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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見平是那種看著非常年輕，卻擁有豐富經歷的設計師。他説話很直接，也許給人的感覺有些鋒芒外露，但看問題卻直指關鍵、一針見血。在採訪的過程中，他仔細談及了中德乃至中西方的“設計差距”和“設計差異”問題。同樣尖銳的話鋒，我想大抵能夠引起一些有志之士的思考吧。
記：我知道您目前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都放在德國，最初移居柏林的契機和主要原因是什麼？
何： “移居柏林”，聽上去像是飽食後的閒情逸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卻連想像都是奢侈的。事實上，4年浙美（中國美術學院前身）的大學教育，把我從無知帶到藝術和設計的入海口，畢業後的我其實一頭霧水，面對著那片汪洋大海，對專業的迷惑，對現代設計的憧憬，對自由世界的好奇，令我不安分守己，辭去穩定的工作，開始念外語，想西天取經。最重要的原因，也令我多年來默默感恩在心，那時已經在柏林留學的林家陽老師，他對我提供了出國留學和專業資訊的實際幫助。在90年代，那樣的幫助，是人間最美的品德。林家陽老師以自己勤奮刻苦的專業操守，感染我對平面設計的堅持。林老師1997年回國後，遺憾他沒再堅持設計創作，而走上高校政治之路。我亦遺憾終於和他愈行愈遠，雖然心中一直感激著。
記：我知道您擁有多重身份，那您目前主要的工作有哪些？
何：所有的身份，如果不能幫助提升專業修養，都沒有意義；換言之，如果和專業有衝突，就應該割捨阻礙平面設計的身份。
平面設計師所從事的工作，因為專業的範疇，通常被鎖定在印刷物概念下的前期工作。更延伸寬廣一些的，就滲入到品牌視覺、媒體傳播和空間導向的範疇，但是這些都不再單一可行，必須和其他專業合作完成。於是在技術含量下，平面設計的價值被直觀化、邊緣化，被技術化的表達所代替。真的已經到了擁有電腦技術，就能做平面設計的時代了？看看滿街滿市的橫幅、廣告牌、燈箱、路牌、標誌，有品質的平面設計還是鳳毛麟角。平面設計的社會能量，必須和社會審美成正比。在全民審美沒有提高時，單獨發力，勢必受反作用力所害。我目前從事的工作，希望能為普及平面設計的社會能量，提升社會審美做些搖旗吶喊的事情。
記：您有許多作品都非常出名，比如長著耳朵的《AGI- New Voice》（新聲），還有您的《小工作室》(small studios)都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品，您覺得您的設計思想主要來自於哪？
何：經常被人問到這樣的問題，原來，我沒有細想，覺得在客戶。或者設計要求出來前，我根本不知設計思想和創意從何而來。後來被問多了，逼自己想。我想，可能是對自己的設計挑戰、不滿，也和那些設計要求一樣，是我設計創意的來源之一。設計思想大於設計創意，我沒有完整的設計思想體系，我只是覺得自己拒絕雷同的設計，不雷同於同行，也不要雷同於自己曾做過的設計。但是久了，也覺得不必刻意，緩慢中學會自然，學會隱身於設計主題之後，學會不留痕跡的設計，應該是不難的。
記：您經常參加國內外的展覽、評選活動，包括您目前準備出版的 “AGI - 50 Years Germany”和“One by One”兩本書都是介紹國外的優秀平面設計，您覺得中國與德國的設計差距在哪？
何： 我想談下“差距”和“差異”。中國和德國的設計 “差距”，不由我來評論。政治家對設計的價值取向、全面審美、社會制度的開放性、對原創的尊重（同樣對抄襲的批評）、工業化的社會比重、商業競爭的道德化、環境概念的理解等都是造成差距的原因。在兩個國家間的設計差距並不可怕，它可能由於歷史原因、地理空間面積或者政府扶持力度等造成。只要認識到，設計對社會發展和審美的價值，必然會推動設計進步，有“差距”對提升設計進步是動力。
但可怕的是沒有“差異”，沒有“設計差異”，就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對自己歷史、生活習慣、審美取向、精神感官、語言、藝術形式等，自己國家民族的微妙個性化表現，而融入和德國（或者西方國家）一致的表現方法，我覺得追求這樣形式化的“無差異”，無疑不能帶給中國形成自己的設計語言，不能給世界設計帶來中國的設計貢獻，也無疑是隱患。雖然，我們在科技上，無論電腦、印刷設備、攝影等，全世界都在使用同樣的工具，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應該做不到形成一致性。但是，全球化（或者，更多是西方價值決定性取向）卻讓我們中國設計師幾乎清一色西方化了。隱患的形成，大學設計教育應負首責，社會需求是幫兇。應該呼籲，有“設計差異”的表現形式。
記：中國和德國都是您的家，您更傾心於柏林的林蔭大道還是杭州的山水人家？不同的國度和城市帶給您哪些不同的生活體悟和設計思考？
何：只要是家，都會有傾心的理由。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後記中談到，他在南歐撰寫這篇小説，心中也是為了隔著遙遠的距離，對本土的思考更敏感纖細，于創作大有裨益。我自己在設計創作時，對村上的這番心思，感同深受。覺得隔了地理的距離，令我對母語故土、山川江河、吉光片羽都添增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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