都走到，結交了很多外交界的朋友。其實我覺得我們推出北京雙年展，不光是要在國際藝術界發出聲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為人民外交做出貢獻。所以我們在跟這些使館聯繫、溝通的過程中，讓他們對我們的章程和主題産生共鳴，然後他們會及時地把這些資訊傳達給國內的外交部、文化部，然後再通過文化部下達給藝術院校、美術館以及美術團體，這個過程其實是在無形地幫我們做宣傳。所以北京雙年展應該説是中國美術的國際大公關。十多年來成果很顯著，如果沒有國際公關在後面，不可能從45個國家逐漸發展到96個國家。因為參展國數量的增加不單純是一個數字的提升，它實實在在地體現了中國美術的國際號召力越來越強大了。

藝術中國：從第一屆的主題“創新、當代性和地域性”一直到“當代藝術的人文關懷”以及“色彩與奧林匹克”、“生態與家園”、“未來與現實”、“機遇與夢想”，包括我們這一屆的“絲路與世界文明”，北京雙年展的主題是基於怎樣的學術判斷和價值關懷？

王鏞：北京雙年展最根本的出發點是構建和諧世界，這是我們幾屆雙年展下來的共同理念。在這些主題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兩個，一個是“色彩與奧林匹克”，當時我們提的“色彩與奧林匹克”不光是要表現體育競技，還要表現體育精神。就像當時北京奧運會提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們是通過色彩來表現奧林匹克精神，通過體育來提升精神道德的思想，這屆展覽我認為是比較成功的一屆。

還有一屆就是“生態與家園”，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屆展覽是非常成功的。這個主題恰恰體現了我們對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的關注。生態問題在中國、在世界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如何保護我們的家園——不光是自然家園，還有精神家園，這確實引發我們很深刻的現實思考。這屆雙年展外國藝術家參展非常踴躍，所以展品的品質也比較高，出了很多感人的作品。再比如“記憶與夢想”。記憶，主要是歷史的記憶，尤其去年是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這激發了很多藝術家反思戰爭、呼籲和平等感人的情感。

總的來講，我們的策劃思想都是圍繞構建和諧世界這個理念來的。這個理念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人類的。我們之所以一直引起世界各國藝術家的關注，不僅僅是我們採用繪畫和雕塑這種展陳的形式，也是因為我們的策劃理念符合人類追求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願望。

陶勤：我們在走訪使館的過程中，首先就要跟對方解釋展覽主題，只有對方認可主題才會把資訊傳達給國內。主題是我們的一面旗幟。我們在策劃過程中，一定要考慮主題的延展力度要大。因為我們不能居高臨下地讓外國藝術家進行與己無關的命題創作。我們希望以全球的關聯性來引發人類的共鳴。這幾屆展覽辦下來都是非常成功的，也體現了我們集體策劃的智慧。像“色彩與奧利匹克”那一屆，挪威王后參觀後覺得展覽非常精彩。“生態與家園”則表明瞭我們中國藝術家的藝術擔當，要用藝術的形式來告誡全人類我們生活的地球面臨的危機等。去年的“記憶與夢想””也跟當下熱議的中國夢聯繫起來，所以我們的主題既有時代性，又有國際性，儘量不給藝術家束縛，又能引起很多共鳴。所以這些主題得到了全世界藝術家的呼應，從外國藝術家的創作題材，甚至從他作品的標題和説明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他是認真地閱讀了我們的主題的，因此主題也是闡發我們文化主張很好的載體。

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策委會召集人陶勤

世界繪畫與雕塑的“中國支點”

藝術中國：剛剛有提到，繪畫和雕塑是北京雙年展的主要作品形式，多年來已成為北京雙年展的一個重要特色，從學術的方面來解讀，為何選擇了這種方式呢？

王鏞：繪畫和雕塑是比較傳統的藝術形式，尤其在中國，繪畫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繪畫和雕塑也是主要的藝術形式，而到了現代以後，尤其是後現代，發生了一些變化，即所謂的“藝術終結”，傳統的藝術形式終結了。繪畫和雕塑在國外的雙年展中不佔主要的地位了，取而代之，主要是裝置、影像、新媒體等等藝術形式。我們最初舉辦北京雙年展的時候，大家都討論了這個問題。

首先從繪畫、雕塑本身來説，它並沒有終結，並沒有窮盡其所有發展的可能，並沒有過時，還有持續發展的生命力，可以産生新時代的精品。再者，從中國美術界的現狀來講，我們主要的藝術創作形式還是繪畫和雕塑。我們的審美價值判斷，或者説藝術評價體系也比較適合繪畫和雕塑，繪畫和雕塑的評價體系在中國比較成熟。相對來説，裝置、影像的評價體系還不太成熟。不光是中國，國外的評價體系也不成熟，沒有大家公認的裝置藝術評價體系，隨意性很大。所以對於北京雙年展來講，以繪畫和雕塑為主要形式，應該説是符合中國美術界的現狀，也是符合當代藝術世界的整個發展趨勢的。

這些年我們去國外考察，有些雙年展開始出現繪畫回歸的跡象。我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銷拜見他們的藝術史系主任惠特曼，我説是不是現在繪畫都已經終結了，主要就是影視和裝置了，他説不是，繪畫正在回歸，而且他的判斷基本上和我們一致，認為繪畫雕塑並沒有過時。這種形式給它注入新的精神，它同樣是一種創新。所以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堅持這個。

還有一個方面，現在世界各國很多優秀的畫家、雕塑家，在新藝術形式的影響之下，都處於邊緣地位。雖然他們畫得很好，但是沒有市場和展覽的機會。北京雙年展以繪畫雕塑為主，等於重新建構了一個繪畫、雕塑展示的中心。這些被邊緣化的繪畫家和雕塑家重新找到了這個中心，所以他們對北京雙年展以繪畫、雕塑為主的形式非常認可。很多的外國參展藝術家説北京雙年展這是當代世界繪畫雕塑的中國支點，這個評價非常高。我覺得這個意義就不限于發展我們中國的當代藝術，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世界當代藝術也是一種引領和促進。

陶勤： 王鏞先生提到了“中國支點”，這個話是瑞典藝術家説的，他説“中國為世界藝術建立了一個支點，使傾斜于美國的全球當代藝術漸漸趨於平衡”，這是北京雙年展對世界的貢獻，我想他説的是很有道理的。第一屆北京雙年展開幕後，一個芬蘭的女記者採訪劉大為主席，她問：“世界上的雙年展大部分展示新媒體藝術、觀念藝術，北京雙年展還強調繪畫和雕塑，會不會怕被人家説落伍？”劉大為主席説：“大家説藝術作品都要追求個性，那麼藝術展覽不需要個性嗎？”因為世界上已經有一百多個展示新當代藝術的雙年展了，如果北京雙年展再做，那肯定淹沒在裏面。中國藝術的特長是以繪畫和雕塑為主的架上藝術，我們若真的亦步亦趨去展示新的當代藝術，那就真的是不會有太大價值，也沒有這麼多人來響應。

現在看起來，世界上從事繪畫、雕塑的藝術家其實是很多的。我們做過一次調查，大約是20%—30%的藝術家在從事新媒體藝術創作，70%—80%的藝術家都在從事傳統藝術創作。雖然國外的美術館或藝術院校推崇的是新藝術，但真正喜歡從事傳統藝術創作的藝術家還是佔大部分。有些是游離于傳統與當代之間的，當他發現了北京雙年展之後非常興奮。所以我們的參展國家會從45個發展到96個，其實是藝術家們覺得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聖地。有許多藝術家做了我們的義務宣傳員，因為他認可我們的平臺，比如這次的埃及藝術家，他就主動把我們的英文版章程推送到他的Facebook上，馬上吸引了幾百個粉絲。還有許多藝術家都紛紛説：咱們去參加北京雙年展吧，那個雙年展跟別的雙年展都不一樣。這就説明世界需要北京雙年展，強調繪畫和雕塑的當代形態。我們是在創新，激發傳統藝術的當代生命活力，解決所謂的繪畫滅亡論的世界性問題，這是中國美術對世界藝術的一個貢獻。

堅持尊重與維護文化多樣性

藝術中國：從參展國家的數量上也看到了各國的響應程度，首屆45個國家，去年是96個國家，明年可能要超過100個，您對各個使館的反應是最了解的，有什麼故事嗎？

陶勤：其實創立北京雙年展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要促進亞非拉藝術的協調。我們在選擇參展國的時候，從來就沒有老盯著西方發達國家，中國美術絕對不會嫌貧愛富。其實在第三世界國家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而且他們沒有機會參加國際性的大展，但中國尊重他們，包容他們，所以他們非常踴躍，參展國家才會不斷地增長。

有一屆我記得非常清楚，本來是兩年一屆，但那屆我們跟全國美展重合了，所以我們推遲了一年。當時就有使館主動來問我們，説“國內文化部給我們發函，説北京雙年展應該是兩年一屆，章程應該出來了，為什麼沒來跟我們聯繫呢？是不是這屆不要我們參加了？”我聽了後覺得特別欣慰，因為我們已經吸引了定向的關注，而且這個定向關注的群體不光是國外的藝術家，已經是國外的文化和外交政府機構了，所以北京雙年展是人文外交的一個很好的體現。

威尼斯雙年展的規模比我們大很多，但是參展國沒有我們多，就是因為它不是那麼普遍地尊重各國的當代藝術。北京雙年展最大的功能就是取得了中國美術跟世界廣泛平等對話的平臺，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藝術中國：北京雙年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平時很少關注的國家的當代藝術，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作品裏，有沒有一些是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

王鏞：發展中國家的藝術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多多少少都能夠體現他本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這點我感觸特別深。像拉丁美洲很多國家，如墨西哥、秘魯，有一種魔幻現實主義，這種魔幻現實主義從根源上和瑪雅文化、神秘主義是直接有關的。哪怕是表現一個很自然的場景，都有一個象徵意義。其他各國也都是這樣，包括造型、色彩、構圖等各個方面都體現了本土傳統文化的氣息。這麼多屆雙年展下來，每個國家的作品都是不相同的，都有本國的特色。在這點上，我們實現了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多元共存，和諧發展，文化是多姿多彩的，絕不是單一的。

陶勤： 中國是聯合國文化多樣性宣言的發起國之一，維護文化多樣性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的前衛藝術可以説是一統天下，實驗藝術完全蓋過了傳統的架上藝術，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有位法國藝術家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味求新求變的前衛藝術面臨著一些危機，他説：如果藝術要保持生機和活力，就要拋棄這種不顧一切地追求新奇的做法，因為這樣容易變成一種觀念濫用和語言濫用。可以看到，有些過火的行為藝術已經完全突破了人的審美底線，如果我們不加以反駁，那就沒有我們存在的意義。北京雙年展堅守住了傳統藝術的這塊陣地，又在這個基礎上推陳出新，所以維護了文化的多樣性。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策委會召集人王鏞（右）

第七屆北京雙年展——用藝術發現世界文明交流的驚喜

藝術中國：明年第七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提出的主題是“絲路和世界文明”，這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當下各國的文明交流現狀一定有密切關係，這一屆的主題是如何誕生的？

王鏞：“絲路與世界文明”也是經過策劃委員會的多次討論，大多數策劃委員不約而同地提了“絲路”這個主題，後來大家就“絲路與世界文明”達成了一致。因為絲綢之路不僅是在中國境內，而且延伸到歐亞大陸，海上絲綢之路輻射的範圍更廣，它是一個世界文明的道路。絲綢之路不光是國際貿易往來，更重要的是國際文明交流的渠道，世界文明在絲綢之路上匯合，通過文化交流産生了新的文明、新的形態，豐富了整個世界文明。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主題一方面是呼應了中國政府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的思想，另一方面充分地尊重了藝術自身的規律，並不是圖解“一帶一路”倡議，而是要用藝術的形式來表達絲路與世界文明交流的主題。

陶勤：廣泛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可能很早很早就開始了，可以説絲綢之路是連接世界文明的紐帶。我們推出“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的主題，當然也是呼應了習主席“一帶一路”的號召，因為“一帶一路”需要文化先行。我們在考慮主題的時候，也想到絲路沿線國家只有60多個，但是我們第七屆參展國的目標要突破100個，所以我們把絲路和世界文明並置，避免了非沿線的國家不來參展。

我們認為絲路是連接世界文明的紐帶，我們希望通過這屆展覽，多多挖掘中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以及其他文明對中國的影響，或者是其他文明彼此之間的影響。所以希望這屆是發現更多奇跡、更多驚喜的展覽，不單具有當下性，還具有文獻性，可以産生很多視覺貢獻，是一個發現的展覽，發現中外交互的關係，發現藝術創造可以突破無窮的時空限制，所以我對這屆展覽非常期待。

我們花了很多功夫去走訪使館，應該説第七屆的組織工作超過了任何一屆，我在走訪使館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資訊。首先，我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外交官對“一帶一路”不了解的，而且了解得很深刻。比如印尼使館的文化參贊説：“習主席就是在我們印尼提出的要建海上絲綢之路”。羅馬尼亞的文化參贊説：“這屆的主題比你們往屆的主題都好，因為更好地闡釋了藝術和平推進人類文化共同發展。我們羅馬尼亞有一個人早在康熙時期就作為俄國的使者出訪了清朝，並回國寫了著作，其實他也是東歐的馬可波羅”。這些發現都讓我們覺得很欣喜。

敘利亞的大使講了一個故事也很令我感動，他説十多年前他是敘利亞駐美國大使，他非常熱愛文化，有一天他拿著敘利亞的藝術資料到紐約曼哈頓一個很著名的畫廊去，想推薦他們國家的藝術家展出，畫廊老闆説：“敘利亞的藝術是什麼樣的我不知道，可能要在我這兒展出很難吧。”沒給他任何説話的機會，但是他把一張敘利亞當代藝術的光碟放在桌子上了。過兩個小時後他接到那個老闆的電話，説：“大使，你真的確定這個光碟裏面的藝術家的作品是你們敘利亞的嗎？”他説：“那當然啊。”老闆説：“如果是，那就太驚喜了，我一定讓他展覽。”這個敘利亞大使説，我過兩個月回國述職，我就把發動藝術家參加北京雙年展作為述職的一個任務，所以我覺得就算是戰亂國家的外交官他們也都非常地了解文化對他們國家國際地位的提升是多麼的重要！

藝術中國：我們了解到7月舉行的第七屆北京雙年展的主題創作研討會開得非常熱烈，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對於藝術家的創作思路提出了哪些意見，對藝術家的創作有哪些借鑒之處？

王鏞： 當時大家提了很多意見，而且和一些藝術家本人進行了互動。總的意見是大家基本上能夠扣緊主題創作“絲路與世界文明”，但是個別的作品還有圖解的痕跡，希望“絲路與世界文明”的創作不是簡單地去描繪古籍，古代的遺跡、風景，而更多地應該注入人文色彩，把歷史的豐富性和生動性充分地表現出來，尤其是和那種圖解式的作品拉開距離，要發揮藝術家的想像力。

再者，絲路不僅是經濟貿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所以應該把文化交流作為重點表現題材，不僅是物質文化的，更多的是精神文化，比如宗教、語言、文字、繪畫、雕塑等的交流。我主要研究印度美術，實際上很多印度古代雕塑、佛教藝術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而中國的很多藝術也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國家，所以絲路的創作思路很開闊，不要限于緊緊描繪貿易、古跡。

還有就是“絲路與世界文明”不是僅僅創作古代的文化交流，還應該表現當代人民的生活，包括絲路沿線乃至整個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現狀。我們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恢復古代的絲路，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帶。這樣的話，題材就會更加寬泛。有些表現當代生活的不一定是直接描繪絲路，但是它是當代在絲路的發展過程中産生的新成果。所以我們在闡釋主題的時候也特別強調表現絲路精神，就是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精神。絲路上留到今天的還是精神文化上的産品，包括我們的四大發明、西方很多的優秀文化産品。

很多藝術家可能對整個絲路還不是特別熟悉，北京雙年展辦公室就系統地梳理了絲綢之路古代的歷史發展情況和相關的文獻、圖像資料供藝術家參考，但也不是説讓藝術家簡單地複製這些圖片資料，還是要經過一些個性化的思考。我們也希望每個國家都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他們關注的焦點發揮本土藝術的優勢，創造出符合第七屆雙年展的藝術作品。

眺望未來——堅持百年，向世界發出中國藝術主張

藝術中國：絲綢之路是人類文化、文明交流的縮影，作為國際文化交流平臺的北京雙年展也是向歷史致敬，開創新的光景。對於北京雙年展的未來，您希望它形成怎樣的風格？

陶勤：北京雙年展是2002年正式立項的，所以明年是我們的15週年。15週年以“絲路和世界文明”作為主題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覺得人類社會從冷戰以來，各個不同民族、宗教的相處越來越困難，矛盾越來越激化，所以現在人類社會需要一種共同的理解力。人類要和平、合作、互利、互惠、溝通、交往，我覺得這是北京雙年展要向全世界發出的藝術主張。

未來北京雙年展要逐漸地把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都納入參展國的範疇，這當然需要進一步努力，包括需要國家財政的進一步支援，因為參展國的增加意味著經費的增加。我們走訪的目的也是希望各國的外交機構給予參展一些資助。因為自從第一次埃及駐華夫人參加了北京雙年展以後，從第一屆到上一屆，埃及外交部都為參展藝術家提供了國際機票，還有很多拉美、非洲的藝術家也都由本國提供了機票。要把建交國逐漸納入進來是一個長遠的奮鬥目標。

另外，我們在堅持以繪畫和雕塑為展品主調的同時，也要進一步給予比如雕塑的延伸——裝置、影像等新媒體藝術展示空間。因為國際藝術的當代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我們要順應時代，只要它符合我們的審美，並且從某種程度上能夠給繪畫和雕塑以新的刺激，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吸納進來。所以北京雙年展在未來要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具影響的繪畫和雕塑的展示、交流中心。

我們應該進一步強化我們的研討會。我覺得我們的研討會是很有影響力的，比如英國的藝術家就説：“當傳統的文化框架面臨解構或者重組的時候，文化交流極為重要”。奧地利藝術家説：“感謝北京雙年展組委會，希望北京雙年展一直辦下去”。另外希臘的藝術家説他非常喜歡參加雙年展的藝術研討會，因為在研討會上他得到了很多的藝術理念，對他今後的創作非常有幫助。厄瓜多的藝術家説：“北京成為他的第二個藝術故鄉”，他們的期待我們也不要辜負。

雙年展只有堅持才是勝利，威尼斯堅持了一百多年，所以它在世界領域的話語權和選擇權是無可比擬的，所以北京雙年展要一直辦下去，把它辦成世界上最大且最有影響的繪畫和雕塑的展覽和交流中心，然後促進世界的和平，進一步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因為我們要用我們先進的文化理念逐漸引導世界美術。從上一屆來看，參加者最多的是美國和法國，所以我們不光是對第三世界的國家産生影響，還已經影響了西方發達國家，前景是很樂觀的。

王鏞：威尼斯雙年展可以説開創了全世界雙年展的一個普遍的模式，特別是西方模式，北京雙年展開創了國際藝術雙年展的中國模式。這一點是和西方國家以及其他東方國家雙年展不一樣的地方。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一是始終堅持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學術主題基本都是圍繞這個的，再者就是以繪畫和雕塑為主的展覽形式，這兩點我覺得會長久地保持下去。前年我去開會，會議主題討論國際藝術雙年展的終結。實際上，威尼斯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這些老牌的雙年展都在逐漸走向衰微，而且也翻不出新的花樣。所以德國的藝術史家，漢斯·貝爾廷提出這了個問題，但我在現場説北京雙年展正好是逆勢上揚，如果説歐洲的雙年展正逐步走向衰微，而我們的雙年展卻正在逐步走向繁榮。這點和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也是一致的，中國的文化也在逐步地崛起，會在世界上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我想北京雙年展未來如果能夠堅持舉辦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它肯定會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一頁。

藝術中國：明年的主題是“絲綢之路與世界文明”，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成果和見證，我們也期待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像敦煌一樣見證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繁榮，我們也會繼續關注第七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的動態。感謝兩位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